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从贤储到昏君，他是如何把西汉拖入深渊的？

公元前7年，长安未央宫。

汉成帝刘骜突然去世，没有留下一个可以继承皇位的儿子。二十岁的刘欣走进皇宫，成为汉哀帝。

摆在这位年轻皇帝面前的，却不是一张干净的龙椅：太皇太后王政君还在，王氏子弟遍布朝廷，前朝留下的外戚集团盘根错节。

刘欣很快开始削弱王家。

可奇怪的是，王氏退下去以后，傅氏、丁氏又站了上来。

这一切的源头，都绕不开刚刚死去的汉成帝，那个少年时谨慎守礼、曾被视为合格储君的刘骜，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把帝国的权力交到了外戚手中？

公元前7年，汉成帝刘骜去世。

长安未央宫迎来了新主人，二十岁的刘欣，也就是汉哀帝。

可刘欣接过来的并不是一个权力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朝廷。成帝在位二十多年，母族王氏早已成为西汉最庞大的政治家族之一。

太皇太后王政君仍然健在，王氏子弟遍布中央，王莽更在成帝去世前担任大司马。新皇帝坐上龙椅，身边却到处都是上一任皇帝的舅家势力。

这也是刘欣即位后必须面对的其中一道难题。

起初，他没有立即与王氏翻脸。毕竟王政君身份特殊，王氏经营朝廷多年，贸然清洗只会造成新的动荡。

但随着刘欣逐渐强化皇权，局面开始改变。

王氏过去在成帝朝那种满朝皆见王家人的盛况难以继续，王莽也离开了中央政治舞台。也可以说哀帝时期是王氏势力的一段低谷。

刘欣显然不愿继续生活在成帝留下的权力格局里。

他还试图处理更棘手的问题。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到豪强权贵手中。哀帝时期，师丹提出限制诸侯王、列侯、公主以及官僚豪强占有土地和奴婢数量的方案。

刘欣一度准备推行，希望压制不断膨胀的兼并势力。

结果改革触碰到权贵利益，很快遭到强烈阻力，最终没能真正贯彻。

更麻烦的是，刘欣削弱王氏，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完全脱离外戚。

王家退下去，刘欣自己的亲属就上来了。

他的祖母傅太后、母亲丁姬背后都有各自的家族。随着新皇帝登基，傅氏、丁氏迅速获得政治地位。于是长安朝堂出现了一幕颇具讽刺意味的景象：刘欣想摆脱成帝时代留下的王氏外戚，却又必须借助自己的外家建立新的权力基础。

这就意味着，西汉的问题已经不只是王家权力太大。

真正危险的是，皇帝越来越习惯依靠母族、祖母家族以及亲近集团来平衡另一批权贵。皇位一换，外戚也跟着换，可外戚进入权力中心的政治逻辑并没有改变。

那么，王氏为什么会强大到让新皇帝如此忌惮？

答案要回到二十多年前。

公元前33年，汉元帝去世，太子刘骜登基。

就在他成为汉成帝的那一刻，他的母亲王政君也从皇后变成了皇太后。

紧接着，王家的时代开始了。

公元前33年，刘骜登基之后，长安政治格局迅速发生变化。

变化首先来自他的母亲王政君。

王政君从皇后成为皇太后，她的兄长王凤随即进入朝廷权力核心，担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紧接着，王氏兄弟接连封侯。王谭封平阿侯、王商封成都侯、王立封红阳侯、王根封曲阳侯、王逢时封高平侯，五人同日受封，因此被称为“五侯”。

这已经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皇亲国戚享受富贵。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王氏开始占据能够影响国家决策的位置。

尤其是大司马这样的高级职位。从王凤开始，王氏成员长期掌握重要辅政权力。

成帝在位二十多年，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处于权力核心，到成帝晚年，又轮到了年轻一代的王莽。

王氏为什么能够膨胀得这么快？除了汉成帝利用外戚抑制朝臣和另一派外戚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皇太后王政君。

王氏成员获得封爵、进入朝廷，背后始终存在王政君的影响。她不仅关照自己的兄弟，也照顾早逝兄弟留下的后人。

王莽的父亲王曼去世较早，没有赶上兄弟们大规模封侯，后来在王政君的关照下，王曼被追封，王莽也由此获得爵位。

但如果把王氏崛起全部归咎于王政君，同样过于简单。

汉昭帝以后，霍光长期辅政，已经让大臣、外戚掌握重要辅政权力成为西汉政治的一种历史先例。到了成帝时代，皇帝本人又没有建立足够强势的政治控制，王氏便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空间。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王章与王凤的冲突。

