中国精神障碍负担30余年间上升18.4%！柳叶刀：抑郁焦虑仍是主要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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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病人数从1.31亿到1.912亿，这30年间发生了什么？

撰文：易艾蓝

过去30年，中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和深刻社会经济转型。这些变化在改善生活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心理压力。中国精神障碍负担到底有多重？与30年前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此前研究多依赖过时的数据版本，或仅聚焦特定人群、有限疾病类别，缺乏基于新方法学、覆盖全部亚型、同时提供全国和省级层面的全面评估。

2026年7月27日，一篇发表在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Western Pacific上的系统分析，基于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最新版本，分析了1990—2023年中国及33个省级行政区精神障碍的患病人数和疾病负担[1]。

图1 文献截图

10种精神障碍、全国33个省份、30余年数据分析

这项系统分析基于GBD2023已发布的中国及33个省级行政区（不含台湾地区）数据，提取、整理并呈现了1990—2023年中国及各省10种精神障碍亚型的患病情况。这10种亚型对应GBD 2023中“精神障碍”类别下的全部亚型，包括抑郁障碍、焦虑障碍、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品行障碍、进食障碍、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和其他精神障碍。

该系统分析用两个核心指标衡量疾病负担：一是患病率，指特定时间内人群中精神障碍患病人数所占的比例，通常表示为每10万人中有多少人患病；二是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可综合反映精神障碍患者因病早死损失的寿命年和因病伤残损失的健康寿命年，以“年”为计量单位。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不同，直接比较难以反映真实差异，系统分析还纳入了年龄标化患病率（ASPR）和年龄标化DALY率（ASDR），即调整年龄结构后的患病率和DALY率，使不同地区、不同年份的数据具有可比性。分析结果如下：

1、国内总体负担：30年间大幅上升，抑郁和焦虑仍是主力

与1990年相比，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现患病例从约1.31亿增至1.912亿：ASPR从每10万人11,087例升至12,706例，相当于每10万人中多了约1,600人患病，增幅14.6%。健康损失方面，因精神障碍损失的总健康寿命从约1730万年增至2640万年，ASDR从每10万人损失1451年健康寿命升至1718年，增幅18.4%。

其中，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占2023年精神障碍所致总DALY的比例最大，分别为35.6%和26.3%，并分别影响5960万和5870万人。精神分裂症则是精神障碍DALY的第三大来源。而在所有亚型中，进食障碍ASPR增幅最大，从1990年的每10万人102例升至2023年的166例，增加约63.4%。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和其他精神障碍患病率30年间没有明显变化。

2、省级差异：香港、甘肃、澳门负担最高，辽宁、天津、北京最低

与1990年相比，2023年ASPR增幅最大的是澳门（增幅25.9%），其次是湖北、香港、西藏和宁夏（如图2）。但研究提醒，许多省份不确定性区间重叠明显，这些排名应谨慎解读。2023年ASPR最高的是香港（每10万人15, 592例），其次是甘肃、澳门和山东。最低的是辽宁、天津、北京和上海。同时，ASDR最高的省份是香港，其次是澳门、山东和湖北。健康损失的地理分布与患病率大体一致：患病率高的省份，DALY率通常也高。

图2 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年龄标化患病率地图

3、性别差异：女性抑郁障碍负担更高，男性神经发育障碍负担更高

精神障碍总体负担在两性之间相当，但特定亚型的性别分布明显不同（如图3）。2023年，女性抑郁障碍ASPR达每10万人4175例，高于男性的2659例。男性则在三种神经发育和行为障碍上负担更重：孤独症谱系障碍（ASPR为785），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SPR为2753）以及品行障碍（ASPR为644）。值得注意的是，相比1990年，2023年的进食障碍ASPR在两性中增幅都最明显，女性增加65.7%，男性增加62.6%。

图3 2023年中国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精神障碍患病率与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

4、年龄差异：5—19岁、30—39岁、50—59岁年龄段负担较高

从年龄来看，2023年中国精神障碍负担在5—19岁、30—39岁和50—59岁三个年龄段相对较高。焦虑障碍在5—19岁儿童和青少年中高度流行，DALY计数峰值也出现在这一年龄段。抑郁障碍患病率在80—84岁达到峰值，但DALY计数峰值在50—59岁。进食障碍主要影响10—39岁人群，其中15—19岁女性的患病率最高。

图4 2023年中国不同年龄组精神障碍的患病率（a）和DALY率（b）。括号内数字代表95%不确定性区间。

负担上升背后：社会转型与识别改善

系统分析指出，中国精神障碍负担上升，可能与社会经济转型带来的压力有关。作者在讨论中提出一种可能解释：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在使大量人口脱贫的同时，也可能带来新的心理压力：教育与职业竞争加剧、社交媒体和数字内容消费普遍、大规模内部迁移削弱传统家庭支持网络、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社会孤立加剧。这些长期结构性压力可能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大流行的社会冲击而加重，形成与抑郁、焦虑和进食障碍等应激敏感性疾病上升一致的环境。

同时，系统分析还指出，抑郁、焦虑和进食障碍等常见障碍上升，而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等严重疾病保持相对稳定。这种分化可能反映疾病识别和报告实践的演变：严重疾病自1990年代以来已被广泛识别，而常见障碍患病率上升，可能部分源于精神卫生素养提高和社会污名减少。人们对精神障碍了解得更多、更愿意报告，一些以往未被充分识别的较轻疾病因此被更多地发现。但这只是假设性解释，未经纵向研究验证。

总结

需注意，该系统分析存在若干局限：部分地区原始数据有限，省级排名可能受数据质量影响；不同调查的诊断标准和方法不一致，可能带来偏差；模型假设合并症独立发生，可能低估身心共病的负担；计算疾病负担所用的伤残权重和严重程度标准主要来自西方人群，未必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此外，作为描述性分析，它只能说明趋势，不能直接证明社会经济因素与精神障碍负担之间的因果关系。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这项分析仍提供了目前关于中国精神障碍负担较为全面的数据。研究团队在文章最后指出：这些发现验证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战略方向，提示未来战略重点可围绕三个关键杠杆：推进结构平衡和初级保健能力，确保优质精神卫生资源覆盖服务不足地区；实施针对性全生命周期干预，把心理支持嵌入高压力工作场所、孕产妇保健、学校和老年慢性病管理等场景；营造支持性的社会数字环境，持续提升公众健康素养，并监管数字平台，防止算法过度推送压力内容，保护脆弱人群。

参考文献：

[1]Li Y, Zhu X, Shang L, et al. National and subnational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1990-2023: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TheLancetRegionalHealth–WesternPacific.2026;73:101936.doi:10.1016/j.lanwpc.2026.101936

本文来源：医学界精神心理频道

责任编辑：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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