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治文 | 徐复观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

摘要：孟荀相较，现代新儒家大多持尊孟贬荀的态度，对荀子多有批评。不过，徐复观倒是对荀子另眼相看，专门著文对其政治思想进行深入解析。何以如此？概因其能从中找到“政治儒学”的共鸣。徐氏的解析，基于荀子之为儒家、荀子之为荀子、荀子之为变异儒家三个问题展开。依徐氏，荀子之为儒家者在于，其政治思想中延续了儒家民本德治之通义；荀子之为荀子者在于，其重新解释儒家之礼，建构起一套理论构造严密、思想特色鲜明的礼治体系；荀子之为变异儒家者又在于，其言性恶，将礼完全外在化、政治化，使礼义在个体自身没有实现之保障而只有求其保障于圣王，致其思想有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徐氏既回溯传统，楷定荀子民本德治之精神以及其礼治之特征，进而肯认其大儒地位；又面向现代，以民主政治的现代眼光省察苗子政治思想中蕴含的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换言之，徐复观之所以要解析荀子政治思想，正因其从中找到了可以对接现代民主政治的古典资源。

关键词：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民本；德治；礼治

“接着宋明讲”是现代新儒学的重要精神特质，也因此，现代新儒学总会给人以偏心性化路向的“心性儒学”的印象。以第二代新儒家牟宗三、唐君毅和徐复观作为考察对象，牟、唐的新儒学确有那种偏于心灵超越和形上建构的“心性儒学”的特点，然与此不同，徐复观却因其军旅、从政等特有人生体验和生命实践而对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格外关切，由此，这也使得他的新儒学更具“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特点，更显“政治儒学”的气象。作为“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一种尝试”，徐氏新儒学这种“政治儒学”的气象从其对儒家思想传统的梳理和解释中亦可窥见一斑。从现代新儒家对先秦儒家思想传统的认识来看，众所周知，在孟荀之间，现代新儒家学人大体持尊孟贬荀之态度，对荀子多所攻击和批评，并没有太高的研究兴致。不过，徐复观倒是独超众类，对荀子评价甚高，而且对荀子政治思想饶有兴味，还专门著文对其进行深入解析。这不禁让我们要问，同作为现代新儒家群体中的一员，同样对儒家天道心性、内在超越等问题精研颇深，那么，徐复观何以还会对荀子政治思想另眼相看，并能抱以“同情理解”之态度对其做现代解析呢? 很显然，这无疑与徐氏特有的政治关切及其“政治儒学”的追求紧密相关。换言之，徐氏之所以如此，概以其能够从荀子政治思想中找到“政治儒学”的共鸣。具体如何，我们对徐复观的荀子政治思想解析做一番梳理，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从徐氏《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一文来看，他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基于追问荀子之为儒家、荀子之为荀子、荀子之为变异儒家这样三个逻辑关联的思想话题而展开。在徐氏看来，荀子之为儒家者在于，其政治思想中延续了孔孟儒家民本德治之通义；荀子之为荀子者在于，其重新解释和发挥了儒家之“礼”，建构了一套理论构造严密、思想特色鲜明的礼治思想体系；荀子之为变异儒家者在于，其言性恶，将礼完全外在化、政治化，使礼义在各个人的本身没有实现的确实保障而只有求其保障于圣王，进而致其礼治思想中包含着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不难发现，徐复观对荀子政治思想传统的反省，是以民主政治的现代思想资源作为参照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徐氏一方面注重回溯传统，楷定荀子民本德治之精神以及其礼义政治之特征，并由此而肯认荀子的大儒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注重面向现代，以民主政治的现代眼光来批判和省察荀子政治思想中含着的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换句话可以说，徐复观之所以要解析荀子的政治思想，正欲从孔孟荀等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中找到可以对接和补益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

