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天津附近的日军驻地，一名穿军装的日本军医趁夜翻出营房，沿着黑暗中的土路一路奔逃。他叫山崎宏，1908年11月出生于日本冈山县。那一年，他29岁，原本是东京医科大学毕业生，却被战争推向了中国。
山崎宏出身医学世家，祖上几代都以行医为业。父亲早逝后，他在兄弟姐妹的帮助下完成学业，原本准备继续钻研医学。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扩大兵员动员，山崎宏被迫入伍，随军来到中国，担任军医。
军医这个身份，使他比普通士兵更接近战争现场。行军途中，从天津到华北、河南一带，他看见被战火摧毁的村庄，也看见中国百姓遭到杀戮、抢掠和驱赶。那些被军方宣传为“建设新秩序”的行动，在他眼中逐渐露出了侵略的本质。
有一次，他试图阻止士兵虐待百姓，却被同伴斥责：“服从命令，不要多管闲事。”这句话让他彻底明白，在那支军队里，军医只能救治己方伤员，却无法阻止枪口对准平民。
山崎宏没有公开反抗的力量，只能选择逃离。那是极其危险的决定。日军强调对天皇绝对服从，逃兵一旦被抓，往往会遭到严厉惩罚。可他还是在士兵熟睡时翻越营地，连续奔跑十几公里，直到确认身后没有追兵，才敢停下来喘气。
逃离军队，并不意味着获得自由。山崎宏不会说中国话，也不敢暴露日本人的身份。他饥饿、负伤，在陌生村落间流浪。有村民认出他身上的军服，原本想伸手搀扶，看到那身衣服后又停住了。
意外的是，一名村民还是悄悄把几块薄饼塞进他手里，转身便跑。山崎宏抱着薄饼蹲在路边，失声痛哭。中国百姓自己也缺粮，却把仅有的一点食物分给了一个日本逃兵，这件小事成了他后来留在中国的重要原因。
他一路挖草根、找树皮充饥，最终昏倒在一户农民家门口。醒来时，身上的破衣服已经被换下，伤口也经过处理。农户知道他来历不明，却没有把他交出去，只让他留下养伤。
养伤期间，山崎宏不敢开口，只能帮着修屋、掰玉米、碾米。一次节庆活动中，他酒后跳起日本舞蹈，身份由此暴露。村民们没有报复，而是给他准备了衣服和干粮。临行前，他朝村庄深深鞠躬，继续向山东方向走去。
抵达山东后，他发现返回日本同样困难。码头和交通线受日军控制，逃兵身份一旦暴露，家人也可能受到牵连。反复权衡之后，他放弃了回国的打算，决定留在中国，靠行医和劳动偿还自己无法摆脱的负疚感。
他后来改名隐居，在济南铁路系统谋得一份工作。日军曾要求他严查前来取物资的中国人，甚至扬言抓到便枪毙。山崎宏却认为，侵略者先夺走了百姓的财物，百姓为了活命拿回一点东西，不能简单称作盗窃。
这段经历使他受到日军怀疑，并遭到审讯。没有确凿证据，他最终被释放。战争结束后，1945年日本投降，许多日侨和日军人员陆续回国，山崎宏却留了下来。他对身边人说：“我要留下来赎罪，也替日本向中国赎罪。”
留在中国后，他与一名中国妇女成婚，把妻子的女儿视如己出。家庭生活让他真正有了扎根山东的念头。他重新拾起医学，先在医疗单位工作，后来进入卫生院，既看儿科，也学习中医知识。
最初，患者对他的日本身份存有戒心，这是很自然的事。山崎宏没有争辩，只管把病看好。遇到贫困家庭，他常常少收甚至不收诊费，还自掏腰包买药。夜里有人敲门，他提起药箱就走，手电筒照着乡间小路，一走就是几十年。
乡亲们渐渐改口叫他“山大夫”。这个称呼没有官职意味，却比任何荣誉都更能说明问题。他服务过几代居民，工资并不高，生活也很俭朴。有人劝他接受更好的待遇，他只是回答：“够用就行，药要留给病人。”
1976年中日关系逐步恢复后，山崎宏获准回日本探亲。阔别四十多年，他在日本只停留了约三个月，拒绝了亲属为他联系的医院工作，带着医学书籍和医疗器械返回济南，并将这些物资捐给当地图书馆、学校和医院。
1984年，济南与日本歌山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相关活动中，山崎宏情绪激动，几度落泪。媒体多次追问他为何始终留在中国，他的回答始终简短：“为了赎罪。”
晚年，他患有耳聋、视力下降、高血压和记忆力衰退等疾病，却一直惦记着遗体捐献。早年提出这一请求时，中国尚少有外国人捐献遗体的先例，手续一度搁置。他没有放弃，反复表达愿望：“人走了，身体还能帮学生和医生。”
2010年12月，山崎宏去世，享年102岁。按照遗嘱，后代将他的遗体无偿捐献给山东警官总医院。那张放在书桌上的旧纸片上，仍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字。它陪伴了这位日本老人，也陪伴了他在山东度过的漫长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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