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为什么进不了法庭？

这几年办诈骗案，被害人自己要求参加庭审却被拒绝的事，我碰到过很多次。更荒唐的是，有些人请了律师，律师要求阅卷，办案机关又不承认他是被害人了。

需要他的陈述，需要把他付的钱算进诈骗数额的时候，他是被害人。轮到他要行使被害人的权利，这个身份怎么就不算了？

事情发生在他身上，钱也是他交的，他想知道法院究竟在审什么，想说说自己的经历，结果连参加都这么难。

认定他是被害人，却不许他行使权利

法律对这个问题并不含糊。《刑事诉讼法》把被害人列为当事人，第一百八十七条明确要求，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传唤当事人。[1] 法院有义务让他知道什么时候开庭，保障他依法参加诉讼。不是非得他自己打听到了，反复提出申请，法院才考虑要不要听他说话。

他想说明自己的经历，可以就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他对证据、处理结果有意见，可以依法提出、参与法庭辩论。不懂法律，还可以请律师帮他。不是做完笔录以后，就只能等着别人告诉他结果。

律师受了他的委托，要先知道案卷里怎么记、哪些钱被认定成了损失，才有办法替他说话。审判阶段，律师担任诉讼代理人，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司法解释有明文规定。[2] 不让律师看卷，他连办案机关究竟根据什么认定自己被骗，都难以弄清，又怎么提出具体意见？

如果办案机关后来认为他不是被害人，那就把原来为什么认定他受骗、相应指控还成不成立，一起查清楚。不能只在他要求参加诉讼、律师要求阅卷的时候改口，原来据此作出的不利于被告人的认定，却一点不动。那就不是纠正身份认定，而是只取消这个人的权利。

不依法通知被害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他参加诉讼，剥夺的就是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是严重的程序违法。做得再多、再习惯，也不能因此变成合法。

有人不愿意出庭，可以依法处理；人数多，也有相应的通知方式。可一个人明确要求参加，甚至已经请了律师，还被挡在外面，就不能再用这些理由搪塞。我们不能把他被拒绝的结果，最后写成他没有来。

他想把话说清楚，却要先考虑能不能保住工作

我办理的一起案件里，一位被列为被害人的老师最后出庭了。他在庭上说，法院通知可以参加庭审后，学校领导接连找他谈话，不让他本人参加，也不让他委托律师参加，甚至要他在工作和出庭之间作选择。他最后不得已递交了辞职报告。

到了法庭，他说自己没有被骗，不认可被害人的身份。

一个人要来说明自己没有被骗，竟然得先考虑会不会丢掉工作。认为他说得不对，可以拿证据问他，可以依法作出判断。学校领导有什么权力不让他参加？出庭和工作之间，为什么非要他选一个？

我没办法因为他最终出庭，就觉得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谁不用上班，谁没有家要养？一个人没有拿工作去冒险，绝不意味着他同意了案卷里关于自己的全部说法。如果必须有辞职的决心，才能把话说出来，那些没有走到法庭上的人，又有多少话没有被听见？

对已经反映出来的阻拦，也不能听过就算了。法院要保障当事人参加诉讼，就不能对阻止他参加的人和事不闻不问。

不能只要他的笔录，不听他现在要说的话

他说没被骗，当然还要查。可要查的恰恰是他为什么这样说，和案卷记载有哪些出入，究竟哪一种说法有证据。不能一面说不能只听他自己的判断，一面连他所说的事情都不肯认真听。

诈骗案里，为什么把钱交出去，是绕不过去的问题。同样是交钱，可能因为相信了虚构的事情，也可能本来就是赠与、奉献。后者也要查有没有欺骗，不能只凭一个名称下结论。可不问清付款时知道什么、相信什么，怎么知道这笔钱是被骗走的？

比如，笔录里写着不知道钱具体怎么用。是不知道每一笔日常开支，还是收钱的人编了一个用途，骗他交钱？如果他本来就同意让对方安排，并不要求逐笔过问，能把这种“不知道”直接解释成受骗吗？这些话不难问。难的是，问出来的答案如果不支持指控，办案机关愿不愿意接受。

一份笔录是此前一次询问留下的记录，不是这个人从此不能再解释、不能再补充的理由。本人想更正哪句话，想补充什么经过，应当有机会说清楚。要是此前的话可以用来指控别人，现在的话却因为不合指控而进不了法庭，那就不是在核实陈述，是只挑自己要听的部分。

辩护人对重要陈述提出异议、申请本人到庭核实时，法律另有规定：法院经审查认为陈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的，应当通知本人出庭。[3] 这是核实证据的要求。被害人自己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则不需要等辩护律师来替他申请。不能把两件事混在一起，最后都用一句没有出庭必要挡回去。

这个人要说的，也未必有利于被告人。福建龙岩曾有一起非法集资案，一些被害人认为起诉范围没有充分反映他们的受害情况，却没有得到参加庭审的通知，法院以人数太多解释。检察机关对未认定的部分有证据不足的解释，但被害人仍应有机会参加，了解依据、提出异议。[4]