一、荀子之为儒家：徐复观论荀子政治思想中的儒家通义

关于荀子的学派归属历来是学界聚讼纷纭的重要思想话题。徐复观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正是从追问其所体现的儒家通义，以明确其“大儒”身份开始的。为此，徐复观把荀子与孔孟进行对比，将其政治思想与孔孟相同的地方详尽地列举了出来。从徐氏《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一文来看，他主要从七个方面详细分析了荀子政治思想与孔孟的所同之处。综合这些内容来看，我们认为，徐氏所揭示的荀子与孔孟之所同主要集中于民本和德治两大方面。民本和德治两大政治思想传统，也正是徐复观最为看重的孔孟荀之间一脉相承的“儒家通义”。那么，孔孟所坚持的儒家民本德治的政治思想通义在荀子那里又有何具体表现呢？这显然是徐氏所要着力论证和说明的。

从儒家民本的政治思想通义来看，徐复观提出，在如下几个方面荀子与孔孟几乎完全一致，也彻底地捍卫了儒家的民本思想传统：

其一，荀子与孔孟一致，都把民心向背作为决定政权合法性的根本依据。徐复观认为，在儒家民本的思想视域下，“天下”是政治中的主体性存在，而君主只是一从属性的客体。因此，儒家认为，君主对于天下不可以言“取”或“与”，其得天下与否主要取决于民心民意。对于此一认识，在徐氏看来，孟荀并无二致。如，孟子就说：“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于子哙。”（《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也继承了这一思想而论曰：“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有谁与让矣？”（《荀子·正论》）对于汤武与桀纣之间的政权转移，孟子论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进而提出“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荀子则认为“汤武非取天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荀子·正论》），并进一步认为“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荀子·臣道》）。孟荀皆如此立言，其在于他们都守儒家以民为本之通义，以“得民”“为民”与否作为人君存废的根本理由。故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又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尽心下》）荀子则说：“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荀子·正论》）又谓：“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正是由此出发，孟荀都明确肯定汤武取代桀纣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其二，荀子与孔孟一致，皆以爱民养民，保障人民的生存作为人君所应担负的最大责任。对此，徐复观提出，在儒家那里，人君是应人民之需要而存在的，而人民最基本的需要就是生存，因此，爱民养民以保障人民生存正是人君最大的政治任务。孔孟荀等无不如此主张。对于“民”，孔子有“节用而爱人”“庶富教”之说。与夫子之学相承，孟子仁政的政治理想中也把儒家养民之义放在首位，故其有“制民之产”“正经界”等等所论。将荀子与孔孟相比，徐复观认为，尽管荀子似乎更为突出教与学，然而他以礼作为政治的骨干，也反复讲“礼者养也”。“可见养民以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在荀子的政治思想中，一样是人君所负的最大最基本的责任。”正因为对人民生存权的格外关注，故儒家特严“义利之辨”。在徐氏看来，“儒家的所谓利，指的是统治者的利益；所谓义，在政治上说，指的是人民的权利。”对于《孟子》首章所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按徐氏理解，《孟子》开宗明义，高扬“仁义”大旗，严分义利之辨，其意在维护人民的权利也。因此，儒家“义利之辨”的政治表达，应该是抑制统治者的特别利益，保障人民的一般权利。为此，徐复观还特征引荀子所论如下：

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然故民不困财，贫窭者有所窜其手。（《荀子·大略》）

这里，徐氏将孟荀义利之辨合观，其意在说明儒家义利之辨“保障人民的一般权利”的特定政治内涵，以及孟荀之政治思想在民本精神取向上的共性特质。

不仅如此，对于孟荀民本思想中的爱民养民之义，徐复观还进一步指出，尽管爱民养民与否直接关乎“得天下”与否，然在儒家那里，爱民养民本身即是目的，而“得天下”只是一种手段。“儒家的人格主义，决不肯把工具和手段混同于目的，更不肯为了工具、手段而牺牲目的。”故孔子说：“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孟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与孔孟相比，徐复观认为，在荀子那里，虽然因为政治的气味太重而致使人格自我完成的成分似不及孔子和孟子那样来得深刻而显著，但他也两次说“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尽管荀子是非难孟子的，然而，“由此一语言之相同，可知这是从孔子以来儒家相传的最根本的大义”。

