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摊”作家赵树理——写在赵树理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

2026-09-21

赵树理致田间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小二黑结婚》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李有才板话》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人，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戏剧家、曲艺家，“山药蛋派”开创者。1937年投身抗日工作。著有《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作品。他的作品多以太行山区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深刻变迁，刻画鲜活的乡村人物，凭借卓越的创作实绩，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曾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中国曲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

2026年是赵树理先生诞辰12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在筹备一场纪念特展，展览空间中将搭建一个“文摊”—— 一张木桌，桌面上摊开赵树理的小说、剧本、鼓词、杂文等作品。封面朝上，观众可以随手翻开，像在书市上花低价买几本喜欢的小册子那样，随意而亲切。

这个设计灵感来自赵树理自己的话：“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钱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

“文坛”与“文摊”，一字之差，说出的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选择——拒绝将大众隔绝在文学之外，侧身走向庙会、田间和农民的休闲娱乐时空。它不只是一种通俗化策略，更是一种立场与见识：文学以谁为主角，又该如何写。

从赵树礼到赵树理

1906年，赵树理出生在山西沁水县尉迟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祖父为他取名“赵树礼”。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礼是立身之本，是个人修身、社会秩序的基石；礼也是科举取士的核心，会试也被称为“礼闱”。为孙儿取名“树礼”，就是希望他从小树立对儒家礼教的尊崇与践行，从而走上科举入仕、金榜题名的道路。

父亲赵和清是村里的能人，通农事、懂医术、晓卜占、擅乐器，被村民称为“万宝全”，意指“无所不能”的能人。农闲时赵和清经常用柳条编制家具，赵树理后来戏称自己家是“编辑世家”。童年时，他跟着父亲进“八音会”，学会了吹拉弹唱，也学会了犁地、摇耧、锄苗。这些经历让他对乡土有一种天然的亲切——之后虽“走出了小院，却没有忘记小院；告别了田园，却没有忘记田园”。

1925年，赵树理考入长治的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在老师和同学的影响下，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主义ABC》以及鲁迅、茅盾、叶圣陶等新文学巨匠的作品，也常翻阅屠格涅夫和易卜生的文学经典。经历漂泊困顿与牢狱波折之后的青年赵树理，郑重地将“赵树礼”改为“赵树理”——“要破封建社会的‘礼’，立马克思主义的‘理’”。从“礼”到“理”，一个字的位移，贯穿了他此后的文学道路。

文摊之“摊”

“文摊”二字，拆开来看，“文”是方式，“摊”是立场。赵树理选择“文摊”，首先是一种位置选择——他把自己放在读者中间，而不是读者对面。“摊”字的根本含义，是让读者成为文学的主体，让作家从“启蒙者”的位置上走下来，成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赵树理笔下的人物不是孤立的、与背景对立的个人英雄，他们的意义不在于个性的强度，而在于他们与整体之间的那种“融合”关系。作者不把农民当作需要被唤醒的个体，而是从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状态出发去理解他们、书写他们。

的确如此，赵树理写小说，不是为了塑造典型人物或完成文学杰作，而是为了解决农民正在面对的真实困境。他不是观察农民，而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参与农民的生活。他写的人物不存在表里不一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情感立场与农民的统一。

理论刊物《红旗》创刊不久就约请赵树理为杂志写稿。赵树理把它视为“光荣的任务”。但四个月后，他交出的不是小说，而是一篇长达万言的意见书，题目叫《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在这封意见书里，赵树理全面分析了当时农村生产力的状况，对生产任务确定、产品交换、分配、生活消费以及农村思想状况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一切都由上级、由政权机关来决定。上级管得太死，对生产实际又不了解，下面只好搞些浮夸的东西。他甚至说，在这种情况下，他想改行，不愿写小说，因为他既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也不愿作违心的虚伪之言。

