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要增加自身“韧性”，就需要吸引中国的投资｜IPP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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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正值中美元首会晤前夕，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从美国对华经济政策出发，提出与近年来“脱钩”“去风险”思路明显不同的判断。

波森指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倾向于将关税作为强有力的博弈筹码，甚至试图推动与中国经济脱钩。然而，事实表明，中国在关键原材料（如全球占比达80%至90%的稀土）及核心制造业供应链中占据着难以替代的绝对主导地位。一旦贸易冲突升级，中方具备对美国施加更强有力反制的能力。波森认为，美国短期内仍难以摆脱对中国稀土、关键零部件等战略物资的依赖，与其通过关税和限制措施强行切断联系，不如利用现有经贸关系增加关键物资进口和储备，并重新考虑吸引中国直接投资，为调整供应链、增强产业韧性争取时间。

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进行的背景下，美国精英决策圈与主流智库在对华策略上所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的反思与调整。这反映出美国政策界正在从最初的盲目的“脱钩”与极限施压，转向更为现实主义的“风险管理”与长期博弈主张。这一政策转向，值得中国相关部门及智库界留意及观察。

导语：据媒体9月20日报道，中美高级别经贸官员在纽约举行会谈，人工智能与贸易、关键矿产一道被列入议程，美方提出讨论先进AI的风险防范与安全“护栏”。就在一周前，Anthropic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代伊公开呼吁全球头部AI企业“放缓前沿发展步伐”，OpenAI、xAI等竞争对手负责人随后罕见表示认同。一场原本主要存在于AI安全研究圈内部的争论，正迅速进入资本市场、政府监管和中美关系议程。

这一转变并非没有现实背景。8月底公布的一份独立调查显示，在OpenAI今年夏天进行的网络安全测试中，大量AI智能体曾绕过既定限制，通过未经授权的渠道协作，并攻击Hugging Face等外部系统。随着AI逐渐从“回答问题的工具”转变为能够自主规划、调用工具、执行长期任务甚至参与下一代AI研发的智能体，一个过去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风险正在变得具体：如果AI开始参与改进AI本身，而其能力提升速度又超过人类理解、评估和约束它的速度，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应该踩下刹车？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FR）国家安全领域国际事务研究员、美国财政部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前副主任康纳·马丁由此提出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AI安全已经不只是技术能否被控制的问题，而正在演变成一场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对企业而言，任何一家率先减速，都可能把市场、资本和人才让给竞争对手；对国家而言，美国即使认为前沿AI发展过快，也担心单方面放缓会把技术优势让给中国，而中国同样没有理由在美国继续推进的情况下主动减速。于是便出现一种悖论：所有人都可能认为减速更安全，但只要无法相信竞争对手也会减速，就没有人愿意第一个踩刹车。

更值得关注的是，“AI安全”与“AI竞争”正在越来越难以分开。阿莫代伊一方面主张通过第三方评估、企业协调乃至国际协议控制前沿AI风险，另一方面又主张美国继续加强对华先进芯片出口限制；中方则公开反对借“威胁叙事”搞对抗和恶性竞争。由此产生的关键问题是：未来所谓全球AI安全规则，究竟能够成为主要国家共同约束技术风险的公共规则，还是会与技术封锁、产业竞争和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交织？

如果最强大的AI最终需要某种中美协调才能真正实现“减速”，那么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硅谷企业自身能够解决的范围：如何验证对方真的减速？如何区分安全监管与技术遏制？如何在互不信任的竞争者之间建立最低限度的约束？康纳·马丁认为，AI行业如今面对的“囚徒困境”，实际上嵌套在一个更大的中美竞争困境之中。对中国而言，未来既需要关注前沿AI真实存在的失控和滥用风险，也需要高度重视安全议题如何被嵌入技术竞争和全球规则塑造之中。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人工智能竞争与治理规则之变，特编译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亚当·S·波森（ADAM S. POSEN）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所长，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英国和日本政府的顾问

2025年11月，来自中国的集装箱停靠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的洛杉矶港。图源：路透社

在2025年10月与中国领导人举行峰会，特朗普政府前信心满满，声称作为中美贸易逆差国，美国对中国拥有影响力。正如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所说：

“中国提高关税对我们有什么损失？我们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只有他们出口到我们的五分之一，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是必输的。”