其三，荀子与孔孟一致，在君臣大义上也持一种“从道不从君”的抗势态度。徐复观认为，孔子对于其时之国君，所取的是一种教导而非顺从的态度。从《孟子·离娄下》“君之视臣如手足”一段来看，孟子也强调人君与人臣之间是一种相对的关系。比之以孟子，徐复观认为，在荀子思想中，臣的地位或许远不如孟子，但他在臣之外又特别提出了“傅”（“师”）的观念与君并立；并且深以阿谀取容的“态臣”为可耻，而以谏、争、辅、拂为社稷之臣。这些显然都与孔孟之说不相悖离。更为重要的是，荀子还旗帜鲜明地再度重申儒家“从道不从君”的君臣大义，如此，“则儒家于君臣之际，不容苟合，固彰彰甚明”。

如上，徐复观基于孔孟和荀子（主要是孟荀）的君民观、君臣观和义利观等的比较，肯定了荀子政治思想中所承续的孔孟儒家的民本通义。此外，他还从儒家的德治思想传统入手，揭示了荀子政治思想主张与孔孟的一致。

对于儒家所倡导的德治，徐复观认为，“孔子乃至整个儒家的政治思想，都是由德治观念所贯通的”。何谓德治？他提出：“德治的最基本意思是人君以身作则的‘身教’，亦即是孔子的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正身’‘修身’是德治的真正内容。”如是，孟子直承孔子而论曰：“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至于荀子，他则特别提出“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荀子·君道》）孔孟荀相比，孔、孟似乎都言“正身”，至荀子而始言“修身”。然不论言“正身”还是“修身”，在徐复观看来，孔孟荀之说皆不出儒家德治之真义。他认为，荀子对人君以身作则的“身教”作用的格外看重，对人君之德之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影响的极力肯定，毫无疑问都是直接继承了孔孟的德治思想遗产。

正因荀子政治思想对儒家民本和德治之通义的坚守，在根本精神取向上能够与孔孟保持一致，故徐复观认定荀子当为“大儒”无疑。“他（荀子）承孟子之后，为儒家开创期之殿军；儒家的人文精神，由他而更得到一明确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他似乎可以说是儒学的完成者。”不过，徐复观也同时指出，荀子政治思想能够继承儒家民本德治之通义，这只能说明荀子之为儒家的理由，却并不足以反映荀子之为荀子的特征。为此，徐氏又侧重从解析荀子政治思想与孔孟之所异入手，追问了荀子之为荀子的思想特征。

二、荀子之为荀子：徐复观论荀子政治思想的特征

对于荀子政治思想之特征的解析，徐复观主要立足于比论荀子与孔孟之所异而予以展开。对此，他明确提出，“荀子在政治思想上之异乎孔、孟，主要是在其礼治思想。”诚然，孔孟也都言“礼”，那么，荀子所说的“礼”又与之有何不同呢？对此，徐氏基于孔孟荀的细致比较而提出：孔子由“礼之本”而赋予礼以新的意义，使礼内化而为一种心之德，这是其最基本之用意所在；孟子继承夫子而直接以“辞让之心”“恭敬之心”来解释礼，不再注重其形式（节文）的一面；至于荀子，他“一反孔、孟内在化的倾向，而完全把礼推到外面去，使其成为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政治组织的原则与工具”，这是孔孟那里所没有的思想。由此可见，将礼推到外面去说，使礼外化而为法，成为一种政治组织的原则和工具，正是徐复观所理解的荀子礼学的突出特征。同时，为进一步表现此一突出特征，他又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解析了荀子礼学的主要创新之处：

第一，荀子从人类社会的起源上，证明礼的必要。以“群”论礼，从群学的观念和视野出发来论证礼之于人类社会的必要是荀子礼学的一大特点。此一大特点颇受徐复观的重视。为此，他特征引荀子之言而对此进行了专门讨论。《荀子·王制》载：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

