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2月9日，云南昆明机场，卢汉宣布起义后，原本准备转飞广州的一批飞机被起义部队控制，机场顿时成了进出昆明的唯一关口。李志正带着警察赶到时，真正棘手的不是扣住飞机，而是从人群里找出几个军统、保密局的要员。
这批飞机共有13架，乘坐者多是国民党方面的高级官员及家属。飞机原计划在昆明加油后继续南下，然而卢汉在当天宣布起义，机场警备随即易手。有人被留在机场，有人趁混乱进入市区，局面看似已经控制，暗处却仍有几条大鱼没有现身。
李志正后来回忆，当时需要抓捕的四个人分别是徐远举、周养浩、郭旭和成希超。四人都有将官级身份，在军统、保密局系统中身居要职。徐远举是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周养浩任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郭旭、成希超则分别担任保密局本部经理处、总务处的负责人。
这里有个容易混淆的地方。1949年，昆明警察系统中曾出现市长兼任局长、副局长主持日常工作的情况。4月，曾恕怀兼任昆明市警察局局长；同年6月，李志正升任局长，但曾恕怀仍参与重要事务。因此，相关回忆中出现两位“警察局长”，并非职务记载完全相同，而是权力分工交错所致。
当时昆明警察局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郭旭和成希超住在太和街皇后饭店，徐远举进入市区后下落不明，周养浩则仍可能藏在机场。也就是说，抓捕行动并不是等沈醉交代之后才开始，至少从李志正的叙述看，警方此前已经在布置监控。
“皇后饭店那两个人，立即带走。”李志正下达命令。
皇后饭店距离警察第六分局不远，中间只隔着一堵墙。郭旭、成希超属于保密局内部管理人员，并非负责武装行动的外勤人员。警察抵达后，两人没有组织抵抗，很快被控制。四名目标中，最容易处理的两个先落网。
徐远举的藏身处，则牵扯到朱家才。此人是云南省保安司令部总务处上校处长，曾受卢汉提拔；他的连襟周百先公开身份是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同时又与军统有联系。这样的关系在当时并不罕见，地方实力派往往会保留多重人脉，但起义之后，旧交必须服从新命令。
卢汉给朱家才、周百先下过手令，要求协助缉拿。朱家才知道徐远举藏在自己家中，却迟迟不愿亲自带人抓捕。李志正找上门后，直接说明利害：“现在形势已经变了，继续犹豫，对谁都没有好处。”
朱家才没有把徐远举交给警察，而是提出一个折中办法：让徐远举以送亲戚去武定为名出门，途中再行扣留。李志正表面上答应，暗中却早已安排警察包围住宅。汽车开出不久，便被拦了下来。
车上的徐远举头戴呢毡帽，身穿蓝布大衫，刻意打扮成商人模样。面对盘查，他还试图解释是送朱家才的亲属外出。李志正认出了他，警察随即上前搜身。徐远举身上没有枪，也没有弹药，所谓“军统剑客”就这样被从汽车里带了下来。
周养浩的抓捕更费周折。警方一度以为他已经离开机场，可核对人员名单后，没有发现他的名字。李志正判断，周养浩很可能仍藏在机场，只是换了装束。于是，他让警察分散搜索，故意在各处呼喊周养浩的名字，观察谁会露出异常反应。
办法很快见效。督察员王乐天发现一名男子神色躲闪，上前将其控制。此人头发凌乱，穿着海灰色丝棉长袍，下身却是一条黄呢军裤，衣着不伦不类，正是周养浩。周养浩没有携带武器，也没有进行反抗。
押解周养浩进城时，还发生了意外。吉普车行至羊神庙附近，恰逢起义部队与另一支部队因缴械问题发生交火。车辆误入火力范围，很快被打得无法行驶。李志正命令警察看住周养浩，防止他趁乱逃跑。
然而周养浩并没有逃。他和警察一样寻找掩护，脸色苍白，直到龙泽汇赶到现场，冲突才停止。车辆已经不能使用，周养浩只好被押着步行进入昆明城。
沈醉后来在回忆录中称，自己曾把徐远举、周养浩等人的行踪交代出去，并因此遭到埋怨。但李志正的回忆并不支持这种说法：四名特务将军的抓捕，主要依靠昆明警察系统事先掌握的线索、机场封锁以及地方关系网的配合，并非单凭沈醉告发。
这一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改变了事件的因果关系。徐远举藏在朱家才家中，周养浩躲在机场，郭旭、成希超住在皇后饭店，四人的落网各有路径。至于沈醉本人，他被捕时同样没有抵抗。面对枪口，曾经显赫的身份并不能替代现实处境，能做的只有举手接受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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