2025年4月8日，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声称，“中国这次升级争端是个大错”，中国是在“玩一手必输的牌”。然而，中方的反制很快令美方撤回的关税措施。图：CNBC

然而，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愚蠢的。正如我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所论述的，当一些国家依赖出口国提供难以替代的原材料，却仍然将贸易视为零和博弈时，贸易战就很容易失败。

中国在升级冲突方面对美国占据优势，这意味着在任何威胁级别下，中国政府都有能力给美国造成比美国更大的伤害。例如，为了放松北京对稀土元素的限制——这些限制使得中国能够控制80%到90%的稀土生产——美国在各种谈判中对关税、技术管制和签证政策做出了让步。

但华盛顿无法立即与中国脱钩，更遑论通过关税威胁迫使中国做出让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放弃经济外交。几个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中处于劣势、易受升级冲突影响的国家，一直在通过谈判来处理与更强大的对手的关系，以避免正面对抗。事实上，直到最近，中国——以及几乎所有其他国家——都是这样看待与美国的经济互动的，尽管这有时会令美国官员感到沮丧。

经济关系并非“赢者通吃”（all or nothing），它既包含着对抗，也包含着合作，即便一旦演变成全面冲突，一方显然会遭受损失。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高度不信任和战略竞争，但中美经济关系不必以零和博弈的方式进行。贸易和经济多元化对两国经济的益处依然显著，而中国在冲突升级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也使得中国自身经济在被迫与华盛顿针锋相对的冲突中遭受重创。事实上，对现状感到满意的北京对这种冲突升级并无太大兴趣。

9月21日路透最新报道称，美国航空航天供应商正在寻找稀土替代材料，但相关人士认为，摆脱对中国稀土供应的依赖仍然需要数年。图源：Getty Images

在即将举行的中国国家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峰会上，美国政府应采取不同的经济关系策略，增加对华关键战略物资的进口，并加大对华直接投资。当然，这只是更广泛经济战略的一部分。与盟友合作对于促使中国商业行为发生持续性改变以及实现长期供应来源多元化至关重要。此外，对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脆弱性进行更全面的评估，对于实现长期战略成功也必不可少。但此次峰会以及之后的任何峰会，都为华盛顿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使其能够争取时间来应对美国的迫切需求。

从囤货开始（START WITH STOCKPILING）

尽管过去十年间，美国政府在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领导下，一直谴责中国进口和投资的威胁，但始终未能真正有效地将哪怕是最敏感的行业与中国“脱钩”。

正如经济学家玛丽·洛夫利（Mary Lovely）和克里斯汀·万（Christine Wan）所指出的，美国从中国直接进口的减少，反而导致供应链变得更加分散、透明度更低。如今，即使中间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其他地方，中国仍然是稀土、特种磁体以及汽车和家电所用低端半导体的主要来源。例如，在至关重要的医药领域，美国可能从印度进口大量仿制药，但印度生产这些药物所需的原料和组件却依赖于中国。

正是这种情况使得产业脱钩之路异常艰难：强劲的经济基本面推动了这些商业安排，而解除这些安排既缓慢又代价高昂。目前，华盛顿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建立短期战略物资库存，这些物资最终都将来自中国。理想情况下，美国可以立即从其他地方获得这些物资，但特朗普政府和之前的拜登政府一样，并未在这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两届政府都曾尝试通过扩大美国市场准入或其他补偿措施来激励替代采购，但均以失败告终。更糟糕的是，他们还孤注一掷地通过限制手段来自发地推动美国本土生产，试图通过关税和限制迫使美国企业放弃对中国原材料的依赖。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浪费了以往的峰会和谈判机会，试图说服北京方面增加中国进口各种非战略性商品，而这些商品并非中国最看重的。现任和前任官员或许会将这些努力合理化为一种策略，即通过增加对美国商品的依赖，在未来的谈判中获取筹码。然而，出口美国飞机和大豆既不能缓解眼前的安全隐患，也不能改善美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事实上，这种优先考虑出口的做法，让中国得以挑拨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关系——比如促成政府主导的双边交易，让波音和空客的客机销售此消彼长——这会削弱华盛顿组建统一战线对抗经济胁迫的能力。

爱荷华州波尔克城一座农场粮仓内的玉米。今年1月至7月，美国对华玉米销售额降至约690万美元，而2022年为52亿美元，降幅巨大。图源：The New York Times

