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灰烬里的绿色永恒——评杨明远长篇小说《绿时间》

通讯员 马兵 孙铭孺

内容提要：杨明远的《绿时间》是一部以悬疑叙事探索人性与命运的现实主义小说。本文从时间、创伤与空间三重维度切入，探析其审美意蕴。小说以车站拆迁、百日追凶的双重倒计时结构铺展钟楼命案，书写方辉创伤复刻式的犯罪逻辑。同时，作品通过描摹创伤个体的生存困境，书写顾因因挣脱父辈桎梏的自我成长以及韩喆、黎松彼此救赎却难逃宿命的青春悲歌。济南百年老火车站承载城市记忆与代际纠葛，市井温情与人性黑暗形成张力。小说以建筑消逝与生命终结为底色，深刻探寻创伤、善恶与自我救赎的永恒人性主题。

关键词：杨明远 《绿时间》 时间 空间 创伤

杨明远的《绿时间》是一部需要慢读的小说。它的慢，不是因为节奏迟滞，而是因为它的密度。一座即将拆除的百年车站、一桩悬而未决的钟楼命案、一位肝癌晚期协警的百日缉凶、一个女性的主体性寻觅、两个斜视少年的相互救赎，以及民国时期中德建筑文化交流的如烟往事，全部被纳入四十余万字的篇幅中。在小说中，时间不再是故事流动的背景，它化作无声的裁决者，借着建筑消亡与生命落幕慢慢掀开被岁月掩埋的隐秘。本文便顺着时间、创伤、地域空间三条脉络，探寻岁月钟楼下的命运真相与人性迷宫。

一、时间：隐形的审判者

（一）双倒计时的叙事设计

一座行将拆除的哥特式车站，一段仅剩百日的濒死人生，构成了《绿时间》独特的叙事底色。小说开篇即宣告，黎九峰肝癌晚期，医生断言最多再活一百天。与此同时，市政府宣布济南火车站将于七月动工拆除。作者落笔时留心细节呼应，黎九峰皮肤日渐枯黄、身形日渐消瘦，正如火车站外墙日渐斑驳、穹顶日渐暗淡，同时，他的肝性脑病导致其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恰如火车站在拆除前的最后时日里时而拥挤时而空旷。

死亡与拆楼的双重催迫，使黎九峰的追凶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破案，而是借仅剩的百天时光弥补过往缺憾，他要查清方辉惨死的真相，要弥补多年亏欠妻子儿子的内疚，一场缉凶就此变成了一场与光阴竞速的自我救赎。倒计时让每一日都变得尖锐、逼仄、不容虚度。时限压力推动关键人物突破心理壁垒，陆续吐露隐情。黄琴本决意把蒯世庭、方辉的身世带进坟墓，因听闻车站即将拆除、黎九峰时日无多，临终前才全盘托出民国弃子秘辛；身陷过往恩怨的程桐欢和向爷，也在时限倒逼下，道出方辉与李子恒的过往。

双倒计时的叙事设计同时避免了小说中多线叙事散乱无序的弊病。杨明远在小说中设计了四条故事线。分别是顾因因一家三代的身世起落、韩喆与黎松被伤病捆绑的成长境遇、李子恒和向爷的江湖情谊、菲舍尔与蒯世庭跨越中西的民国建筑往事。四条线索横跨不同年代，散落在不同地点，若无统摄，极易沦为碎片化的市井片段。而双重期限的叙事设计使得所有人物过往、陈年秘事都需要在有效期内查证，多条支线自然向钟楼命案的主线聚拢。

（二）时间标记的犯罪心理

方辉是小说中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被幼年遭弃的苦楚纠缠一生，渴望得到救赎，却选择了伤害他人来缓解内心煎熬。他温文尔雅的外表下潜藏着偏执型与表演型双重人格障碍。方辉锚定三处镌刻一生剧痛的时间坐标，在对应的时间节点分别对程桐欢、戴妍莎、史柠柠实施侵害，以复刻创伤日期去完成痛苦转嫁。将犯罪日期与人生创伤日对应的行为，构成了小说独特的“时间标记”叙事。

