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解释中国三部曲”收官： 《文明与政治》重新解释中国政治体系

中国为什么成为今天的中国？这是一个看似熟悉、实际上始终没有得到充分回答的问题。

过去两三百年，人们不断尝试回答“中国何以成为中国”。中外学者有的从儒家传统寻找答案，有的强调皇权、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也有人从土地制度、家庭结构和经济形态入手；近现代以来，更进一步借助专制主义、现代化、民族国家等概念，把中国放进世界政治发展的不同理论框架之中。

这些研究构成了我们今天理解中国的重要知识基础，也塑造了我们讨论中国政治时习以为常的框架与概念。与此同时，一个更加基础、却往往不被我们知觉的问题越来越难以回避：这些概念和理论中的相当一部分，本身产生于欧洲的历史经验。用它们来观察中国，可以看到中国历史的一些重要侧面，却也可能让另一些同样重要的事实变得模糊甚至失真。

如果传统中国只是一个皇权高度集中的专制国家，我们该怎样解释它在两千多年里形成的复杂官僚体系和内部的制度分化？如果国家始终凌驾于社会之上，我们又该怎样理解士绅、教育、选贤任能以及地方社会所承担的大量治理功能？如果现代化意味着传统政治秩序的终结，为什么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态、政治组织、社会关系和文化观念中，仍然能够看到如此强烈的历史连续性？

这些问题共同提醒我们，任何单一范式、概念都难以揭示或者说穷尽中国历史的真实面貌。理解中国政治，并非一次就能完成的任务，而需要不断回到自身历史经验中重新审视、重新理解。

近日，郑永年教授的新作《文明与政治：传统中国政治体系及其近代再造》由浙江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他持续多年的“解释中国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也是一部试图从中国自身历史经验重新认识中国政治的力作。

01

一个持续数十年的问题：如何解释中国

“解释中国”，一直贯穿郑永年教授的学术研究。而“解释中国三部曲”，正是他以系统的方式来重新审视并解释中国所作的努力。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组织化党权》讨论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组织形态，试图理解现代中国政治组织的形成和运行；第二部《制内市场》转向政治经济，讨论中国国家与市场之间形成的独特关系；现在，《文明与政治》将问题向更深处推进。如果说《制内市场》追问的是中国为什么形成今天这样的国家—市场关系，那么《文明与政治》面对的问题就更加基础：

中国国家本身是怎样的——它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

中国的政治秩序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皇权怎样运行？国家怎样选拔和组织政治精英？政治中心与地方社会如何连接？近代革命摧毁帝制以后，新的政治权力又怎样建立起来？

著名中国研究学者齐慕实教授在为本书撰写的书评中，对郑永年的学术抱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郑永年试图纠正社会科学界在理解中国治国理政问题上的诸多偏失，进而提出一种更准确的中国“政治体系”解释。齐慕实坦言，尽管他对书中部分论断抱有“相当强烈的疑问”，但郑永年提出的问题“极有价值”，其结论也足以激发富有意义的讨论。

这一评价恰好点出了《文明与政治》最值得重视的地方。一本真正有学术抱负的著作，其价值并不只来自它提供了多少确定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它能否重新提出问题，让一些已经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重新变得可以讨论。

02

为什么要从“东方专制主义”谈起

这本讨论中国政治体系的著作，没有直接从古代皇帝、官僚、科举或中央集权开始，而是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一个看似有点远、实则更基础的问题——西方究竟是怎样认识中国的。

从古希腊时期关于东方政体的想象，到启蒙时代对欧洲与亚洲政治差异的讨论，再到19世纪以后不断演变的“东方专制主义”，“东方”长期作为欧洲认识自身的一面镜子而存在，“东方专制主义”也逐渐成为西方思想史中极具影响力、甚至是最主要的解释框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缺少独立社会力量、个人服从国家、皇帝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威，这些判断经过不同历史阶段思想家的阐发，逐渐构成理解东方政治的一种稳固范式，中国也被纳入这一既有知识框架。进入当代中国研究后，这种影响仍以新的理论语言延续下来。

郑永年关心的不是简单判断这些研究“正确”还是“错误”，而是追问一种认识中国的范式究竟如何形成，又为何能够长期延续。为此，他借用谱系学的方法，仔细追溯“东方专制主义”的形成、变化与演进。在他看来，范式一旦确立，就会影响研究者提出什么问题、寻找什么证据，并进一步塑造对事实的理解。因此，“解构”并非否定，而是重新发现既有范式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局限，并在与它的对话中寻找更接近中国历史事实的解释。

