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人民解放军首次举行授衔授勋仪式。名单公布后，熟悉华东战场的人很快发现：华东野战军曾经的纵队司令员中，最后有五人跻身上将之列。
这五个人并非简单因为“当过司令员”就获得上将军衔。军衔评定要综合考察革命资历、战场贡献、指挥职务以及建国后的军队编制。也就是说，同为纵队司令员，最后的军衔出现差别，并不奇怪。
华东野战军的纵队，是解放战争后期最重要的作战单位之一。华野在陈毅、粟裕等人的指挥下，先后经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等大战。纵队司令员长期处在战场最前沿，既要指挥部队冲锋，也要承担整建制作战的责任。
但军衔评定并不是单看某一场战役。1949年全军整编时，一批将领由纵队司令员转任兵团级领导，这种职务变化，对后来授衔有着直接影响。五位上将，正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几人。
第一位是叶飞。
叶飞长期担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指挥部队参加了华东战场多次关键行动。他带兵有一个特点，敢于在复杂局面下作出决断，既重视作战速度，也注重保存部队实力。
淮海战役前后，第一纵队承担了重要作战任务。1949年整编后，叶飞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司令员，并参与渡江作战和解放福建等军事行动。兵团司令员的职务，加上长期积累的战功，使他获得上将军衔具有充分依据。
第二位是韦国清。
韦国清曾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也是兼具军事指挥和政治工作的将领。与只擅长战场冲杀的将领相比，他更重视部队整训、思想动员和地方工作的配合，属于军政能力较为全面的一类。
解放战争后期，韦国清担任苏北兵团司令员。1949年全军整编时，他又出任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政治委员。司令员与政治委员虽然分工不同，但都属于兵团一级领导岗位，这也是他后来获授上将的重要原因。
第三位是王建安。
王建安是华东战场上颇有特点的指挥员，既能组织大兵团作战，也重视战术细节。他在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任司令员期间，部队作风硬朗，执行命令坚决，多次参加重要战役。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王建安并不是在1955年第一批授予上将军衔的将领。他因故未能参加当年的授衔，后来于1956年补授上将军衔。这个时间差，曾让一些文章产生混淆，但并不意味着他的军衔等级低于其他几位。
第四位是许世友。
许世友在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任司令员时，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指挥风格：强调进攻，敢打硬仗，尤其重视部队的近战能力和战斗作风。他的部队在战场上以顽强著称，许世友本人也因此成为华东战场上辨识度很高的将领。
许世友后来长期担任山东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并参与指挥山东地区的作战与部队建设。虽然他没有成为第三野战军四个主力兵团司令员之一，但其资历、战功和实际领导岗位，已经达到上将评定的重要条件。
第五位是宋时轮。
宋时轮曾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第十纵队在华东战场上以防御和阻击能力见长，部队常常承担牵制、坚守和掩护主力行动的任务。战场上有“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虽带有口语色彩，却反映出这支部队的作战特点。
1949年整编后，宋时轮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后来，第九兵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宋时轮赴朝指挥作战。复杂的战场环境和大兵团作战经历，使他的军事履历更加完整。
这五位将领，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叶飞成为福州军区首任司令员，许世友则担任南京军区首任司令员，两人都长期负责东南方向的国防建设。
韦国清在建国后长期负责广西工作，兼任地方和军队重要职务；宋时轮从朝鲜战场回国后，转入军事教育和院校领导岗位；王建安则先后担任多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继续参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
同样是华东野战军的纵队司令员，有人后来获授中将，有人因职务变动和个人经历获得上将，也有人没有参加授衔。军衔背后，既有战场上的生死较量，也有新中国成立后军队体制重新编组留下的清晰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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