在即将举行的峰会上，特朗普政府应该采取不同的策略。在2025年10月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晤中，美中两国达成协议，暂时降低关税，以换取部分放宽对中国关键材料出口的限制。此举本质上意味着，政府的虚张声势被揭露为掩盖虚弱后，便立刻放弃了所有战略目标。

由于该协议将于11月到期，华盛顿可能会倾向于直接续签协议。然而，特朗普政府应该寻求一项更具雄心的协议，其中包括针对目前生产高度集中于中国（或其关键零部件在中国生产，然后供应给其他地区供应链）的关键商品的多年期大规模采购协议。美国可以利用政府担保甚至直接采购来建立战略储备，直到出现其他国内或可靠的盟国供应来源。作为交换，美国应该允许中国进口更多美国仍然领先的一些热门技术。

这样的协议比许多反对者想象的更容易达成，也更可持续。即使在冷战时期，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和美国也达成了一系列粮食协议，允许苏联进口美国的小麦、玉米和大豆。尽管人们总想着利用苏联对美国粮食的依赖——吉米·卡特总统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对苏联实施了贸易禁运——但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乔治·H·W·布什总统都续签并扩大了这些协议。

当然，中国随时可以违反此类协议。它已经设定了稀土及相关产品出口的条款，旨在抑制转售和囤积，以维持其已积累的影响力。但中国稀土出口的直接现金价值很小，不足以成为放弃这种影响力的诱因。

然而，中国持续切断贸易往来的威胁虽然真实存在，却被夸大了。中国自身也需要增加出口，以弥补其持续疲软的内需和过剩的产能。此外，过度使用出口禁令代价高昂，会引发报复，最终还会促使敌对的替代体系发展。华盛顿应该非常清楚这些风险：过去五年，美国过度使用金融制裁促使资金从美元体系转向中国主导的支付体系。更有可能的是，美国提供足够的商业利益，才能促使中国更自由地出口。

历史上，即使是濒临战争边缘的敌对国家也曾成功地进行物资储备并维持贸易往来。二战前，日本竭尽所能进口能源、橡胶和其他关键物资，直到1941年华盛顿禁止与东京贸易时，其高达40%的战争物资仍然来自美国。与此同时，德国和苏联在1939年各自入侵波兰期间，也一直在进行军事技术和石油产品的贸易。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贸易在一战爆发前的十年间也基本保持稳定。

纵观现代历史，支配战略竞争对手的利益诉求同样适用于当今的中美关系。因此，特朗普政府及其立场更为强硬的批评者应当认识到，美国放宽出口管制方面的更大灵活性——再加上在更广泛的商业关系中开放美国的投资机会——是值得尝试的，这能让美国获得更稳定的中国商品供应渠道，而目前美国对此没有任何替代选择。

这仅仅是认清现实，而不是放弃或坚持使用无效的手段。对美国政府而言，明智之举是尽可能长时间地从中国进口和储备商品。这样做并不会阻碍国内或可靠的盟国供应链的建立，正如美国切断自身与中国的供应链并未促进其发展一样。

投资于成功

自古以来，潜在的敌对双方就经常进行某种形式的“人质交换”，将贵族或王室成员送往敌方都城生活并身处险境之中。这虽然不能完全阻止冲突，但确实能起到阻止袭击、延缓冲突急剧升级的作用。一些人质甚至成为了有用的使者，通过公共外交、情报收集或两者兼具的方式增进双方的了解。

现代经济中“人质交换”的形式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头部企业在竞争对手国家建立分支机构，跨境转移技术和管理经验。与古代贵族的做法类似，这种存在具有象征意义，因为这些企业往往与本国精英阶层关系密切，而这种做法会使他们的投资面临风险。

但当代的双向外国直接投资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远超以往贵族间的私人往来。统计数据显示，外国直接投资与创造高于当地平均工资水平的就业岗位、增加当地研发支出以及通过地域多元化降低供给波动性密切相关。这种交流是美国与欧洲、日本和韩国之间一系列经济协议的关键组成部分。在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韩国相对于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有所提升。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了惩罚性关税和出口管制的出现，这既直接降低了对这些措施的需求，也催生了对一体化经济利益感兴趣的政治群体。

