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公元251年，洛阳朝廷里，司马懿刚刚平定王凌谋反，便下令把魏国诸王陆续迁往邺城，并交由有关官署严加监察。曹操的儿子和孙辈，从此不但远离权力中心，彼此往来也受到限制。人数看似不少，真正能够调兵、联络大臣、控制地方的人，却几乎没有。
这道命令的背景，正是王凌事件。王凌是曹魏重臣，曾任太尉。他与兖州刺史令狐愚谋划起兵，打算废掉魏帝曹芳，改立曹操之子、楚王曹彪。计划尚未展开，司马懿便迅速出兵，将王凌逼入绝境。王凌自杀，曹彪也被迫自尽，相关亲属受到牵连。
这件事给司马氏敲响了警钟。曹氏宗室即使没有兵权，只要有人愿意出面拥立，他们仍可能成为反司马力量的旗号。于是，司马懿不再满足于控制朝廷，还要把曹氏诸王集中看管。没有封国，没有军队，也没有自由交往，宗室的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被截断。
问题的根子，还要追溯到曹丕即位以后。曹丕与曹植争夺继承权多年，对宗室兄弟始终存有戒心。称帝后，他不断调整诸王封地，限制他们出入和任官，使他们只能保留王爵，不能掌握与身份相称的实际力量。
曹彰的结局，更让曹氏兄弟看清了形势。曹彰是曹操麾下的名将，拥有军事声望，却在曹丕即位后很快失去施展空间，最终突然死亡，死因历来多有争议。此后，曹氏宗室大多被安置在远离军政中心的地方，王爵成了荣誉，兵权却被牢牢收回。
曹丕并非完全不用曹氏人物，但他依靠的曹真、曹休，属于曹操部将之后，并不是曹操的直系儿子。这样安排有一个明显特点：既能使用曹氏集团的名望，又不必担心皇帝的亲兄弟掌握重兵。
曹叡继位后，宗室受到的约束并没有放松。到他临终托孤时，真正进入权力核心的曹氏人物主要是曹爽。曹爽虽然出身曹氏旁支，身份显赫，却缺少足够的政治判断和军事威望。公元249年，高平陵之变爆发，曹爽随即放弃抵抗，连同亲信集团一起被司马懿清除。
有意思的是，曹家并不是没有机会反击，而是每一次机会都被内部关系和制度限制住了。曹据曾被考虑为新帝人选，但郭太后反对。曹据若即位，郭太后的政治地位必然改变，她本人也可能离开皇宫。司马师后来接受这一意见，改立曹髦为帝。
曹髦并非庸弱之主。司马师死后，司马昭继续掌握朝政，曹髦逐渐意识到皇帝已经被架空。公元260年，他在宫中对近臣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随后带领宫中卫士和僮仆试图讨伐司马昭，却因力量悬殊，在宫门附近被成济刺杀。
曹髦的行动失败，并不只是个人勇气不足，而是皇帝身边已经没有一支真正属于皇帝的力量。禁军将领听命于司马氏，朝廷重臣不愿冒险，地方州郡也没有及时响应。曹髦手中的名分很重，能调动的实际资源却少得可怜。
曹奂后来被立为帝，正是这种局面的延续。他是曹操之子曹宇的儿子，血统上属于曹魏宗室，但即位时已经没有能够支撑皇权的班底。公元265年，司马炎接受曹奂禅让，建立西晋。曹奂退位后被封为陈留王，曹魏政权至此结束。
还要看到，曹操的儿子数量多，并不等于曹氏形成了一个团结的政治集团。有人早逝，有人被迁徙，有人长期远离中枢，彼此之间缺少稳定的利益纽带。曹丕、曹叡两代皇帝又有意削弱宗室，久而久之，曹家子孙只剩下血缘上的共同身份，却没有共同进退的组织基础。
司马氏则不同。司马懿掌握军政后，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接手，父子兄弟之间能够持续经营同一套权力网络。曹氏宗室面对的是一个已经控制禁军、朝臣和地方官府的集团，稍有异动，就可能牵连全族。王凌、曹髦的结局，正是摆在所有曹氏子孙面前的现实代价。
所以，曹家没人反抗并不准确。有人反抗过，也有人试图借助皇帝名义翻盘。只是曹丕以来的宗室政策，先把曹氏子孙变成了没有兵权的贵族；高平陵之后，司马懿又把他们变成了受到监视的贵族。到了曹奂禅位之时，曹氏宗室早已失去独立行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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