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 反网暴法立法进行时，我们离摆脱网暴还有多远？

来源：滚动播报

（来源：上观新闻）

2026年7月29日，国家网信办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首次从国家法律层面对网暴的概念、治理原则、平台责任等作出系统性规定。平台被明确为源头治理的“第一道防线”。

此前，原点栏目刊发《拦住那条恶评》（点击标题跳转至原文），讨论平台在网暴治理中的边界与困境。报道发出后，依然有人追问：平台究竟应承担什么角色？灰色评论是调侃还是攻击，谁来界定？法律赋权后，谁来监督平台？政府、平台、社会、网民如何形成合力？

针对这些问题，原点栏目邀请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锋展开对谈。

平台的“守门”边界在哪里？

原点栏目：从《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到《征求意见稿》，针对平台的规定，最本质区别是什么？

支振锋：压实平台主体责任是我国网络信息内容治理的重要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已明确平台主体责任，《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是对这一原则的落实，两者逻辑一致，只是位阶、权威性、法律效力不同。《征求意见稿》若通过，将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规范性、权威性和威慑力更高。

原点栏目：平台目前在网暴治理中承担什么角色？和几年前相比有什么变化？

支振锋：平台是源头治理的关键支撑，也是政府治理网暴的重要抓手，必须履行主体责任，发挥技术与规则优势。近年来，平台从事后处置转向全链条监管，建立事前预警、事中阻断、事后救济机制；治理上从单向被监管走向协同共治，既与政府联动、协助执法和线索移交，也强化用户权益保护，与用户共同防范网暴。

原点栏目：实际执行中，平台在源头治理上存在哪些不足？为何这些难点长期未能解决？

支振锋：第一，攻击手段不断进化，用户通过谐音、表情包、拼接语句等方式规避检测，现有AI模型对“无脏字、高伤害”的变异表达难以精准识别。第二，法规虽明确平台主体责任，但定性标准与操作尺度不清晰，平台在“该不该删”上存在判断难题。第三，平台作为市场主体，需要克服流量变现与合规成本之间的矛盾。

针对上述难点，解决路径可沿几个方向展开：一是在现有法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平台的责任边界与履责标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二是督促平台建立健全监测识别、防护提示、取证救助等机制；三是落实算法备案制度，对平台网暴治理方案实施实质性审查；四是打通公众监督渠道，将社会力量转化为治理效能。

原点栏目：《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网暴法律定义，但未涉及具体判定标准。判定标准应由平台摸索，还是法律统一规定？

李怀胜：具体要素指标不宜完全由平台各自摸索，也不宜由法律事无巨细统一规定。合理的路径是，法律明确基本原则、责任框架和程序要求，平台必须公开判定规则、设置申诉与救济机制；平台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结合技术能力和内容生态制定可执行细则。在法律授权不足当下，平台应主动披露审核逻辑、接受第三方评估，并通过行业自律、标准共建缓解角色张力，避免因标准不透明陷入“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信任危机。

“灰色地带”谁来定？

原点栏目：平台审核逐条研判，但网暴往往以“聚合效应”呈现，规则设计上如何识别规模化网暴？

李怀胜：平台审核多以逐条研判为基础，但针对“单条无害、千条成暴”的规模化网暴，可引入场景聚合与行为轨迹分析。例如，对同一用户或针对同一对象短时间内的多条评论关联检测，识别重复攻击、群体刷屏等模式；设置风险触发阈值，当某类指向性言论密度或传播范围超过一定限度，自动提升审核优先级。这样既保持单条审核效率，又能捕捉到聚合效应危害。

原点栏目：有网友质疑，一些平台对隐性攻击的处置力度不够，理由常常是怕误伤正常表达。审核尺度究竟该如何把握，才能避免“误伤”成为纵容的借口？

李怀胜：平台应遵循比例原则，即手段与目的成比例。可区分内容类型与场景：对公共议题中的激烈批评、讽刺性评论，给予相对宽松的容错空间，保护舆论监督功能；对针对特定个人的侮辱、诽谤、人身攻击等行为，则从严处理，尤其当攻击涉及种族、性别、身体特征等受保护特征时。这种区分可能引发“平台选择性执法”质疑，但通过公开规则、发布典型案例、接受外部监督，可一定程度缓解。

原点栏目：《征求意见稿》首次在法律层面给出“网络暴力”法定定义，强调“集中或者持续实施”。对平台实际判定起什么作用？单条无害但聚集成千上万条的“阴阳怪气”，是否更容易被认定为网暴？

李怀胜：这一界定提供了从“单条内容定性”转向“整体行为模式判定”的审查思路。平台不再仅判断单一信息性质，更需通过技术手段识别信息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和空间上的聚集性，评估对个体造成的叠加伤害。因此，单条看似无害但成千上万条集中的“阴阳怪气”，在满足“集中”要件且内容构成侮辱、诽谤或侵犯隐私时，完全可能被认定为网暴，因为聚合效应足以对受害人形成精神压制。但平台仍需结合内容违法性程度综合判定，避免将一切集中批评一概归入网暴。

原点栏目：网暴与舆论监督、批评表达界限如何划分？

李怀胜：网暴与舆论监督、批评表达的界限，本质上涉及言论自由的正当边界。长远看，需由官方机构牵头，联合学界、平台、媒体和公众代表，形成对网暴核心构成要件和典型情境的权威解释或指导性案例，拉齐多方认知。平台可参与标准共建，并在执行中保持透明与可申诉通道。

压实责任之后，如何监管？

原点栏目：《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施行近两年来，监管机构对平台网暴治理有哪些具体监管举措？成效如何？