这也是郑永年强调本书旨在“对话，而非否定”的原因。齐慕实在序言中就指出，即使郑永年对主流社会科学、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批评措辞锋利，他最终追求的仍是与同行展开对话，进而更准确地“阐明中国国家过去是什么，现在又是什么”。

这句话也可以看作理解全书的一把钥匙。真正困难的问题并不只是“中国与西方有何不同”，而是：如果已有概念不足以解释中国，我们还需要什么样的概念和方法来认识中国？

03

重新进入历史：

中国究竟形成了怎样的政治体系

从第五章起，郑永年以其独特的政治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国自身的历史。

他没有把传统中国政体简单还原为某一种制度，更没有把全部解释集中在皇权之上。他试图恢复的，是一个由政治秩序、制度结构、精英形成和国家—社会关系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

这套政治体系首先建立在一种不同于欧洲经验的秩序基础之上。在欧洲政治思想传统中，上帝、自然法以及超越现实统治者的规范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中国走过的则是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这里很早就形成了高度世俗化的政治秩序，自然法没有取得与欧洲相同的位置，政治规范更多地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角色、责任与义务之中。郑永年由此提出“社会自然法”这一概念，试图解释传统中国的等级秩序、礼、法以及政治责任如何获得自身的规范性基础或者说正当性来源。

在这一秩序之上，皇权成为传统中国政治的中心。但“中心”不意味着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可以替代整个政治体系。一个庞大的国家需要官僚体系，需要行政和决策，需要监察，需要处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随着国家的发展，最高政治权威之下不断出现制度分化，皇帝也必须通过内部越来越复杂的组织体系和分工来实现有效的治理。郑永年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内部多元主义”。

这个概念很容易引起争论，但也恰恰揭示了传统中国政治最值得重新理解的地方：政治权威可以高度集中，具体权力却不得不同时发生分化；皇帝拥有最高地位，实际政治运行仍然受到官僚制度、决策程序、监察体系以及中央—地方结构等的塑造。换言之，传统中国既不能被简单描述成现代意义上的分权体制，也不能被压缩成皇帝个人统治一切。历史的实际运行要复杂得多。

政治体系还需要不断解决另一个问题：谁来治理？从较早的察举制到后来的科举制，中国古代逐渐形成了一套从社会中选拔、培养并吸收政治精英的制度。郑永年将其放在“贤能政治”的框架下考察。因此，教育和考试在这里不仅是文化制度，更关系到国家如何获得治理者，社会成员如何改变自己的阶层，政治精英如何形成，又如何维持与社会之间的连接。

这一制度同时包含着看似矛盾的两个方向。一方面，选贤任能冲击了血缘和世袭壁垒，为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教育资源和文化资本并非平均分布，新的精英群体也由此形成。所以作者进一步把问题推进到不平等、代表和责任。贤能政治究竟带来了更多平等，还是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区分？从社会中选拔出来的政治精英，究竟代表谁，又对谁负责？沿着这条思路，国家与社会的边界也开始变得含混而复杂。

士绅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存在。他们接受教育，与官僚体系保持紧密联系，又长期扎根地方社会，承担大量公共事务。所以很难简单地把他们归入“国家”或“社会”中的任何一边。这也帮助我们理解另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中国传统政治拥有高度统一的政治权威，正式的政府却并没有直接承担基层社会生活中的所有事务。大量治理功能由士绅、宗族和地方社会承担。郑永年由此讨论“统而不治”和“小政府”。这意味着，传统中国政治权威的集中，并不等同于行政力量无所不在；强大的政治中心，也可以与相对有限的直接社会治理同时存在。

把上面这些部分放在一起，我们才开始理解本书所称的“中国政治体系”的完整含义。它既包含皇权，也包含官僚制，更涵盖了政治秩序的规范性基础、最高政治权威的组织方式、制度内部的分化、政治精英的产生、社会流动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持续变化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文明与政治》超越了“东方专制主义”所提供的单向度的解释，重新呈现中国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齐慕实认为，本书的一大长处在于郑永年“极其重视细节”。这一评价十分中肯。作者受的是政治学训练，在这本书中却有意承担起历史研究者的角色，系统梳理了有关中国古代、中古、近世治国理政的大量研究，旁征博引，细致辨析，而不是满足于从历史中挑选几个方便证明理论的例子。政治理论提供了审视体系的视角，而历史细节则不断检验着这种视角的解释力与边界。二者之间的张力，也构成了《文明与政治》最鲜明的特点之一。