辩护人替被告人辩护，也不能只在被害人说没被骗时才重视他的意见。他说出不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辩护人就依法质证、回应。不能因为不愿意听见，就希望他不来。公诉人和法官同样没有这个资格。

剥夺参与权，也是在阻止错误被揭出来

可在前面这些情形里，办案机关并不是没有听说被害人想来。本人申请了，律师也提出了，还是不让参加。法律规定的权利，就这样被作决定的人取消了。卷宗不让代理律师看，本人无从弄清自己的陈述被怎样使用；庭审不让参加，就没有机会当庭解释、提出异议、回应别人的说法。等到案件作出了结论，他又被要求接受一个自己没有机会充分参与的审判。

即便最后的判决没有错，这些已经发生的权利侵害也不会因此消失。一个人有权参与涉及自己的诉讼，不是只有在他能帮助法院改判时才有这个权利。何况，人被挡在外面，疑问没有得到调查，又凭什么那么有把握地说，听不听他都不影响结果？《刑事诉讼法》规定，剥夺或者限制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二审应当撤销原判、发回重审。[5] 法律要求的是“可能影响”，不是让被排斥的人先证明一定判错了，才承认剥夺他的权利值得纠正。

这些拒绝究竟替谁省去了麻烦？人已经抓了，逮捕已经批准了，案子已经起诉了。本人到庭，说出的经历与笔录不一样，或者说明自己的钱并不是被骗走的，就得重新查之前怎么询问、为什么认定这笔损失。查下去，可能连当初该不该抓人都要重新面对。不同意见触及的，是前面一连串决定的正确性，以及作出这些决定的人要不要承担责任。

把人挡在外面，这些问题就容易被搁置。卷宗里的陈述仍然可以支持指控，作出陈述的人却没有机会当庭说明其中的遗漏和错误。这样的审理，得到的结论看上去没有受到有力反驳，可反驳它的人恰恰是被违法排斥了。先剥夺别人提出异议的机会，再拿未经充分质疑的材料证明自己办得对，权利的剥夺就在帮助原来的结论逃避审查。

到这一步，法院的责任也不能被掩盖在“前面已经这么办了”里面。侦查、起诉形成了怎样的判断，不能免除法院听取当事人意见、审查证据的责任。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本人依法参与，本身就在实施新的程序违法。它不只是没有发现前面的错误，还使前面的错误更难被发现。几个机关先后经手，原本应当增加发现问题的机会，却可能变成前一个机关的决定由后一个机关维护，最后让普通人去承受全部后果。

尤其不能接受的是，被害人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利用。需要证明犯罪，他的身份被承认；他要求阅卷、要求说明不同的情况，身份又不被承认。他受到什么伤害，由办案机关认定；他对这种认定有意见，却连说清楚的机会都可能被剥夺。一个原本有权了解、质疑和参与的人，最后只剩下被别人援引的几页笔录。追究犯罪借用了他的经历，却排斥了他本人。

那位老师为了出庭不得不辞职，国家以保护被害人的名义追诉，他却要冒着失去工作的代价，才能来说明自己没有被骗。他确实站到了法庭上，可这不能抹去他此前承受的压力。一个人按照法律行使权利，竟然要先准备付出法律之外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又足以让更多人不敢行使权利。没有到庭，可能就被当作没有异议，使他不敢到庭的压力反倒被忽略了。

我做刑事辩护，当然在意这些陈述会不会影响定罪量刑。但这里被侵害的，不只有被告人免受错误追诉的利益，还有被害人在自己的案件里说话、提出不同意见的权利。真正遭受诈骗的人也一样：他认为还有损失没有被认定、还有责任没有被追究，如果连参与和了解案情都做不到，他又拿什么争取？当权利的有无取决于一个人的意见是否方便办案，法律保护的就不再是每个人，而只是愿意接受既定安排的人。

人们走进司法，是因为自己的生活受到了伤害，需要法律主持公道。可在这里，掌握办案权的人又以违法的方式，剥夺了他们依法说话和争取公平的机会。司法不仅会犯错，还可能让受到影响的人无从揭出它的错误。被害人的名义仍被用来证明追诉的正当，他本人受到的侵害，却连同他的声音一起被排除在审判之外。这不是保护，而是新的伤害。

注释

文中涉及的公开资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百八十七条；第四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百九十八条分别涉及委托诉讼代理人、陈述和经审判长许可发问、发表意见及辩论。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六十五条规定审判阶段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其他诉讼代理人须经法院许可。第二百二十一条规定庭前通知和涉众案件通知方式。

[3]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第十三条，条件包括对陈述有异议、申请出庭，以及法院审查认为陈述对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

[4] 界面新闻2016年9月26日《龙岩一非法集资案悬而未决，或严重影响当地社会信用体系》。报道亦记载法院表示将讨论通知被害人参加庭审，当时尚未确定时间。

[5] 《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第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