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
9月19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在浙江杭州发布《中国农业农村微观数据观测报告2026》。该报告显示，调查中样本农户的彩礼均值从2019年的4.67万降到2023年的3.86万，人情支出占比从17.1%降到11.5%。
彩礼降了！这对农村青年和关注高额彩礼问题的人群而言，无疑是个好消息。过去多年，高额彩礼既是农村青年成婚的拦路石，也是很多农村家庭的重大负担，还是农村地区突出问题之一。近几年来，经过中央和多地的持续整治，这个“难啃的骨头”，终于取得了显著治理成效。
高额彩礼现象由传统习俗、性别失衡、城乡发展差距等多重因素交织而成，这意味着治理绝非易事。2019年起，从中央“一号文件”到相关部委推动移风易俗改革，再到多地以村规民约、红白理事会、积分奖励、婚恋服务等方式倡导，加之司法系统助阵，形成多元共治局面。
整治四年来，农村彩礼均值从2019年的4.67万降到2023年的3.86万，降幅高达17.3%。此前也有报道披露，一些地区平均彩礼较治理前下降近40%。这些数据均说明，相关治理措施是有效的，真正减轻了民生负担，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创造了有利条件，即降低了结婚门槛。
彩礼均值下降，还意味着传统的婚俗观念在改变，互相攀比彩礼的不良风气在扭转。因为先有观念、风气转变，才可能有彩礼下降。如果相关农村家庭不接受新观念，恐怕彩礼下降很难实现。这要归功于移风易俗改革系统推进，也与“零彩礼”“低彩礼”等示范引领密不可分。
不过，也要看到，农村彩礼均值下降并不能掩饰高额彩礼问题仍然突出的现实。例如，与“零彩礼”“低彩礼”增多拉低彩礼均值有一定关系，但部分农户仍要支付高额彩礼。再如，在整治高额彩礼背景下，不少农户将原本高额彩礼以某些方式转移，男方家庭负担并未减轻。
据悉，一些地方以村规民约对彩礼“限高”后，表面看彩礼符合标准，但部分农户通过“阴阳彩礼”、提高“上车费”“改口费”或“三金”改“五金”等方式进行“找补”。虽然彩礼均值下降，但部分农户实际支付的结婚成本并没有下降。“摁下葫芦浮起瓢”要引起重视。
因此，既要从彩礼均值下降看到治理信心，也要在此基础上再接再厉，针对变相操作花招、难点痛点问题进行持续治理。只要存在高额彩礼现象，或者农户结婚负担没有减轻，就应该持续发力，实现彩礼从“财”归“礼”的最终目的。这需要以问题为导向不断调整治理重点。
比如，能否从整治高额彩礼逐渐向整治结婚综合负担转变，值得考虑。对于仍存在的高额彩礼，要继续整治、重点攻克，同时，还应该对“XX费”“X金”“婚房婚车”采取合理的治理措施。治理工作只有覆盖农村家庭结婚主要支出项目，才有望真正减轻农村青年结婚负担。
再如，更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结婚负担问题。不少人以女方父母需要养老为由索取高额彩礼，再次折射出农村老人养老“短板”亟需弥补。围绕农村青年提供公益化婚介服务，既能高效匹配婚姻资源，也能降低“媒婆费”等。也就是说，完善相关公共服务也是减负的重要路径。
不管怎么说，彩礼降了，就是好消息，这是对民生负担的回应，也是婚俗改革的直接成果。但不能满足于既有成绩，还需看到问题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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