支振锋：监管举措主要有：常态化“清朗”等专项行动，督促平台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制度体系，出台《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推进《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强化执法，查处UC、小红书等破坏网络生态典型案例，对快手未履行网络安全保护义务、导致大量低俗内容直播予以重罚。

效果上，监管压力倒逼平台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防控，合规要求逐步落地，上线“一键防护”、智能屏蔽私信、快捷取证等功能，行政监管与平台自律协同深化，网暴预警和拦截效率有所提升。

原点栏目：平台在网暴治理上为何常显得力度不够？监管部门对平台的监管难在哪里？如何解决？

支振锋：一是监管尺度难把握。二是平台在流量与合规间左右摇摆。三是算法容易加剧群体极化、制造信息茧房，“黑箱”也增加监管难度。四是缺乏系统性治理框架，统一标准和执法机制不足，行政监管与平台治理对接不畅。

针对这些问题，可以从几个方向寻找解决路径：一是精准施策。根据不同信息类型、场景和业务环节，细化治理要求，结合具体案例和技术水平，精准划定平台的责任边界，避免问责标准模糊、责任落空。二是强化前置备案，督促平台完成算法模型备案，将预防预警、账号处置、用户保护等制度全面纳入监管视野。三是统一执法标尺，通过细化条款、发布典型案例等方式，规范对平台的监管尺度。四是多元协同，统筹行政监管、平台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与司法保护，形成合力，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原点栏目：网暴常跨平台蔓延，不同平台判定标准不一，施暴者可在平台间转移，是否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网暴认定和处置标准？

支振锋：建立全国统一标准有很强现实必要性。首先，统一标准能给平台和监管部门提供清晰尺子，平台执行有依据，监管有参照。其次，它是构建跨平台失信名单共享机制的前提，有助于精准锁定并联合惩戒跨平台施暴者和水军黑灰产，形成长效约束。第三，统一标准能消除不同平台执法口径差异，让受害者维权时不再因“换个平台就说不清”而吃亏。但网络信息往往涉及观点和意见表达，明显违法或犯罪情形较易界定，很多要求相对宽泛、模糊，统一标准并不容易。

若草案通过成法，可明确“谁来管”“怎么管”，建立事前预防、事中阻断、事后问责完整链条，为跨平台标准统一提供强制性要求，确实能解决一些老问题。但执行中仍需配套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或司法解释细化。后续还会细化惩戒梯度、建立全国统一失信主体名单和跨平台联动机制，破解跨部门协同阻力，实现从“分散应对”向“系统防治”转变。

原点栏目：普通人遭遇网暴后维权，面临逐条举报、举证困难等问题。平台此前常要求受害者自行截屏举证。《征求意见稿》将“快捷取证”上升为法律义务，平台在受害者救济上应承担哪些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怀胜：平台在受害者救济上应承担的责任，包括在合理范围内向受害者倾斜，尤其在减轻举证负担和流程简化方面。法律上可明确：平台收到初步可信举报后，应主动调取后台数据协助受害者固定证据，而非要求受害者自行逐条截屏举证；对于明显大规模刷屏攻击，平台应具备主动触发批量取证义务。个人举报与平台主动监测责任边界，可按“风险等级”划分：一般性内容以举报为主，对于高密度、高传播、针对脆弱人群的内容，平台负有更强主动发现义务。

抖音App内搜索“网暴”后可找到防网暴专区，小红书输入“小红盾”可进入网暴防护专区。

原点栏目：《征求意见稿》要求平台发现网暴风险可能侵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用户权益时，应提供防护指导和保护救助服务。这类机制如何设计，才能在主动监测与隐私保护间取得平衡？

李怀胜：对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群体的前置保护机制，应在主动监测与隐私保护之间采取“必要且最小化”原则。例如，平台可基于行为特征，如频繁被大量陌生人评论、短时间内收到大量负面词汇而非内容解析来触发保护性干预，如自动折叠评论、限制陌生人互动、推送心理支持信息。这样既避免对私密内容深度审查，又能实现前置预警。同时，这些机制应对用户透明，并允许用户本人或其监护人选择关闭或调整阈值。

协同治理如何形成？

原点栏目：治理网暴，平台是关键，但也需要政府、平台、社会、网民形成多主体协同治理。目前进展如何？

支振锋：我国正加快构建全链条多元协同网暴治理模式。立法上，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等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已初步成形，覆盖个人信息保护、平台责任、未成年人保护等。司法上，“开盒”等恶性网暴案例纳入“两高”工作报告，并发布典型指导案例，对相关犯罪全链条追责。执法上，监管部门通过常态化专项行动和专项整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平台细化执行规则，上线“一键防护”、账号信用管理等功能。公众数字素养和维权意识提升，媒体和社会组织参与增加，共同构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网络生态防线。

今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件‌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典型案例‌，涵盖网络侮辱、诽谤、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以及利用网络实施敲诈勒索、商业诋毁等常见多发的网暴类型。

原点栏目：实际运行中，各部门之间、政府与平台之间应如何进一步优化协同？

支振锋：一是理顺横向协同，落实网信统筹、各部门依责监管，完善行政、司法、平台间线索互通与证据共享，提升联动效率。二是强化技术跨平台协作，联合开发智能预警、熔断拦截、自动化取证等工具，堵住技术盲区。三是纳入社会力量，落实《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通过学校教育、家庭监护筑牢第一道防线；加强普法，让公众理性参与、主动监督。四是跨境跨域执法协作，打通数据渠道，追踪非法资金流和黑灰产业链，从源头切断网暴犯罪跨域空间。

原标题：《深度 | 反网暴法立法进行时，我们离摆脱网暴还有多远？》

栏目主编：王潇 文字编辑：王潇 题图来源：图片由AI生成。

来源：作者：解放日报 记者 朱雅文 实习生 徐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