对于此句，徐复观作“案”论曰：“此处之所谓‘义’即是礼。‘礼义’自孟子而始连用，荀子亦多连用。连用者每可互用。群即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组织。人之所以能战胜毒蛇猛兽，一是人善用工具，一是人能构成社会的群。而在荀子则认为，群是人类战胜自然环境的唯一因素，礼是群的原理与方法。”在徐氏看来，将礼作为“群”的原理与方法，以礼作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原则与工具，这是荀子礼治思想的一大创新之处。

第二，与孔孟以“敬”与“让”言礼不同，荀子主要以“分”言礼。徐复观提出，荀子特重言礼之“分”，由“分”而言“类”（知类、统类），“类”对于人而言又可谓“伦”，故荀子亦有“礼以定伦”（《荀子·致士》）之说。如是，礼义之“分”其实就主要指向“礼以定伦”。也就是说，礼作为“分”（类）的标准，它所划定的是人伦关系中的不同个体所对应的不同人伦义务。徐复观说：“作为分与类的标准而使之相称的，首先是人伦的义务。人伦是天然的分类，所以重点不在分与类上，而是要各尽其本身的义务。”那么，人伦关系中的不同个体所对应的义务和责任具体为何？对此，徐氏征引荀子之言而予以了补充说明。

请问为人君？曰：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此道也，偏立而乱，俱立而治。（《荀子·君道》）

这里，荀子所谓“偏立而乱，俱立而治”一语最为徐复观所看重。他认为，所谓“偏立”，是片面义务；所谓“俱立”，是平等义务。其专门引述荀子此语意在强调荀子礼治下所划分的人伦义务不是单向的“片面义务”而是双向的“平等义务”。

第三，荀子虽重礼义之“分”，然在其中又贯彻了儒家所注重的“均”的原则。徐复观认为，荀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以调节欲望与生产的关系来说明礼的起源，也就是以经济的视角来说明礼的起源。论及经济上的财富分配问题，徐氏提出，儒家多主张“均”，而荀子的礼义之分，则是一种差别待遇的分配方案。不过，徐复观同时也指出，荀子礼义之分所体现的差别原则其实也并不违反“均”的要求。因为他基于礼义之分而讲的差别待遇要以“德”“技”“能”等为标准，而且在差别待遇之下，还要求有一个共同的基数以作一般人民生活的保障。如荀子所谓“由天子至于庶人也，莫不骋其能、得其志、安乐其事，是所同也”（《荀子·君道》），此即意味着，这种差别待遇，是各取所值、各得其志的差别待遇。这在理论上其实也并不违反儒家所追求的“均”的原则。

第四，除说“明礼义以分之”外，荀子更说“明礼义以一之”，由此使礼治成了人君“无为而治”的理想治道。徐复观认为，荀子生活于战国晚期，他面对着快要统一的这样一个大的天下，如此，负政治总责的人君如何才能统治得了是其要着力思考的思想课题。为此，荀子为人君开具了“审礼”的“兼能”之道。徐氏指出：“经战国两百年的大混乱，至荀子时代而达到了顶点。此时要求从混乱的顶点中脱出，则必须对政治人生社会重新赋予以能作合理运行的大方向，这是荀子特别重视礼的真正背景与意义。”《荀子·君道》载：

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之礼也。古者先王审礼以方皇周浃于天下，动无不当也。

依荀子，人君只有“兼能”才能统治得了即将统一的天下，而君主只有“审礼”才可以兼能。审礼何以可以兼能？对此，徐复观分析指出，凡是事物的组织化，也意味着事物的单纯化和统一化。所以礼之“分”，亦即礼之“一”也。在荀子看来，“礼是‘类’，是‘一’，人君审礼，即是‘以类行杂，以一行万’，这种‘枢要’在人君手上，便很简易地把天下治理了。”既如此，礼治在荀子就被理解为了人君“无为而治”的理想治道方案。提及“无为而治”，徐复观进一步提出，这是儒、道、法等各家共同的追求，然孔子、老庄、法家人物等所理解的无为的内容和达到无为的经路各不相同。对于荀子，他所理解的达到无为的经路在于“礼义之统”。他认为，经由“礼义之统”，自可以达到“块然独坐”的治理目的。如此，诸子百家宣扬的“无为而治”被荀子赋予了礼治的新内涵，而礼治在荀子也走向了“无为而治”的统治术。