1929年5月27日，方辉生父蒯世庭与凌曼定下婚约，他自此被原生家庭舍弃，这一天成为他生命里的创伤起点。1932年9月3日，襁褓中的方辉被生父丢弃在济南老火车站，这座日后频频出现在他诗歌中的哥特式建筑，自此化作常年萦绕在心头的梦魇。1972年8月10日，方辉未婚妻连同腹中孩子意外离世，他组建家庭延续血脉的愿望落空。三件惨痛往事连同发生的具体日期，长年累月沉淀为方辉根深蒂固的心结。

方辉无法回溯过往、改变结局，选择了向外转嫁自身痛苦。分别在1987年5月27日对准程桐欢，9月3日加害戴妍莎，8月10日伤害史柠柠。三个受害者，承接了方辉三段人生创伤。他在诗作《绿色的穹顶》中写道：“我要用三段式爱情，迎接最灿烂美丽的清晨。”他将诱奸美化为“爱情”,将暴力美化为“迎接清晨”，以诗人、人民教师的身份自我包装，把侵害曲解为情爱纠缠，用文字的浪漫遮蔽日期背后的暴力，心安理得地淡化自己的罪行。

漫长岁月里，受害者各自做出不同选择，有人悄悄远走躲避，有人自我劝慰放下怨恨，也有人隐忍蛰伏暗中筹划复仇。受害者的沉默让方辉常年逃离法律的审判。直到黎九峰顺着时间线索逐一走访，才使得原本讳莫如深的三名受害者的相关线索陆续解锁，受害日期和方辉早年创伤的对应关系慢慢浮出水面。《绿色的穹顶》里美化罪恶的诗句沦为反讽。曾经被他用来宣泄伤痛的特殊日子，最后尽数成为定罪的关键依据。最终，方辉经年累月的作恶催生钟楼命案，他丧命在幼年遭弃、一生反复书写的老济南火车站。空间与时间就此形成闭环，暗藏宿命式的因果伏笔。

二、创伤：被困的青春个体

《绿时间》以悬疑小说的外壳，承载了心理现实主义的厚重内核。小说中几乎没有单纯的人物，每个人都背负着各自的创伤与秘密，在善意与恶意、救赎与毁灭之间挣扎。

（一）三重父影下的自我寻觅顾

因因是小说中重点着墨的女性形象。她的成长中没有拥有过稳定、健康、可依靠的父爱，不得不在三类截然不同的父亲之间，完成自我身份的确认与抉择。

顾因因的生身父亲早年意外离世，她从未见过亲生父亲，却在长辈的讲述里，把父亲塑造成一个完美、温柔、有风骨、懂艺术的精神偶像，成为她衡量所有男性与家庭的隐性标准。这份悬浮的精神寄托，让她自幼怀揣身份优越感，却又因无从获得现实父爱，埋下归属感缺失的隐患，自我认知从源头便悬置无根。第一任继父李子恒是唯一带给她切实温情的人。他擅长厨艺、熟稔古建筑，细致照料顾因因，填补了她长久的亲情空白，一度让她落地于安稳的家庭身份。然而母亲的变故迫使两人分离，来之不易的温情短暂拥有又骤然失去。温情的得而复失，使顾因因形成矛盾认知。她认为世间确有良善的父爱，却难以长久拥有，内心开始对亲密关系设防。第二任继父方辉彻底击碎她对“父亲”的全部期待。身为教师的方辉外表儒雅，实则性情暴戾，虐待妻子古燕燕，人格扭曲，以监护人身份制造家庭阴霾。

神圣、温暖、邪恶三类父亲形象形成尖锐对冲。理想之父只存空想，温情之父转瞬别离，现实之父沦为施暴者。三种形象不断撕扯她的内心，顾因因找不到稳定的精神依靠，深陷精神孤儿式的自我迷茫，进而使她呈现出极具矛盾性的行为与气质。她在校园里文静克制，在T台上张扬叛逆；对韩喆既渴望靠近又本能推开；对黎九峰既信任又戒备；对家庭既向往又恐惧。这些矛盾并非性格使然，而是根源在于三套相悖的成长印记，生父要求她洁净高贵，李子恒让她渴望温暖依赖，方辉迫使她尖锐防御。她不知道该继承哪一种品格、认同哪一种价值、依附哪一种身份，只能在摇摆与伪装中，维持表面的冷静独立，但内里始终是惶惑无依的孩子。

