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范泉先生回到上海时，已经七十岁了。
他回到久违的编辑工作中，在上海书店出版社，主持编纂《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历时十年，完成两千万字，分十二专集、三十卷。随后而来的学术肯定、出版荣誉，或许能让老人宽慰：长期中断的编辑生涯竟然在暮年接上了，做成了这么一件大事。
范泉先生的前一件编辑大事是，主编《文艺春秋》：一九四四年在沦陷的上海创办《文艺春秋丛刊》，抗战胜利后改为《文艺春秋》月刊，一直持续到一九四九年；其间还主编《文艺春秋副刊》和《文艺丛刊》。这是他从二十八岁到三十三岁的文学编辑事业。
一九九六年八月《中国近代文学大系》出齐，我写了两篇新闻稿——当时我还是《文汇报》记者，但很快就要离开了。八十岁的范泉先生请我们文艺部主任徐春发带给我一封信，夸赞报道写得深透；说起他自己的经历，是这么写的：“我在复旦大学一九三九年新闻学系毕业时，由学校推荐我到一家抗日反汪的日报当编辑，并转任副刊主编（当时在中学念书的徐开垒兄也曾投稿）。日本投降后，我应陈望道的聘请，在复旦新闻系任教，并在《文汇报》兼职。主要工作是主编月刊《文艺春秋》，直到解放。很高兴地知道您已考取陈思和的博士生（是贾植芳兄告诉我的）……”
主编《文艺春秋》之后的经历呢？他没有说：一九五五年遭审查；一九五七年赴青海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平反，任教于青海师范学院；一九八六年调回上海，才有了编辑生涯的第二个阶段。
编《中国近代文学大系》这套大书时，范泉先生还主编了一本小书，《文化老人话人生》，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当时我看到这本书，没有多想，就是把它当成了诸多名家——巴金、冰心等八十二位的作品合集。后来才慢慢理解，这些受邀撰文的文化老人，与范泉先生一样，都是平反归来的人——在实际的意义上，或在隐喻的意义上，即便各自的经历有所差别。这也多少可以解释，范泉先生工作起来的热情和投入。
范泉先生编书，有一个特别的方式：出简报，交流互动。施蛰存先生主编了《大系》的“翻译文学集”，《文化老人话人生》自然也不能少了他的文章，他写信向老朋友发牢骚：“你办《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编了几十期简报，害我多写了不少废话。这一次又来一个《文化老人话人生》的编辑工作简报，可知你对编辑《简报》，乐此不疲。你已成为简报专家，而我则被你害得又将背一身文债。”当年我跟贾植芳先生读研究生，在贾先生的书房里看到过油印的简报。
我在收到范泉先生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六日的信后不久，又收到他二十五日的信：“您在本月十五日贵报文化版写了一则关于我的报道，因为我的一份报纸被哪一位朋友来看我时拿走了，想请你代我补购十五日贵报一份……”
意外的是，信里夹着一张邮票，“附邮资一元，作为代购款。”
四年后，范泉先生去世。二〇二二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了全套《文艺春秋》。
我翻出三十年前的两封短笺，似乎比当时更能理解，一个归来者，重新启动生命的迫切和百感交集。
原标题：《张新颖：范泉先生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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