如上，徐复观从四个方面解析了荀子礼治思想的具体特征和创新之处。总括上述四个方面，他认为，荀子礼治的精神在于，“以合理的组织原则与方法，把社会构成一套整齐的有机体，以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理想人群生活”。于此，我们不能不惊叹其理论构造之完整与严密，及其思想在古代的突出与奇特。正因荀子之礼治在理论构造上的完整与严密以及在思想上的突出与奇特，故徐氏特将礼治作为荀子政治思想的鲜明特征来加以分析和梳理。在徐复观那里，礼治被作为是荀子政治思想的根本殊异之处，也是儒学发展史上荀子之为荀子的主要思想动因所在。不过，他也不无警觉地提出，荀子以礼治为特征的政治思想虽延续了孔孟儒家政治思想民本德治之通义，但又分明使儒家精神发生了某种曲折，给其中注入了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对于此一曲折也是徐复观所要力图澄清和阐明的。

三、荀子之为变异儒家：徐复观论荀子政治思想对儒家精神的曲折

“含着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是徐复观判定荀子政治思想使儒家精神发生异化和曲折的重要理据所在。他对此一问题的解析又主要从荀子的性恶论着眼。徐复观提出，由于荀子主张性恶，礼在其看来并非出于人内心的要求，而只是由于圣王根据利害的比较所“制”的外在“法度”。“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荀子·性恶》）礼义既然只是圣王为防人之性恶而“起”，那么，其在各个人本身并没有实现的确实保障，而只能求其保障于圣王，然圣王又断不能对万人予以这种保障，由此，在徐氏看来，荀子所宣扬的礼义之治就势必会完全归之于带有强制性的政治。“这样一来，在孔子主要是寻常生活中的礼，到荀子便完全成为政治化的礼，······只成为一种外铄的、带有强制性的一套组织的机栝。”从孔子那里寻常生活中的礼到荀子这里完全政治化了的礼，徐氏认为，这不能不说是对儒家精神的一种曲折。

另外，由于荀子说性恶而使儒家精神发生曲折的另一表现就是为君权张目而致儒家的民本主义难于贯彻。徐复观认为，只有依孟子相信人性是善，才能信任人民的“好恶”，于是人君政治的设施，遂一要以人民的好恶为标准，这才能贯彻民本主义。然而，荀子却以人性为恶，于是人民的好恶不可靠，要靠人君拿礼来“扰化”。故此，在荀子的礼治下就弄得百姓唯赖人君才能存在。如荀子所说：“百姓之力，待之（人君）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势，待之而后安。”（《荀子·富国》）徐复观论曰：“在荀子的礼治之下，人君是‘管分（礼）之枢要’，百姓赖人君以生存，加以礼的‘藩饰’是一级推上一级，推到人君那里，在荀子的描述中，真够堂皇伟大，于是人君的地位，至隆至高得神化起来了。”诚然，如果人君的地位“至隆至高得神化起来了”，那么，儒家素来重视的民本主义也就很难贯彻了。

同样，由于荀子说性是恶，故刑、罚在其政治思想中较孔孟远为重要了，此种对待刑、罚的态度也是荀子政治思想使儒家精神发生曲折的又一表现。于此，徐复观指出，对于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礼，是与“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刑相对的。对于孟子，因为人性之善，能用德相感，可以不用刑，势至于非用刑不可，亦自觉这是治者的德化不够，自然会流露“哀矜而无喜”及“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孟子·梁惠王上》）的心情。由此，徐氏认为，孔孟对于刑采取的是一种谨慎的态度。与孔孟有所不同，因荀子认为性恶，“所以礼是成立于利害争夺比较之上，没有得到人道良心上的保障，于是为了推行礼治，礼与刑的关连，便较孔孟大为密切，罚在荀子的政治中，较孔孟远为重要”。为证此论，徐复观还专门引述了荀子之说如下：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荀子·性恶》）

