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杨勇病逝，中央下令不许外地将领奔丧，这两个军区政委没遵守

1983年1月，一纸讣告从北京发向全国各大军区，开国上将杨勇走了，享年70岁。

紧跟着中央通知下来：外地同志原则上不进京奔丧，防止人员大规模聚集。

消息传到广州，广州军区政委王猛放下电报，沉默了很久。

消息传到兰州，兰州军区政委谭友林看完通知，转身就开始收拾行李。

两个人都是大区正职，怎么会听不懂中央的意思？可为什么两个人还是收拾东西买了票，非要去北京不可？

这事还要从杨勇这个人说起。

1913年，杨勇出生在湖南浏阳文家市，这个小城出了不少敢拼命的人，他原来叫杨世峻，参加革命后自己改了名字，一个“勇”字，刚好就是他一辈子的注脚。

14岁加入共青团，17岁参军入党，从苏区反围剿到抗美援朝最后一仗，他大半生都在战场上冲，一辈子没怕过任何对手。

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杨勇一场没落下。

1933年10月洵口战斗，他当时是红三军团的团政治处主任。

仗打到最胶着的时候，他带头端着枪往前冲。

一颗子弹擦着头皮飞过去，头顶留下一道两公分长的伤口。

血顺着额头往下流，糊住了半张脸，他抬手抹掉血接着冲，打完这仗，拿到了三等红星奖章。

这是他第一次负伤，可绝不是最后一次。

1934年长征开始，最惨的就是湘江战役，杨勇当时是红四师十团政委，任务是死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过江。

两昼夜的血战，国民党的炮火把江岸炸得翻了天，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师参谋长杜中美上来接替指挥，没多久也倒在了阵地。

杨勇腿上被弹片炸开洞，他愣是没让开一步。

直到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十团几乎打光了也没退，这是他第二次负伤。

最重的一次伤在1935年土城战役。

仗打得乱，一颗子弹从他右腮穿进去，从嘴角出来，当场崩掉六颗牙。

血流得把胸前的衣服都浸透了，疼得直抖，他找块布缠上脸，照样跟着队伍行军打仗。

伤好之后脸上留下了永久的疤，这道疤跟着他一辈子。

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勇到了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从副团长升到团长兼政委。

平型关战役，686团担主攻，负责在老爷岭截杀日军，战斗中杨勇左肩中弹，他没下阵地，捂着伤口接着指挥。

这一仗打完，日军辎重队全军覆没，打出了抗战以来第一个大胜仗，全中国军民都跟着提气，这是他第四次负伤。

一年后的汾离公路伏击战，他第五次挨了枪子儿，这就是杨勇，一辈子五次负伤，次次带伤接着打。

后来他跟着115师东进支队到鲁西，首战樊坝开门红，一边当军区司令员，一边兼着地方专署专员，既要打仗还要建根据地，硬生生在日军扫荡的夹缝里，把鲁西根据地撑了起来，1941年潘溪渡一仗，歼敌无数，给绝境中的根据地打了一针强心剂，就这么熬到了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他从纵队司令打到兵团司令，鲁西南战役强渡黄河打郓城，一仗全歼敌人一个师两个旅共一万五千人，这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次全歼整建制敌人的攻坚仗，刘邓首长专门发通报表扬。

之后跟着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高山铺伏击战再歼五千多，记了大功。

淮海战役围歼黄维兵团，他带着部队把这支国民党精锐死死钉在包围圈里，一步没退。

建国后打到西南，解放贵州，平定大西南，1955年授开国上将，拿了三枚一级勋章，全都是拿命拼来的。

朝鲜战争爆发后，杨勇多次请战，1953年终于如愿以偿当上20兵团司令员，入朝指挥了最后一战金城反击战，14天激战歼敌五万两千人，逼着美方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后来他当了最后一任志愿军司令员，亲眼看着最后一批志愿军撤出朝鲜，才回国任职。

文革期间他受了冲击，1972年复出去新疆当军区司令员，那时候谭友林是新疆军区副司令员，两个人在大西北一起扛过最苦的日子，攒下了过命的交情。

而王猛从343旅时期就跟着杨勇打仗，解放战争就在二野五兵团，跟了杨勇十几年，早就是生死兄弟。

1982年11月杨勇查出癌症，不到两个月就走了。

当时北京本地报名参加追悼会的就超过一万人，远远超出会场容量，中央才发了不让外地同志进京的通知。

可王猛收拾东西就走，老首长走了，不送最后一程，这辈子都遗憾。

谭友林买了火车票就北上，老伙计一起熬了那么多年，怎么能不到场？

追悼会开完，两个人回去都给中央写了检讨，检讨认错，可没人后悔自己去了这一趟。

规定是死的，人情是活的，那个年代出来的老兵，哪一个不是跟战友一起淌过枪林弹雨，一起挨过饿受过伤，这份交情，从来不是纸面上的规定能拦住的。

杨勇一辈子五处伤疤，每一道都刻着中国革命的路，而老战友这一趟“违令”的奔丧，就是给这位敢打敢拼的老将军，最厚重的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