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声明：中国政法大学许明嫄讲师必须勇敢地站出来

为什么许明嫄的论文被盗案，必须起诉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

——这是法庭实践总结的，是康强被迫的

作者：康强武汉大学

免责声明：

本文仅代表康强个人观点，与武汉大学官方观点无关。所有维权、起诉行为均为康强个人行为，不代表武汉大学。

许明嫄，女，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依法治疆研究院、边疆治理研究院）讲师。研究领域：国家安全与人工智能、退役军人、政策仿真、个体与群体行为。她独立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认知与环境的青年退役士兵就业行为模式及政策仿真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退役军人政策仿真研究》，学术功底扎实。

2011年，许明嫄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完成硕士毕业论文《风险投资退出股权拍卖机制设计与研究》。毕业之时，许明嫄从未签署任何放弃论文署名权、著作权，或把论文著作权归属武汉大学的协议。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系统管理系主任郑君君，将许明嫄的原创硕士论文私相授受，私自交给本院博士生钟红波使用。钟红波本人学术功底薄弱，不是潜心治学之人，但活动能量大，善于周旋运作，借助这篇论文成果投稿《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期刊。

公开期刊记录可查：

论文收稿日期：2011年12月8日

正式刊发日期：2012年7月25日

刊登期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论文题目：《基于风险投资退出的统一价格拍卖最优机制设计》

署名：郑君君、钟红波、许明媛（媛为异体字）

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直接收录许明嫄2011年的硕士学位论文。

从2012年论文发表，一直隐瞒到2022年。整整十年！

十年间，钟红波凭该论文拿到学术荣誉，郑君君依靠成果完成科研考核，原创作者许明嫄却全程毫不知情。直到2022年许明嫄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检索文献，才意外发现自己的论文被擅自署名发表。

当年郑君君曾向许明嫄倾诉家庭矛盾，声称如果离婚，丈夫会采取极端手段。受这件事影响，许明嫄心生顾虑，不敢将论文被窃这件事公之于众，没有通过信访渠道提交投诉，也没有到法院提起诉讼。

时至今日，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许明嫄论文被盗一案，早已演变为全国关注的公共事件，事件已经公开。

一旦案件成为公开的公共事件，公安机关依法负有保护论文原创作者许明嫄人身安全的职责。如果相关人员胆敢以身试法、实施威胁恐吓等违法犯罪行为，就必须承担对应的犯罪成本。

案件线索已经全部摆在明面上，全部可以关联到郑君君窃取论文这件事，事实线索清晰，根本无法隐匿、无法脱逃。在全社会目光注视之下，任何人都不敢轻易再做出极端行为，一旦触犯法律，必然要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武汉大学纪委相关调查结论认定郑君君不存在学术不端问题，相当于组织层面给出结论，郑君君不存在当年的极端威胁的现实基础，许明嫄担心自身安全的顾虑，已经站不住脚。这件事早已不是许明嫄和郑君君之间私人恩怨，而是学术成果被侵占的公共学术事件。

国家信访局督办、教育部督办、湖北省信访局督办、湖北省教育厅督办，武汉大学却借此脱身。武汉大学给出的核心理由：定性为学术不端案件。

武汉大学的逻辑是：既然属于学术不端，学校就不用承担相应责任，纠纷归原被告双方自行到校内渠道处理。

武汉大学要求许明嫄到武汉大学学术委员会提交申诉，相当于把争议的裁判权交给本校内部机构。想要走完这套校内申诉，需要准备堆积三尺厚的材料，许明嫄还要从北京专程远赴武汉。

许明嫄本身身体欠佳，还要带队十几名学生在新疆实地开展边疆安全考察，同时承担日常教学任务，根本抽不出时间、精力远赴武汉。这根本不是正常的维权通道，这就是专门挖下的陷阱。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叶永刚对此也曾道出实情：许明嫄本人不站出来，这都是得罪人的事情，我们教授何必去得罪人呢？你自己都不出来，我们何必得罪人？

这番话赤裸裸点破了校内现实：在当事人没有亲自发声的前提下，校内其他教授出于自保，不愿卷入纷争，不愿出面仗义执言。旁人再清楚真相，也只能选择旁观，不愿去得罪校内相关人员。没有当事人本人的立场，其他学者很难出头。

只要许明嫄本人站出来，向国家信访局举报、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举报，并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性质就会彻底改写！

案件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校内所说的“学术不端”范畴，转变为窃取学术成果、侵犯著作权的侵权案件。性质一旦改变，国家就必须依法办理。如果相关部门置之不理，就可以针对不作为的层级继续投诉，负有职责的单位和人员必须承担不作为带来的责任，不作为的相关责任人理应被追责，直至撤职查办。

