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9年，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十一号楼内，最容易打破夜晚安静的，不是脚步声，而是电话铃声。李讷住在一层，杨银禄的办公室就在她房间隔壁。那间办公室里有两部电话，工作一忙，铃声便可能从白天响到深夜。
铃声突然炸开，熟睡的人很难不被惊醒。李讷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睡眠又浅，夜里被反复吵醒后，往往要服用安眠药才能重新入睡。时间一长，休息受到影响，身体自然更加虚弱。
这件小事，表面看只是住房位置不合适，实际上牵动着生活、工作和健康几方面。杨银禄注意到这个情况后，没有立即声张，而是琢磨着怎样让李讷离电话远一些。
十一号楼二层住着江青，一层则有李讷的房间。江青住在二层，李讷住在一层，母女二人虽然同在一栋楼里，却各自有相对独立的生活空间。杨银禄的办公室靠近李讷，这种安排平时方便联系，夜间却变成了麻烦。
杨银禄是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办公室承担着日常联络任务。电话多，说明事务繁杂，也意味着铃声不可能完全按照作息时间来。尤其到了深夜，周围越安静，电话铃声越显得刺耳。
李讷性格开朗，和熟悉的人相处时常带着几分玩笑。她有时称杨银禄为“小杨”，江青听到后认为这样不够尊重，提醒她应当注意称呼。李讷知道母亲的意思，后来便改了口。相处日久，杨银禄对她的身体状况也看得越来越清楚。
李讷并不是偶尔不舒服，而是稍微活动一会儿就容易出虚汗。跑动、跳跃这样的动作，对普通人算不上什么，对她却可能造成明显负担。杨银禄因此格外留意她的休息情况，夜间频繁惊醒，自然也就成了不能忽视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杨银禄并没有把这件事只当作个人方便来处理。他想到的办法很直接：让李讷搬到二层，离自己的办公室远一些。这样既不影响办公室正常工作，也能减少电话铃声对她的干扰。
搬家并不是一句话就能决定的事。钓鱼台的住房安排有相应程序，杨银禄先向汪东兴提出申请，得到同意后，才把搬家的安排告诉李讷。消息来得突然，李讷当时并不知道原因，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搬家那天，杨银禄没有只等着别人动手，而是亲自过来帮忙。李讷看到他出现，心里便有了疑问。房间住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要调整？她干脆当面问了出来：“为什么要让我搬家？”
杨银禄也没有绕弯子，直接说明，主要是因为办公室电话经常把她吵醒。夜里一遍遍惊醒，再靠安眠药入睡，对身体恢复并没有好处。搬远一点，至少能让她少受这份惊扰。
听到这里，李讷才明白，住房调整并非工作上的临时安排，更不是谁对谁有意见，而是杨银禄留意到她睡不好，专门替她想了办法。她随后说：“你的心还蛮好的，谢谢你的好意。”
这句话不长，却把事情的分量点了出来。杨银禄没有把照顾李讷说成什么大事，他关心的只是一个很具体的细节：一个身体虚弱的人，不能总在半夜被电话铃声惊醒。
搬到二层后，李讷与江青住在同一层，周围环境安静了许多。电话铃声不再紧贴着房间响起，睡眠状况随之有所改善，身体也得到了一段休养时间。对当时的李讷而言，这种变化并不轰轰烈烈，却比许多客套话更实际。
一栋楼，两层房间，一墙之隔的办公室，构成了这段生活插曲的全部背景。杨银禄做的，也只是把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放在了心上。阖上门后，夜里的电话仍会继续响，只是声音已经离李讷远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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