探寻方辉遇害真相的过程，成为顾因因的成长契机。在一步步厘清父辈过往、勘破陈年纠葛后，她慢慢与过往创伤和解，不再困囿于各类父亲所划定的人生标签，摒弃依托父名确立自我的生存逻辑，跳出“因父之名”的桎梏，立足自身经历完成身份重塑。从“因父之名”到“以我之名”是顾因因最深的成长。

（二）镜像兄弟的互相救赎

《绿时间》有意把韩喆、黎松塑造成镜像人物、二人并无血缘，却在生理缺憾、家庭境遇、原生创伤高度同构。两人都是斜视患者，都因眼睛的“不正常”而被社会污名化为“心术不正”。受生理缺陷与童年创伤影响，二人都长期自我矮化。黎松将自己视作家庭多余之人，他的日记里流露出被抛弃的宿命感；韩喆幼时被冠以“斜眼”绰号，长期在自我否定中活着，即便成年手术矫正眼疾，心理层面的畸形自卑早已固化，外貌修复无法抚平内在伤痕。二人都把自身缺陷当作原罪。

代际创伤是韩喆与黎松形成镜像关系的核心根源。黎松的创伤源自父亲黎九峰的情感漠视与家庭失和，黎九峰常年忙于公务、嗜酒寡情，因孩子外形孤僻而心生猜忌，同时夫妻矛盾、猫咪惨死等接连激化亲子裂痕，长期的精神冷暴力令黎松深陷孤独，最终远走他乡，以出走逃离原生家庭，留给黎九峰绵延半生的愧疚。韩喆的创伤则落脚于底层生存的重压，父母早年摆摊谋生，全家收人大多耗费在眼病的针灸与诊疗上，资源倾斜造成了家庭内部隐性矛盾，旁人的嘲弄，无休止的康复折磨，把自卑深深烙进他的性格。-个困于亲情荒芜，一个困于生存窘迫，迥异的家庭诱因，却最终落地为身体缺陷、家庭失养叠加的同质创伤，造就了孤僻内敛的同类人格。

韩喆与黎松两人同病相怜、情同手足及至坦诚相待、以死成全。二人从秦氏酒厂的酿酒车间里相遇，第一次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完整的自己”。相似的生理伤痕、同源的原生创伤，瞬间消解了彼此的疏离，让孤独找到了落点。两人在仲宫大街北阁子的碑碣处义结金兰。韩喆率先完成眼部手术，而后他倾力筹措费用，促成黎松的矫正手术。相伴的日子里，李亚明的《最后的辉煌》循环往复，成为二人专属精神注脚，歌词里“挣脱风霜，奔赴荣光”的憧憬，是两个被偏见裹挟的少年对新生的热切盼望。但随着方辉命案线索不断浮现，上一辈尘封的恩怨公之于众。父辈遗留的原罪打破了来之不易的温情，秦琼式的忠义理想在残酷过往面前轰然破碎。昔日互为救赎的镜像兄弟，被迫陷入立场割裂，盟约崩解、情谊决裂。最终一人远走漂泊、一人走向死亡，始于酿酒车同的灵魂相逢，止于陈年积怨带来的生死别离。

三、空间：扎根故土的记忆

（一）作为“立体史书”的精神坐标

济南火车站，世界上唯一的哥特式建筑群落车站，它见证了从清政府灭亡、民国建立、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百年沧桑，是“能够触摸到的立体历史”，承载了几代济南人的集体记忆。黎九峰的父辈曾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逃难至此，偌大空间变成流民临时避难所，钟楼钟声穿透乱世，安抚过无数惶恐的普通人。到了黎九峰这一代，车站是他第一次出门远行的起点，是他迎送妻子与孩子的月台，无数离合悲欢在此发生。到了黎松这一代，车站广场是他们扇板儿、拔老根儿的游乐场。三代人与一座车站的情感联结，使这座建筑超越了单纯的交通枢纽，成为家庭记忆的锚点、城市认同的坐标。

与此同时，对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而言，火车站更是与他们的命运紧密相连。方辉被生父抛弃于火车站广场，一生无法摆脱“弃儿”身份，他诱奸女学生的日期选择也与火车站的重要历史时刻重合。顾因因的姥爷古令圣曾在火车站工作，母亲古燕燕在铁路文化宫图书馆任职，车站留存着这个家族的细碎过往。黎九峰父子对火车站怀有特殊情感，车站是黎九峰作为治安联防员维护秩序、破案立功的舞台，同时是保留黎松儿时回忆的地方。韩喆选择在钟楼自杀，让生命终结于牵绊一生的老建筑。