京兆尹王章认为王凤权力过重，曾向成帝进言。成帝并非毫无感觉，一度产生更换王凤的想法。王凤得知消息后主动请求辞职，事情传到王政君那里，太后为此垂泪，甚至不肯进食。

结果局势突然反转。

王凤没有失去权力，成帝反而向舅舅赔罪；提出问题的王章最终下狱而死。

这件事真正暴露出的，并不是汉成帝完全没有看见外戚专权，而是他即使看见了，也缺乏把自己的判断贯彻到底的能力。

皇帝当然仍坐在未央宫最高的位置上，可在他与朝廷之间，王氏已经织起了一张越来越密的权力网络。

而更值得追问的是：刘骜为什么会让局面发展到这种程度？

毕竟在成为汉成帝以前，他并不是一个从小就只知道享乐的太子。

年轻时的刘骜，甚至曾经以谨慎守礼著称。

如果把时间拨回汉成帝登基以前，刘骜留给朝廷的第一印象，并不差。

公元前51年，刘骜出生于长安。祖父汉宣帝十分喜爱这个嫡皇孙，亲自为他取名。元帝即位后，刘骜被立为太子。

少年时期的他喜欢经书，性情宽厚谨慎，甚至有一次接到父皇急召，因为不敢横穿皇帝专用的驰道，宁愿绕远路进宫。元帝知道原因后，不但没有责怪，反而十分高兴。

至少在这个阶段，刘骜符合一个传统储君应有的样子。

问题出现在成年以后。

随着年龄增长，刘骜越来越喜欢宴饮游乐。元帝对这个儿子逐渐失望，甚至动过更换太子的念头。当时傅昭仪所生的刘康颇受元帝宠爱，刘骜的储位因此一度出现危机。后来因为史丹力保，再加上刘骜是宣帝生前疼爱的皇孙，元帝最终没有真正废掉他。

这段经历很重要。

刘骜并不是一路顺风坐上皇位的。他做太子时知道自己可能被废，身边还有父皇和朝臣的约束，因此必须保持谨慎。可公元前33年元帝去世以后，一切都变了。

那个曾经不敢横穿驰道的太子，成为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王凤等王氏外戚迅速进入朝廷。刘骜原本应该利用皇权控制母族，可他没有持续建立这种约束，反而越来越把政务空间让给王氏辅政集团。

而他自己的兴趣，也越来越远离朝堂。

成帝喜欢宴饮游乐，后来又宠爱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这里真正值得被看见的，并不是宫廷艳闻本身，而是皇帝生活重心发生变化以后产生的政治后果：

当一个皇帝没有持续投入足够精力控制官僚与外戚时，权力并不会凭空消失，而会流向那些每天都在处理政务的人。

王凤恰恰站在这个位置上。

所以成帝朝出现了一个很微妙的局面：刘骜并没有失去皇位，也不是所有事情都不能决定，但王氏却能够长期占据重要辅政职位，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网络。

这也是贤储到昏君真正值得讨论的地方。

刘骜少年时代的谨慎并不是假的，他后来偶尔也会试图调整朝局。问题在于，成为皇帝以后，他没有把这种谨慎转化成稳定而持续的治国能力。

而就在长安宫廷沉浸于外戚、后宫与权力争夺时，帝国的另一面已经开始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土地越来越集中，流民不断增加，一些地方甚至爆发反抗。

西汉真正的危机，正在宫墙之外慢慢积累。

西汉经过长期发展，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豪强、官僚以及富户不断扩大产业，一部分普通农民则在赋役和生活压力下失去土地。

到了成帝时期，流民增加，地方治安恶化，颍川、广汉等地先后出现由刑徒、贫民等参与的反抗。

这些问题当然不能全部算在刘骜一个人头上。

土地兼并并不是他登基以后突然出现的，地方豪强坐大也是西汉中后期长期积累的结果。

可问题恰恰在于：当一个王朝越来越需要中央政府进行调整的时候，汉成帝的政治注意力却没有持续放在这些问题上。

长安呈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王氏依靠皇太后王政君与外戚身份迅速显贵，“五侯”不仅占据高位，家族生活也越来越奢华。王氏子弟大规模营建宅第，蓄养大量僮奴、姬妾，车马声色竞相攀比。