04

帝制终结之后：

中国政治体系如何完成近代再造

本书当然不只是为了解释中国国家过去是什么，它也不把传统中国视作一个已经结束的历史对象。而使本书与今天发生联系的，是近代中国的巨大转型。

19世纪以后，中国所遭遇的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王朝危机。西方列强的侵略、工业化、现代国际体系以及新的政治思想等，共同改变了中国国家所处的环境。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从改革到革命，中国不断尝试着重建国家。与此同时，民族主义、主权、议会、政党等新的政治概念和组织形式也进入中国。1911年，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终结。但皇帝退出历史，并不意味着国家组织的问题随之消失。

恰恰相反，一个更加迫切的问题出现了：在旧的最高政治权威消失以后，谁能够重新组织中国？近代中国一度尝试议会制度，但以失败告终，新的稳定秩序没能建立起来。十月革命之后，一种以高度组织化的政党为核心的现代政治形式开始对中国产生深刻影响。从孙中山改组中国国民党，到中国共产党形成更加严密的组织体系，政治权力的载体发生了根本变化。本书把这一新的政治形态概括为“组织化党权”。从皇权到基于组织之上的党权，绝非传统制度的简单延续。革命、民族主义、主权国家、现代政党和新的社会动员方式，使政治权力的组织和运行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同时，政治整合、精英组织、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国家建设问题仍然存在，并在现代制度和组织形式中获得新的回应。

因此，《文明与政治》真正要阐明的是：中国国家是什么，如何生成，又如何在近代巨变中经历转型与自我再造。也只有把今天的制度放回这一漫长的历史脉络中，我们才可能理解哪些东西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哪些政治问题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又有哪些现代制度是在回应新的历史条件中形成的。

05

从中国经验出发，重新解释中国

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强调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真正的“自主”，远不止于简单减少西方概念的使用，更重要的是能否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提出问题，从丰富的中国经验中形成具有解释力的概念，并在与既有理论的对话中发展更加准确的中国解释。

从这个角度看，《文明与政治》提供了一次颇具雄心的尝试。作者提出的“社会自然法”“内部多元主义”“组织化党权”等概念，当然可以讨论，书中的一些判断也难免引发争议。真正值得重视的是其背后的方法：不满足于把中国历史剪裁后放入现成理论，而是重新回到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与思想传统，从经验中提出问题、组织材料、生成概念，再与已有社会科学展开对话。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齐慕实一面对书中部分论断提出质疑，一面仍然认为郑永年提出的问题“极有价值”。争议本身也是思想对话的一部分。它会促使我们重新打开那些似乎早已有了答案的问题。

中国为什么成为今天的中国？从“东方专制主义”到中国政治体系，从传统皇权到现代政治组织，《文明与政治》试图重新回答这个问题。而随着这本书的出版，郑永年持续多年的“解释中国三部曲”，也终于完成了最后一块拼图。

《文明与政治》

作者 郑永年

出版日期 2026.09

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西方知识界沿用“东方专制主义”范式解读中国，以西方理论剪裁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造成中西之间日益加深的认知鸿沟。

本书依托丰富的史料与缜密的分析，深度剖析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脉络，揭示该范式实质是带有鲜明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主观知识建构，而非基于中国本身的历史实践与思想传统。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政治学家的锐利眼光回溯历史深处，围绕世俗主义、社会自然法、皇权、制度分化、帝国政治制衡、贤能政治、不平等与代表等核心议题，旁征博引，显微阐幽，在呈现中国历史复杂性的同时，梳理并重释中国传统政治体系的内在演化逻辑与实践特征，清晰阐明了中国国家是什么以及如何生成，近代遭遇列强冲击后又经历了怎样的转型与自我再造。本书也由此表明，只有将中国置于其历史脉络与自身文明传统之中，而非以西方理论来定义中国，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的当代制度。

《制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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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郑永年 黄彦杰

出版日期 2021.01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中西比较的视野，探索了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历史及当代演变，并以“制内市场”的总体框架来揭示中国的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本书提出，“制内市场”是一种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不断演进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市场并非自主的、自我调节型的秩序，而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的组成部分，服从于国家治理的规制。具体体现为一个三层市场共存的等级制的结构：底层的自由市场经济，顶层的国家资本，以及介乎两者之间的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相互作用的中间地带。作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全球化，中国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内部平衡不但关系中国自身未来的前景，也可能会对世界各地的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创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法学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施普林格·自然出版社ARPE学术期刊(The Asian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主要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中美关系、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和主编中英文著作百余部，包括《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论单边开放》《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大汇合与大分流：大变局下的中国现代化》《保卫社会》《中国模式》等。

邱道隆，北京大学—康奈尔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译有《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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