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部委都在催央国企付款，可谁来付款给国企？

2026年9月，国务院五部委联合部署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核心抓手是“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政策逻辑清晰：央国企处于产业链核心位置，只要它们带头付钱，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就能盘活，国民经济循环就能畅通。

然而，一个被政策叙事有意无意遮蔽的问题随之浮现：如果央国企自己也收不到钱，它们拿什么来付？

一、政策要求央国企做什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以及五部门吹风会披露的信息，央国企被赋予了明确的支付义务：

中央企业要对中小企业全部采用现金支付，对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商业汇票和电子凭证；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国资委明确要求央企“带头少开票、多付现”，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硬杠杠”。

这套要求的力度是空前的。过去央国企惯用的“账期融资”模式——通过拉长应付账款周期来变相获取无息资金——被政策精准打击。

但政策的可行性，取决于央国企自身的现金状况。

二、央国企的应收端：谁欠它们的钱？

要理解央国企为何难以痛快付钱，必须看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另一端：它们也是被拖欠的对象。

第一层拖欠来自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 央国企，尤其是建筑类央企，大量的工程项目业主是地方政府或地方融资平台。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达58.77万亿元。尽管“6+4”万亿元化债资金在持续推进，但大多数省份的政府债务率仍在上升，除青海和内蒙古外，其余29个省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幅均超过10%。

城投有息债务在化债政策支持下增速有所放缓，但仍在增长。更关键的是，经营性债务问题正在成为2026年化债的“重头戏”，各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频繁提及“多措并举化解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经营性债务风险”。这意味着，央国企从地方政府和城投平台收回工程款、服务款的难度，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善。

第二层拖欠来自央国企之间的“三角债”。 建筑类央企之间的应付款规模触目惊心。仅中国建筑、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国交建、中国中冶五家，应付账款加应付票据合计就达3.36万亿元，几乎等同于重庆2025年的GDP总量。中国建筑一家应付账款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

这些巨额应付款的源头，很大程度上是央企作为总包方，从业主（往往是地方政府或另一家央企）那里收不到钱，于是只能把资金压力沿产业链向下传导。当业主欠着央企的钱，央企就欠着分包商、材料商、劳务公司的钱。 这是一条清晰的债务传导链。

第三层是账款周转天数的持续恶化。 以建筑类央企为例，中国中冶2025年应付类账款周转天数高达347天，中国中铁为300天，两年间分别拉长了190天和130天。这固然说明它们对上游的占款在加剧，但同期建筑发债企业的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也在拉长。收不回来，就付不出去——这是最朴素的现金流约束。

三、央国企的应付端：钱都被什么占用了？

即便有回款，央国企的现金也并非可以随意支配。多重刚性支出正在挤压可自由支配的资金空间。

利润上缴比例大幅提高。 2026年，财政部将央企税后利润上缴比例进行了显著上调：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电信、煤炭等资源型企业收取比例从最高25%提升至35%；一般竞争型企业从15%提升至30%；军工、邮政、铁路等从10%提升至20%。这是近年来幅度最大的一次调整。

政策意图是缓解中央财政压力，但代价是央企可留存现金的减少。当国资委同时要求央企“多付现”时，央企面临的是利润上缴与支付义务的双重资金压力。

“两金”压降本身就是考核指标。 国资委持续深化中央企业“两金”（应收账款和存货）管控，要求有效减少资金占压。这意味着央企的应收账款和存货规模是受考核约束的，不能无限扩张。但“两金”压降的前提是能收回来。如果应收端收不回来，“两金”就压不下去，可动用的现金就多不起来。

带息负债的约束。 央企的资产负债率受到严格管控，通过大规模借贷来支付应付账款的空间有限。央行虽然提出“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但这会增加央企的带息负债规模，与降杠杆的长期导向存在张力。

四、政策的深层张力

五部委的政策组合拳，本质上是在不改变央国企收入端状况的前提下，要求它们改变支出端行为。这创造了一个结构性张力。

从宏观视角看，这是一个“债务链层层传导”的困局：

地方政府/城投 → 欠 央企 → 欠 中小企业

政策选择从链条中段切入，要求央企停止向中小企业转嫁压力。这在道义上完全正确，但在现金流上存在一个缺口：如果地方政府不还钱给央企，央企又必须付钱给中小企业，这个差额从哪里来？

可能的资金来源无非几种：自有存量现金、新增融资、压缩其他支出、或利润留存减少。

对于现金流充裕的央企（如部分能源、电信类企业），自有现金或融资可以覆盖。但对于大量建筑类、工程类央企，它们的应付账款规模本身就是营业收入的数倍，靠自有现金根本不足以在60天内完成全链条的现金支付。

更深层的问题是：建筑类央企的商业模式本身就包含“垫资施工”的基因。 中国建筑应付账款周转天数在样本企业中最低，仅178天，但其应付账款余额超过1万亿元。这说明即便是“表现最好”的央企，其正常运营也高度依赖对上游资金的占用。突然要求全面现金支付、账期压缩至60天，等于要重构这个行业的财务模型。

五、真正的出路在哪里

政策不能只约束链条中段。要让央企有能力付钱，必须同时解决它们收不到钱的问题。

首先，地方政府和城投的欠款需要实质性的清偿安排。 化债政策目前重点在隐性债务和金融债务，但央国企被拖欠的工程款、服务费中，大量属于经营性债务。2026年化债重点向经营性债务延伸是一个积极信号，但规模和节奏尚不明确。如果地方政府的支付能力不恢复，央企的应收端就无法改善，央企对中小企业的支付能力也终究有限。

其次，财政资源统筹的力度需要跟上。 审计发现，部分地方存在结转结余资金未盘活、非税收入未及时缴库、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应收未收等问题。在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背景下，盘活存量资金、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是改善地方政府支付能力的现实路径。

第三，央企的考核体系需要同步调整。 如果“两金”压降、利润上缴、资产负债率管控同时收紧，而支付义务又突然加重，央企的财务弹性会被过度压缩。政策之间需要协调，避免“既要、又要、还要”导致执行层面的扭曲。

五部委催央国企付款，方向正确，力度空前。但“谁来付款给央国企”这个问题如果不回答，政策的可持续性就存疑。

央企不是印钞机。它们的现金，要么来自经营收入，要么来自融资，要么来自资产变现。当收入端被地方政府和城投的欠款拖住，融资端受杠杆约束限制，资产端又面临“两金”压降的考核，支付能力的边界是真实存在的。

让央企带头付钱，是对的。但只有让欠央企钱的人也开始付钱，这个链条才能真正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