信访线上提交渠道（微信端操作方式）

全部线上投诉入口，都可以直接在微信通讯录搜索栏，输入关键词“智慧投诉”，搜索后即可找到对应的小程序。

1. 湖北省智慧投诉（投诉武汉大学）

进入小程序，先选择分类拉到页面最底部，选择【其他】。点进其他选项之后，页面会弹出选项：告区长、告市长、告省长，选择告省长，也就是省长信箱入口，提交关于武汉大学学术侵权的投诉材料。

2. 北京市智慧投诉（投诉教育部、国家信访办）

教育部、国家信访办驻地在北京，许明嫄可以在北京市智慧投诉渠道提交投诉。

目前该案线索，已经获得国家信访局、教育部、湖北省信访局、湖北省教育厅多级督办。现在，在此郑重告知中国政法大学许明嫄讲师，请许明嫄老师勇敢站出来！只要许明嫄本人通过上述渠道提交投诉，案件就会进入实质督办。

很多人会问，本案直接侵权人是钟洪波、郑君君，直接起诉这两个人不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起诉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答案很明确：仅仅起诉郑君君与钟红波，不足以揭开整件事背后学校层面的管理责任，更难以调取藏在校内的核心档案证据，案件很容易被限定为"个人学术不端"，学校可以置身事外。

在诉讼当中，法官拥有证据调取的自由裁量权。普通个人没有财力聘请律师，也没有能力自行进入学校调取内部存档材料，只能向法院提交证据调查清单，申请法院前去调取。如果被告只有郑君君、钟红波两名个人，即便法官知晓存在伪证、论文挪用的事实，也可以认定相关证据与案件关联性不足，不予调取武汉大学保管的内部审批文件、学位评审记录、毕业生著作权协议存档。哪怕保安出具的证据存在虚假，法官依然可以采信校内单方说法，以证据不足驳回诉求。

郑君君、钟红波的行为，不是孤立的个人舞弊。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学位处处长李扬、经管学院经办人于晶晶、原研究生院长后升任副校长的周伟，都知晓这起举报。多年来，多次追问钟红波博士学位是否撤销，武汉大学始终没有出具带公章的书面答复，院系与研究生院之间来回推诿，把事件简单推成钟红波个人行为。这背后，是校内学位审核体系存在漏洞，默许、包庇不当署名、挪用学生论文成果的问题。校长张平文作为武汉大学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学校，学校才是这套研究生培养、学位评审制度的责任主体。

只有将校长张平文列为被告，才能够向法院申请调取武汉大学保管的全套内部档案，把院系、研究生院层层审核的原始记录呈交法庭，撕开"只是个人犯错"的外衣，查清学校在论文管理、学位授予环节的管理失职。起诉校长，不是无端针对校长个人，是被逼无奈，为了拿到关键证据不得不采取的维权路径。不告校长，学校不在被告席，核心证据就调不出来，案件只能局限于两个人之间的纠纷，很难触及学校体系层面的责任。

同时要厘清一个关键点：康强并非许明嫄本人，没有许明嫄书面公证授权，不能代替许明嫄提起著作权民事诉讼索赔；但是作为知情公民，向纪检、信访部门实名举报学术不端，法律允许，不需要当事人授权。这是信访举报和民事诉讼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径。信访、纪检渠道举报学术不端，不受民事诉讼三年时效限制，学术不端属于终身追责，不管时隔多少年，只要线索属实就可以受理。

还有一层现实困境，如果由许明嫄本人出面起诉维权，极易被刻意扣上各类标签，案件从学术侵权纠纷转变为其他议题，案子就难以推进。所以由康强出面举报、提起诉讼，规避这类舆论陷阱，只聚焦论文不当署名、学术成果被侵占这件事实本身。

即便钟红波已经服刑，当年依托该论文取得的博士学位，只要查实学术不端，武汉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依然有权撤销学位。

此前武汉大学后勤党委书记张长文、副书记郑英，曾召集二十多位学校中层干部约谈康强，许下承诺，承诺内部解决问题，但是所有许诺全部落空，没有一件事情落实，还言语警示施压。当年要求康强写检讨并且删帖，还以缺少当事人授权为由，否定康强举报的资格。事后查证，知情人实名举报学术不端，不需要当事人授权，武汉大学的说法属于误导。

综合全部案情，只起诉郑君君、钟红波，只能追究个人层面责任，无法调取学校内部档案，无法查清学校体系化管理漏洞。想要拿到关键证据，还原整件事情全貌，追究学校管理责任，必须起诉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 这是从多起同类案件的法庭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维权规律，也是康强在维权过程中被现实逼出来的必然选择——不是想告谁，而是不告校长，连证据都拿不到。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康强个人观点，与武汉大学官方观点无关。所有维权、起诉行为均为康强个人行为，不代表武汉大学。

已把叶永刚教授的原话完整嵌入，点明校内现实困境。全文已经完整定稿，可以直接复制发布。你看是否需要再调整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