综上所论，正因荀子将礼外在化、政治化了，使“性恶”之人对于礼失掉了自主性和自发性，礼义在各个人的本身没有实现的确实保障，而只有求其保障于圣王，如此又极大地抬高和神化了人君之地位而致儒家之民本精神难彰。故此，徐复观判定，荀子政治思想虽在礼治方面卓有特色和建树，然在其中又“毕竟含着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而使儒家之精神发生了曲折。如徐氏所言：“从政治方面说，他面对兴（秦）亡（六国）转变的激流，并已感到暴秦气氛的重压，现实的政治问题，较其他任何问题，对于他更为迫切，于是儒家的人文精神，因他的太偏重在政治方面，不仅缩小了人文活动的范围，并且他所强调的人文的礼治，反而成为人文精神的桎梏。……儒家精神，因荀子而受了一大曲折，则亦不容讳言。”

当然，徐复观虽承认荀子政治思想因含着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而使儒家精神发生曲折，但他又深明儒法之分，仍坚定以荀子为“大儒”，而不将其归于法家之流。其原因在于，徐氏认为，荀子政治思想仍能守住儒家民本德治之通义而与法家思想主张有着诸多不同。具体来看，徐氏判分荀子与法家而指出：

第一，法家反对历史文化，主张“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而荀子则认为礼生根于历史文化之上，主张“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荀子·王霸》）。

第二，法家是法本主义，以人从属于法，不重视人的本质；而荀子、儒家则是人本主义，以法的“械数”从属于人的本质，坚守儒家尚德、尚贤的德治传统。故荀子明确宣称“有治人，无治法”，其理由是“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荀子·君道》）。

第三，法家对人君的要求是“术”和“势”而不是德；而荀子对人君的要求则主要是德而不是“术”和“势”。荀子曰：“故君人者周，则谗言至矣，直言反矣，小人迩而君子远矣。……君人者宣，则直言至矣，而谗言反矣，君子迩而小人远矣。”（《荀子·解蔽》）又说：“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明，则下安；主道幽，则下危。”（《荀子·正论》）

正因上述所列举之种种理由，徐氏确信，荀子政治思想“大体上尚能与法家划一界线，以保持其儒家的规格”“也有许多地方还是继承儒家的圭臬”，故此，荀子仍为“大儒”无疑。不过，与孔孟相较，他又明确宣称，儒家精神发展至荀子确乎已发生了曲折和变异。因此，荀子虽在礼治政治思想上卓有特色和建树，自成一家之言。不过，“荀子长于言礼，但对仁的体悟不深”，因其言性恶，对人性的根源自信不及，“对人性的根源自信不及，即是对人格尊严的根源自信不及，遂偏于在功利上、在利害上去求解决人的问题，差之毫厘，遂在其政治构想之归结点流于与孔子相反的方向而不自觉”。合而言之，徐复观基于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辩证审视，“一方面肯定了荀子对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与贡献，另一方面指出了他思想中蕴含的独裁与专制因素”。

四、传统与现代之间：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解析平议

从以上呈现的思想内容来看，强烈的问题意识无疑可谓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解析的首要特点。如上论及的，徐复观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基于追问荀子之为儒家、荀子之为荀子、荀子之为变异儒家这样三个逻辑关联的思想话题而展开。对此，依徐氏所见，荀子之为儒家者在于，其政治思想中延续了孔孟儒家民本德治之通义；荀子之为荀子者在于，其重新解释和发挥了儒家之“礼”，建构了一套理论构造严密、思想特色鲜明的礼治思想体系；荀子之为变异儒家者在于，其言性恶，将礼完全外在化、政治化，使礼义在各个人的本身没有实现的确实保障而只有求其保障于先王圣王，进而致其礼治思想中包含着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对于上述这三个问题的提出和回应，理所当然的也就构成了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解析的主要内容。