一边是权贵家族财富和政治资源不断集中，一边是地方社会矛盾逐渐加重，这才是成帝时期最值得注意的反差。

刘骜也并非从来没有治理动作。

灾异发生以后，朝廷仍会下诏求言、更换官员；成帝晚年还调整中央官制，重新设置三公体系，也就是后来所谓的绥和改制。因此，把二十多年的成帝朝简单概括成皇帝什么都没干，同样不准确。

真正的问题是，这些调整没有改变权力运行的基本状态。

王氏仍长期占据重要辅政位置，皇帝与外戚之间形成了一种越来越难拆开的关系。

成帝偶尔对王凤等人产生警惕，却没有持续削弱王氏；朝廷面对土地、流民等社会问题，也没有形成足以扭转趋势的治理能力。

而另一个危机已经逼到刘骜眼前。

他没有儿子。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这是家族继承问题；对于皇帝而言，却意味着整个帝国都必须重新选择下一任主人。

到了晚年，刘骜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重新拉回政治。

他要在弟弟中山王刘兴和侄子定陶王刘欣之间选择继承人。皇位只有一个，但站在两名候选人身后的，却是皇族、外戚和朝廷重臣组成的不同利益网络。

公元前8年，汉成帝最终选择了刘欣。

他以为自己只是选定了一个继承人。

很快发生的淳于长案却让他发现，围绕这张龙椅展开的权力布局，远比他想象的复杂。

公元前8年，做了二十多年皇帝的刘骜，必须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他没有儿子。

这已经不再是后宫之事，而直接关系西汉下一轮权力分配。

当时主要的继承人选，一个是成帝的弟弟中山王刘兴，一个是侄子定陶王刘欣。成帝经过考察，更欣赏刘欣。

绥和元年，王根、翟方进、孔光等重臣入宫议储，多数支持刘欣，最终刘欣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

看起来，继承问题解决了。

可刘欣背后并不是空无一人。

他的祖母傅太后早已为孙子的储位活动，与赵昭仪、王根建立联系。随后发生的淳于长案，更让成帝发现，围绕下一任皇帝，各方势力早已开始提前布局。

淳于长原本是成帝身边炙手可热的人物，也是王政君的外甥。王根准备退出权力中心以后，他一度有望继续上升。

可王莽揭发了淳于长，案件迅速扩大，淳于长被治罪，王立以及一批相关官员受到牵连。成帝随即调整政局，对刘欣及其外戚严加约束。

晚年的刘骜，显然已经意识到自己被诸权贵算计。

可他最后安排大司马人选时，仍然选择了王莽。

这恰恰说明了成帝时代最深的困境：王氏经过二十多年经营，已经不是几个可以随时撤换的皇亲，而是嵌入朝廷权力结构的政治集团。

公元前7年，汉成帝去世，刘欣继位。

汉哀帝很快开始改变这种格局。王氏受到压制，王莽离开中央，成帝时代权势极盛的王家一度跌入低谷。

然而刘欣赶走一个王氏，并不等于解决外戚问题。

在处理王氏的时候，自家的傅、丁两家外戚的权势也日益膨胀。哀帝试图处理成帝时期已经相当突出的土地兼并问题，一度支持限制权贵占有土地、奴婢的方案，却因触动既得利益而未能真正推行。

于是，一个循环出现了。

成帝依靠王氏，王氏坐大；哀帝压制王氏，却又扶起傅氏、丁氏，后来还重用董贤。改变的是皇帝身边的人，没有彻底改变的，却是皇权不断借助外戚和亲近集团维持政治平衡的局面。

公元前1年，二十五岁的汉哀帝去世，同样没有留下能够继承皇位的儿子。

权力再次出现真空。

王政君仍然健在。她迅速重新掌握局面，已经退出中央数年的王莽，也再次回到权力中心。

刘骜在位时没有解决的外戚问题，刘欣试图解决，却只是换了一批掌权者。

而当王莽重新走进未央宫时，西汉最后的权力格局，也开始慢慢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