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98年9月24日，北京，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四天后，他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走上菜市口。临刑前，他没有留下长篇遗书，却在狱壁上写下四句诗，其中最难解释的，正是“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四句后来被称为《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诗没有题目，“狱中题壁”是后人根据写作地点和情境所加。它并非单纯的绝命之作，而像是一封写给同道者的短笺：前两句说处境，后两句说取舍，既有对同伴的劝勉，也有对自身选择的交代。
谭嗣同引用张俭，是因为张俭曾因揭露宦官侯览而遭到追捕。逃亡途中，他每到一处，百姓都愿意冒险收留。东汉党锢之祸中，许多人因接济张俭受到牵连，但仍有人不肯袖手旁观。
“望门投止”，写的是逃亡者无处可去，只能叩门求宿。谭嗣同借来这个典故，未必是在说自己要逃走，更像是在提醒同伴：即便身处追捕之中，仍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守住道义。
“忍死须臾待杜根”，说的是另一位东汉人物杜根。邓太后临朝时，杜根曾上书劝其归政，触怒权贵。行刑者敬重他的为人，没有真正将他打死，杜根借机装死，后来重新获得任用。
这两句放在一起，意思并不复杂：有人可以暂避锋芒，等待局势变化；有人则可能必须留下，以生命承担后果。谭嗣同知道康有为、梁启超已经出走，也清楚自己同样有机会离开，但他没有这样做。
变法失败，并不是突然发生的。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展开。谭嗣同于9月初奉召入京，获授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实际参与新政事务，距离被捕只有短短十几天。
当时的改革触动了旧有的权力结构。光绪帝希望借助新政改变政治局面，慈禧太后则在天津阅兵等问题上加强控制。9月18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试图争取兵力保护光绪帝。袁世凯后来向荣禄告密，相关计划随即暴露。
关于袁世凯当时的具体动机，史料与后世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戊戌政变迅速发生，却是确定事实。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离，谭嗣同等人被捕。局势至此，已经没有太多回旋余地。
有人劝谭嗣同离开，他回答：“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这句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对改革代价的判断。
他并非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相反，正因为看清了结局，才决定留下。谭嗣同认为，若所有人都在危急关头离去，变法便只能留下几纸诏书，无法让社会真正意识到改革需要有人承担责任。
“我自横刀向天笑”，写的是主动迎向死亡的姿态。刀并不一定是实指，更像是决绝的象征。谭嗣同没有把自己写成受难者，而是把赴死看成一次公开表态：以生命证明维新并非空谈。
真正引发争论的，是“去留肝胆两昆仑”。“去留”可以理解为离去与留下，也可以理解为生死取舍；“肝胆”指忠诚与勇气；“昆仑”则借昆仑山的高大、坚实与崇峻，形容人格和气节。
因此，“两昆仑”未必是两座山峰，也不能简单断定为某两个人。较为稳妥的解释是：无论选择离去还是选择留下，只要守住肝胆，均可与昆仑相比。离去者承担保存力量的责任，留下者承担以身殉道的责任，二者并非天然互相否定。
后世也有人把“两昆仑”解释为康有为、梁启超，认为他们一人出走、一人相随，和谭嗣同形成对照。这种说法有传播力，却缺少足够确凿的直接证据，不能当作唯一答案。诗句的含义，更多应放回谭嗣同当时面对的“去”与“留”之中理解。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在菜市口遇害，史称“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年仅三十三岁。他没有留下关于“两昆仑”的注释，后人也因此不断追问。谜面只有八个字，背后却是两条道路：有人活着保存火种，有人以死留下证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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