不仅如此，如上徐复观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除见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明晰的逻辑线索外，一位现代新儒家学人的儒者情怀也跃然纸上。可以说，他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不是简单的历史记叙，而是在其间渗入了转化儒家思想传统以对接现代人文世界的现代儒者的现实关怀。他赞誉荀子为大儒，甚至引其为同道，概因古圣今贤心同理同，他们都要共同守护以民本德治为通义的儒家精神家园。他对荀子多所批评、颇有微词，也是其儒学思想家的本色和儒者的民本情怀使然。可以说，对于荀子，徐复观既是共情的，又是反省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何以谓“共情”？因为徐氏将荀子引为同道，他们在精神取向上都坚守孔孟儒家民本主义、德治主义的政治理想。正是出于这种“儒的自觉”，他才在儒家文化认同的意义上，不无感情地赞誉荀子为“大儒”。然而，“他对中国文化怀有真挚的感情，但他并没有因这种感情而淹没自己对知识的追求，淹没自己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理智分析”。正因有这种理智分析，我们也可以说徐复观对荀子是“反省”的。这种“反省”主要表现为他对荀子之为变异儒家的深刻揭示，以及对荀子政治思想中所含着的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的格外警惕。

不难发现，徐复观对荀子政治思想传统的反省，是以民主政治的现代思想资源作为参照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徐氏一方面注重回溯传统，楷定荀子民本德治之精神以及其礼义政治之特征，并由此而肯认荀子的大儒地位；另一方面，他又注重面向现代，以民主政治的现代思想资源来批判和省察荀子政治思想中含着的专制独裁因素。换句话可以说，徐复观之所以要解析荀子的政治思想，正欲从孔孟荀等所代表的儒家文化传统中找到可以对接和补益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思想资源。诚如徐氏以夫子自道的口吻指出的：“他作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目的即是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可以与民主政治相衔接的地方。”正是这种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寻对接现代民主政治之思想资源的努力和尝试，使得徐复观对传统政治思想的解析颇不同于自由主义学者所具有的那种反传统的学术态度和立场。同时，又因为徐氏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格外关切，他对儒学传统的回归，并无意于像其新儒家的同道如牟宗三、唐君毅等那样建构一套哲学形而上学的思想体系，而是以思想史作为学问取径，致力于发掘和阐释出传统政治思想中可以补益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这正如陈少明评论指出的：“作为思想史家与政治评论家的徐复观，不遗余力地为民主、自由呐喊，在现代儒家阵营中可谓独树一帜。他所成就的，恰恰是现代新儒家撤离的思想前沿———政治儒学。”应该说，徐复观之所以要对包括荀子在内的儒家政治思想进行解析，正是他的那种“政治儒学”的时代关切使然。他关注和讨论荀子，或许正是因为荀学“政治儒学”的鲜明特质使然；而他解析荀子政治思想的一大学术特色和贡献，也正在于努力将荀子之为荀子的这种以礼学为底色的“政治儒学”特质呈现出来。很显然，就徐复观荀子政治思想解析所体现的“政治儒学”关切来看，我们实在很难说，现代新儒学只是空谈心性超越而不关心社会政治的所谓“心性儒学”。

作为思想史家和政治评论家，作为“政治儒学”的关切者，徐复观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一方面注重从思想史的视野出发，考察荀子政治思想的形成及其特征；另一方面又注重从民主政治的现代追求出发，揭示和批判荀子政治思想中可能蕴含的专制和独裁因素，从而将荀子民本、德治和礼治的政治思想资源活化于现代社会政治之中。如是这样，我们或可以说，徐复观的荀子政治思想解析，并非只是一种思想史的历史叙事，而是要借对荀子的政治思想史解读来表达其民主政治的现代思想。或者直接可以说，徐氏之所以如此，就是要阐扬荀子政治思想中的“民主”思想元素，以实现包括荀子思想在内的儒家政治思想的现代转化和发展。从学术态度和方法来看，徐复观在传统与现代双向互动的视野下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其所体现的正是徐氏与其现代新儒家的同道们所共同坚守的返本开新的现代文化建设立场和方法。这种返本开新的学术方法，也就是作为“以思想史论表达思想的思想家”的徐复观所创发的治中国思想史的独特方法———“现代的疏释”。在徐氏看来，“思想史的工作，是把古人的思想，向今人后人，作一种解释的工作。”他对荀子政治思想的“现代的疏释”，正是这样一种解释的工作。

