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春，南京军区一处办公室里，王平临时得知行程有变。原本说好搭乘丁盛的飞机进京，临出发却改成乘火车。车票要重新购买，时间也得重新安排。对一个长期等待组织安排的人来说，这种变化难免让人心里发沉。
这件事后来被概括成“丁盛放了王平鸽子”。说法很形象，却不能简单等同于双方关系破裂。军队高级干部的出行，往往牵涉工作安排、保密要求和政治影响，外人很难仅凭一次改乘交通工具，就断定其中一定存在刻意疏远。
丁盛与王平，早年并不是普通同事。红军时期，王平曾在红三军团任职，丁盛在其部下担任连队指导员。抗美援朝时期，王平担任第二十兵团政治委员，丁盛所在的部队又处在他的领导关系之下。两人之间，有上下级旧谊，也有多年军旅共事留下的交集。
1973年12月，丁盛由广州军区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那一年，他已经60岁。南京对他并不陌生，早年曾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过，但重新以军区主要领导身份回来，面对的却是另一番局面。
南京军区干部中，许多人出身于第三野战军系统，而丁盛是第四野战军出身。这种跨军区调动，本身就带有打破地域关系、减少派系色彩的考虑。对新来的主官而言，熟悉地形并不等于熟悉人事，真正难的是如何在一套已有秩序中开展工作。
王平当时正处于特殊时期。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后，原有干部由军区代管，他本人没有担任实际职务，生活和工作状态都比较低调。过去，他在南京的公开活动受到限制，外界往来也十分谨慎，许多干部即便想登门，也不愿让自己显得过于主动。
丁盛到任后，情况出现变化。
他曾到王平家中探望，还邀请这位老首长到家里做客。军区副司令员给王平送去生活用品，警卫人员也曾在晚上前往照应。此类细节未必都能归结为丁盛一人所为，但至少说明，王平在南京的处境不再像过去那样紧绷。
有人劝丁盛少与王平接触，丁盛的态度却比较直接：“老首长就在南京，去看看有什么关系？”这句话未必是完整原话，但能够说明当时的一层现实：他并没有把探望王平视为需要刻意回避的事情。
丁盛担任南京军区党委第三书记，实际主持军区工作。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均有其他职务，日常事务需要有人负责。对丁盛来说，了解南京军区的干部情况是工作需要，而王平虽然暂时没有职务，却熟悉南京军事学院及军区的历史沿革，能够提供一些背景信息。
更重要的是，王平曾经是他的老首长。军队内部讲究资历和情分，但也讲究组织纪律。丁盛主动往来，既有私人情谊，也有工作层面的考虑。把这种接触完全解释成“拉关系”，未免简单；把它说成毫无顾虑，也不符合当时的政治环境。
到了1975年，王平接到通知，需要前往北京参加会议。那时他已经闲置两年多，尚未得到新的职务安排。此次进京究竟意味着什么，他本人事先并不清楚，南京方面同样很难提前知道具体结果。
丁盛得知后，曾表示可以乘坐自己的飞机同行。对王平来说，飞机省时，也免去了临时购票的麻烦。可临近出发，丁盛方面改变了安排，王平只得改乘火车。有人解释为临时工作变化，也有人猜测与进京会议的特殊性质有关，但缺少确凿材料，不能把猜测当成结论。
王平当时的郁闷，更多在于事情来得突然。原先已经说定，临时又改口，换作任何人都会觉得不便。他需要重新买票，还要确保按时抵达北京。对于一个久未参与公开活动、又不知道组织将如何安排自己的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感尤其明显。
有意思的是，这次进京并没有让王平继续处于沉寂状态。他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参加会议，会议结束后返回南京。组织上的新安排没有在会前直接告知，真正的任命还要等下一次通知。
1975年4月，王平再次被召到北京，随后被任命为炮兵政治委员。那一年，他68岁。此前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而那次飞机与火车之间的变动，也就成了这段经历中一个颇为醒目的插曲。至于丁盛究竟为何改变安排，现有材料并不足以证明是有意疏远，能够确认的，只是王平后来重新回到了军队领导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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