在赵树理看来，对人民事业的责任感比写小说、当作家更重要。因此，当小说无法为农民解决实际问题时，他宁可放下小说，去写一份意见书。这种执拗，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摊”的深层含义：文学不是目的，作家的位置不在文坛的高处，而在农民中间，在问题现场。如果写作本身变成一种与农民真实处境脱节、与自己认知冲突的行为，那他宁愿不写。他把自己摆在读者中间，从农民的整体状态出发去理解他们、书写他们，并且在文学无法触及问题核心时，敢于放下文学去做更直接的事。赵树理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纯作家，他首先是农民中的一员，然后才是一个写作者。这个位置决定了“摊”的含义。

文摊之“文”

如果说“摊”解决了赵树理站在哪里、为谁写的问题，那么“文”要回答的，则是他的艺术追求。

1949年，赵树理“进城”不久写下一篇创作谈，谈到自己在与农民说话时总是“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赵树理《也算经验》）。这里用到“翻译”二字，说明存在着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植根于古代士大夫传统又吸收西方文艺思想的知识分子话语，另一套是土生土长的民间话语。他不打算用前一套去覆盖后一套，而是甘愿在两套话语之间充当“翻译者”或“二传手”。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民识字的还不多，一心为农民写作的赵树理每每下笔，就不得不把故事化繁就简，以“说—听”而不是“写—读”的模式确立自己的叙述方式。德国学者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评价说：“他学习民间表达方法的天赋，令他无论如何也算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革新者。”

中国现代文学馆保存着赵树理写给诗人田间的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向田间推荐刘洪的长篇叙事诗《艾艾翻身曲》，理由是“有个特点是语言大众化”。在他看来，“语言大众化”是第一位的。

翻开《小二黑结婚》，满篇都是这样的句子：“刘家峧有两个神仙：一个是前庄上的二孔明，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千里姻缘使线牵。”这些句子没有一个生僻字，没有一个复杂句式，读出来就是农民日常说话的节奏——短促、干脆、带着韵脚，鲜活生动、幽默风趣、简洁明了。

《李有才板话》是这种语言追求的极致呈现。小说中共有13段快板，都是阎家山快板高手李有才的创造。每一段快板都韵律和谐，内容清晰，读来朗朗上口，自然而然地与小说叙事完美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赵树理的语言虽然大量取材于方言土语，但他并非简单地照搬。学者贺桂梅认为赵树理的方法是“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殊地域的特殊用语，而尽量采用符合‘普通话’规范的直白语词和结构句式的文法，但同时又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色彩”。换句话说，他追求的不是方言的“奇”，而是语言本身的“活”——让农民听得懂，也让非本地的读者读得进去。这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大众化”。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后说：“不仅每一个人物的口白适如其分，便是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茅盾在《论赵树理的小说》中概括：“用一句话来品评，就是已经做到了大众化。”

赵树理对大众语言的追求，并不意味着他故步自封。1951年初，为拓宽文学视野、精进创作思想，他有过一段重要的阅读经历。那一年，胡乔木亲自为赵树理选定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以及《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著作。赵树理被安排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专心读书。那时与赵树理过从甚密的严文井回忆说，赵树理原来就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文艺作品和外国作品的译本，“我这才明白，老赵并不是一个‘土包子’，他肚子里装的洋货不少”。

赵树理的语言之美，不是修辞的繁复、意象的奇崛，而是口语本身的清澈、节奏的明快、人物对话的鲜活。他的语言像土地一样朴素，却也像土地一样有生命力——这正是“文摊”之“文”的奥秘。

根在泥土，心向人间

1947年，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常务副理事长的陈荒煤在边区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赵树理由此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一面旗帜。

将近80年后，2025年4月，第四届全民阅读大会首次设立“重读赵树理”单元。2026年7月，中国作协“著名作家抵达文学‘县’场”活动走进赵树理故乡山西沁水县，陈建功、麦家、马伯庸等作家走进赵树理故居。这场活动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根在泥土，心向人间”。赵树理这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枝叶仍在蓬勃生长。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任

(作者:王雪)

来源：中国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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