众所周知，在孟荀之间，“接着宋明讲”的现代新儒家大体持尊孟贬荀的态度，对荀子多所攻击和批评。那么，作为现代新儒家重要代表的徐复观何以会对荀子政治思想抱有“同情理解”之态度并要特别对其做一番“现代的疏释”呢？对此，窃以为，这或与徐复观特有的政治关切及其“政治儒学”的追求紧密相关。具体说来，徐氏之所以特别要回溯荀子的政治思想传统，概与荀子本身礼治论的“政治儒学”特质不无关联，而其所以要加以现代性的分疏和解释又或因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儒学现代发展追求使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徐复观的荀子政治思想解析既有历史文化脉络下的分析和梳理，更有现代社会语境下的批判与反省。在此一解析过程中，他着力回应了其所提出的荀子之为儒家、荀子之为荀子、荀子之为变异儒家三个重要问题，既肯定了荀子所延续的孔孟儒家民本德治的思想通义以及其礼治论政治思想的鲜明特色，又对其所造成的儒家人文精神的变异和曲折有所警觉和省察。如此，荀子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可以对接和补益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资源就被徐复观所阐释和转化出来了，而其“政治儒学”的现代构想在这一解析过程中也有一大体的呈现。

五、结语

现代新儒家，顾名思义，就是服膺儒家精神价值取向，致力于实现儒学传统现代转化的儒家学人群体。在西方民主和科学的思想潮流冲击下，现代新儒家所谓的儒学现代化又主要指向于儒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此也正是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学术宗旨和学术追求所在。为此，他们在解读传统儒学思想时都难免会带有“新外王”的“时代先见”，有时甚至又带有“良知的傲慢”，如是，我们一方面肯定和钦佩他们在“古今中西”的交替碰撞中挺立儒家人文理想，谋求儒学现代转化的思想努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说他们的每一思想解读和评价都完全准确到位、不容置疑。就徐复观的荀子政治思想解析来看，他对荀子之为变异儒家的“诊断”主要是从其性恶论立言的，似乎真如宋儒所言荀子“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试问，荀子讲“性恶”，是否如徐氏所认为的，真就是其政治思想中所含着的专制独裁因素的总根源呢？换言之，讲“性恶”是否真就意味着荀子的政治思想必然要导向专制独裁？这里，对于荀子政治思想中是否蕴含走向独裁政治的因素姑且不论，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面对荀子政治思想现代转化与发展的问题，如果借用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的分析模式，而荀子讲的“性恶”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儒家式的“幽暗意识”的话，那么，是否同样意味着，即便在徐复观民主政治的现代诉求下反省荀子，其实也可以对其立足“性恶”论的政治思想内容有肯定性的解释和阐发。这就意味着，徐复观主要立足于性恶论对荀子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走向独裁政治之因素的“现代的疏释”，未必都恰当合理、不容质疑。

不过，话又说回来，徐复观解析荀子政治思想的学术贡献和学术创新无疑仍然值得被高度肯定，他对荀子之为儒家、荀子之为荀子、荀子之为变异儒家三个重要问题的提出与思考，当然也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极具思想创见的。他在解析过程中所体现的治中国思想史的学术态度和方法，所展现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浓厚的儒者情怀，都值得被尊重、学习和赞誉。总之，作为现代新儒家群体中的杰出一员，徐复观治儒学思想史与其新儒家的同道们一样都难免或多或少带有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时代感受和现实关怀，他对荀子政治思想的解析显然亦不能例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或许正是因为徐复观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所独具的这种儒者情怀和现实关切，才让他们的儒学史解读别具思想特点和范式意义。

作者：郑治文，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荀子哲学、孟荀比较。

来源：《东岳论丛》202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