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19年3月，辽东山岭仍有积雪，赫图阿拉城外却已战云密布。后金汗努尔哈赤面对明军、朝鲜军和叶赫部联军压境，没有选择分兵迎敌，而是说出了后来被反复引用的一句话：“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这不是逞强，而是后金在兵力、粮饷和装备都不占优势时，唯一能采取的办法。明军号称二十万，连同朝鲜军和叶赫部兵力，数字被夸大到四十七万，实际人数远低于此，但仍明显超过后金军。
明廷为何急于出兵？起点还在1618年。
这一年4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廷宣战。此前，他已经统一建州女真，并逐步压服海西女真诸部。抚顺、清河相继失守，辽东局势突然恶化，明神宗和朝廷大臣这才意识到，关外已经出现了一个不能再轻视的对手。
抚顺失守后，明廷内部主战声音迅速压过了谨慎意见。有人认为，努尔哈赤不过是边外部族首领，竟敢攻打明朝城池，必须立即征讨。兵部左侍郎杨镐奉命主持辽东军事，朝廷要求尽快解决战事，辽东有限的粮饷也不允许大军长期停留。
杨镐据此制定了分进合击的方案。杜松率西路军，由沈阳方向出发；马林率北路军；刘铤率东南路军；李如柏率南路军，四路约定在3月1日同时推进，目标直指赫图阿拉。
计划看上去声势浩大，问题却很明显。四路军相距甚远，山地道路崎岖，彼此难以迅速支援。一旦其中一路受挫，其他各路便可能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单独作战。杨镐寄希望于人数和声势，努尔哈赤看到的却是明军之间的空隙。
“不要等大汗。”
出发后，代善与皇太极率先抵达扎喀关附近。按照原定安排，他们应等待努尔哈赤主力会合，但皇太极认为界凡山一带正在筑城，夫役没有兵器，若明军突然杀到，后果不堪设想。他坚持提前赶路，先稳住后方，再寻找战机。
这个判断很关键。后金军没有躲在山谷中消极等待，而是主动向明军方向推进。明军西路主将杜松率部抵达萨尔浒附近时，后金已经在山口、山梁和渡河处布置兵力。杜松急于抢占先机，率军渡过界凡河，部队因此被河流和山地分割。
战斗很快失去平衡。明军一部分攻打吉林崖，另一部分驻守萨尔浒山，杜松试图两面推进；后金军则集中兵力，分别压向明军两处阵地。努尔哈赤赶到后，立即投入主力，战事从白天持续到深夜。
杜松本人战死，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明军火器不少，作战经验也并不差，但在山地行军、部队分散和指挥失联的情况下，火器难以形成连续打击，骑兵与步兵也无法彼此照应。萨尔浒山下，败亡并非一场偶然冲锋，而是部署错误不断累积后的结果。
西路崩溃的消息传开后，北路军马林仍未完全掌握局势。皇太极抓住明军尚未集中、龚念遂部与马林部彼此策应不紧的机会，率军迅速出击。代善则从另一面压迫马林，明军阵形很快瓦解，马林败退，北路军损失惨重。
真正显示皇太极机变的，是对刘铤所部的行动。
刘铤号称“刘大刀”，是明军中有名的猛将。他率东路军推进时，还不知道杜松已经战死。后金军缴获明军令箭后，利用降兵假传杜松军令，诱使刘铤加速前进。随后，后金又让士兵穿上明军服色，打着杜松部队的旗号，制造两军已经会合的假象。
刘铤没有想到，自己看到的“援军”其实是敌军。等到后金军突然发动攻击，东路军已经深入险地，阵形顿时混乱。刘铤率部作战，最终战死，所部遭到重创。杨镐发现三路已经无法挽回，只能命令李如柏撤退，第四路因此保存下来。
萨尔浒之战从3月1日持续到3月5日。明军实际损失数字，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大批官兵和将领阵亡已无争议。更严重的是，明军精锐、辽东军费和朝廷威信同时受损，后金则掌握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皇太极在此战中并非最高统帅，决定全局的是努尔哈赤。但他在界凡山方向坚持前进、参与分击杜松、主动追赶代善，并在刘铤一路上使用疑兵，确实让自己的军事声望大幅提高。许多关键时刻，他表现出的不是单纯勇猛，而是敢于判断、敢于承担。
战后不久，努尔哈赤便将兵锋转向叶赫部。1619年9月，后金攻灭海西女真最后一个强部，金台石兵败被杀，布扬古出降。至此，萨尔浒带来的连锁变化已经落到现实土地上：明军从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守，后金则从边地政权走上了持续扩张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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