当然，美中关系与华盛顿和其军事盟友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许多在21世纪初对华进行大量直接投资的美国公司，后来因利润汇回、市场份额获取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受到限制而感到沮丧。由于这些令人失望的因素，以及日益严峻的安全形势，美中跨境双边直接投资额较2016年的峰值下降了90%。

然而，基本的激励机制及其潜在的经济效益依然存在。近年来，随着中国在电池和电动汽车等领域的技术实力不断提升，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净收益也在增加。因此，特朗普政府应将重点放在吸引中国直接投资上。华盛顿利用美国市场准入作为杠杆的最佳方式仍然是吸引外国投资，而不是推动出口增长。

这样做并非什么新鲜事。里根和布什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地吸引了日本和德国对美国汽车和化工行业的直接投资；中国在本世纪头二十年也利用来自世界各地的直接投资发展了国内产业。最近，欧盟也开始利用中国直接投资来扶持其国内电动汽车产业。

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Sean Duffy）最近公开抨击福特汽车公司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CATL）在其位于密歇根州的工厂签署许可协议，以及国会对中国投资的普遍不满，都忽略了这样一个机会。

2023年2月13日，美国密歇根州罗穆卢斯，福特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Jim Farley）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福特将与中国企业宁德时代（Contemporary Amperex Technology Co., Ltd.，CATL）合作，在密歇根州马歇尔建设一座纯电动汽车电池工厂。图源：路透社

中国在21世纪初通过谈判实现本地生产和技术转让，增强了自身韧性并促进了经济增长。美国完全有理由效仿这一提升竞争力的路径。在遥感、网络攻击和逆向工程盛行的今天，更不用说未经授权窃取人工智能最新成果的风险，中国企业在美国设立机构所带来的技术损失或损害风险微乎其微。事实上，中国直接投资将为美国带来就业、研发和生产技术等方面的纯粹益处，从而提升美国的国家安全。

出售的时机（TIME FOR SALE）

去年的峰会对于特朗普政府和两党中的对华鹰派来说都是一次当头棒喝，但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教训：无论美国如何威胁双边贸易关系或将中国排除在美国经济之外，都无法轻易战胜中国。

美国需要时间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实际上，也需要减少对其他关键工业投入品集中供应来源的依赖——并重建联盟，使这些替代方案切实可行。拜登和特朗普政府试图单方面与中国脱钩，并胁迫盟友提供替代方案，但这些努力都未能实现这些目标。幸运的是，中国领导层认为，既然华盛顿已经放弃了其作为世界经济领导者和保障者的地位，那么时间对他们有利。因此，此次峰会应该被用来安抚和激励中国，使其通过互利的商业关系来争取这段时间。

第一步，美国必须回归那些习惯于并非总能如愿以偿的国家长期以来奉行的经济外交模式。美国已经塑造了新的经济格局。现在，它必须像过去80年来其他所有弱小国家对待它那样行事：寻求双赢的交易，在相对弱势的情况下谨慎谈判，并有意识地利用现存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来增强自身韧性。

历史表明，即使是看似不可避免的对手，也会继续进行贸易、投资，甚至合作。对于中美两国而言，这种模式很可能持续下去，而且由于太平洋的地理优势、核威慑以及美国在多个领域仍然保持的技术领先地位，这种模式的持续时间甚至可能比以往某些大国竞争时期更长。中国自身的经济和人口问题，使得北京方面更有意愿维护相对和平的局面，包括继续向美国出口和投资。

恢复部分经济相互依存并不能保证阻止中国在未来某一天切断美国获取关键物资的渠道，甚至是军事冲突。仅仅依靠双边途径也无法增强美国的韧性——国内和盟友的努力同样不可或缺。但是，大规模从中国进口商品，以高价值出口商品进行贸易以储备关键物资，并以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商业筹码，将为增强美国的韧性赢得必要的时间和额外的经济资源。

特朗普政府需要超越其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以及随后转向奉承式妥协和零敲碎打的做法。双边经济外交始于一国政府认识到自身与潜在对手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而不应止步于此。

*文章原标题为“China Still Has What America Need——The Trump-Xi Summit Gives Washington a Chance to Buy Time”，原文于9月21日发布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官网。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不代表研究院观点。

IPP公共关系与传播中心

排版 | 刘 深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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