值得深思的是，小说中不同代际的人物与火车站的关系呈现出微妙的变化。这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差异，更是历史经验的代际传递与断裂。古令圣、柏森曼等老一辈将火车站视为建筑艺术与文明交流的结晶，怀有虔敬之情。中年一代与车站的关系则呈现出分裂的两极。黎九峰将车站视为精神寄托，他的职业成就、家庭记忆、父辈回忆都与火车站紧密关联。而方辉则将车站视为创伤的见证与转嫁的场所。韩喆、顾因因等年轻一代则将其视为即将消逝的城市记忆坐标。1992年，济南火车站被拆除，不仅是一个建筑的消失，更是几代人精神锚点的消逝。

（二）市井温情的地域描写

《绿时间》在建筑、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还深耕济南市井烟火，尽显地域特色。小说中对济南市井生活的描绘堪称精细，涌泉街的鸡丝馄饨摊、顺升小酒馆的葱爆肉与白龙泉高粱烧、六顺居的凉面与浇汤丸子、聚丰德的油爆双脆与九转大肠、草包包子铺的猪肉灌汤包、御龙斋的酸蘸儿……这些美食描写不仅是地方风物的展示，更铺陈老城独有的生活气韵。最动人之处还在于它的感官密度，杨明远大量描写食物的味道，市井生活的声音，通过多感官描写，使读者身临其境。小说对八九十年代济南城市风貌的还原同样用心，百货一楼的水磨石楼梯、纬一路的集邮市场、明兴大厦的T台表演、九九红夜总会的声色犬马、崔健演唱会的狂热……这些细节构筑了一个时代的图景。在这样的故事背景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抽象的心理挣扎获得了具体的现实依托。

鲜活温热的市井日常，和阴冷隐秘的罪案形成强烈对照，酝酿出别致的文字美感。当读者刚刚在六顺居的凉面香气中放松下来，紧接着就读到霍疍花被方辉侵犯的回忆，当读者沉浸在顾因因与韩喆在站前广场讨论建筑风格的温馨场景中，转眼就得知韩喆是杀人凶手。这种叙事节奏的设计，使罪恶在温馨的衬托下显得格外刺目。

这种对照美学的最终指向，是对人性复杂度的勘探。小说拒绝将人物塑造为单纯的“好人”或“坏人”，而是在对照中呈现人性的灰度。黎九峰是追查真相的正义代表，但他同时是一个失败的父亲，他的追凶，既是为了正义，也是为了自我救赎。这种混杂的动机，使他超越了英雄的单一面孔。韩喆是复仇者，也是罪犯。他杀死方辉，是为母亲和姐姐复仇，但这一行为最终将他拖入更深的深渊。方辉是施暴者，但同时也是创伤的产物。热闹市井如同裹在人性外面的衣服，掀开之后不难发现，善恶共生本就是人之常态。

掩卷之后，《绿时间》的钟声仍在耳畔回响。当老火车站标志性的绿色穹顶在城市化进程中轰然倒塌，黎九峰的百日追凶赎罪之旅随之走到终点，缠绕几代人的隐秘罪孽与半生遗憾，悉数在时序流转中尘埃落定。回望全书，杨明远没有用非黑即白的标尺定义任何角色。过往的苦难从来不能当作肆意伤人的借口，短暂的彼此治愈，也很难让人彻底挣脱宿命困局。温润鲜活的济南市井烟火，成为残酷罪行的底色与反衬，建筑消亡带走具象的城市地标，却将一代人的伤痛与记忆永久留存于笔墨之间。岁月从不会直白评判对错，却在缓缓流逝间完成公允裁决，那些困在创伤牢笼里的灵魂，或是完成自我和解，或是坠入命运深渊，都在名为绿时间的文字天地里，留下关于人性、伤痛与救赎的长久思索。

（原载《百家评论》2026年第4期，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长篇小说《绿时间》作者简介：

杨明远，济南人。鲁迅文学院山东骨干作家研修班学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理事，济南市档案学会理事。全国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新锐作家库”作家，2023年度“泉城实力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伪常人”三部曲：《大酒魂》《五虎匠》《绿时间》，作品曾入选“百道好书榜·文学类”“齐鲁好书榜”“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转化影视重点推荐作品”“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转化网络视听重点推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