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是如何脱离中国的？

越南，曾是中国直接治理的疆土。长达千年的时间里，汉唐在越南设立郡县，越南的精英士子，可以参加科举高中进士，到长安出任宰相。

这种双向互动，说明越南和闽粤、云贵并无区别。

然而，唐朝灭亡以后，越南便逐渐脱离中国，中国数次尝试收复，都以失败告终，直至越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究其原因，越南的地方力量崛起是根本因素，山高路远交通不畅，则加剧了中国击败越南地方力量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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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越南和中国的关系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越南的地理。

越南的黄金地带，是其北部的红河三角洲。

发源于中国云南大理的红河，沿着崇山峻岭一路向东南穿行，进入越南北部的平原地区以后，又和其他几大水系合流，共同注入北部湾。

这片被红河浇灌的平原，便是红河三角洲。

红河三角洲的水网密布程度不输江南，常年酷热的气候可以减少农休，颗粒饱满的稻种品质极高，三者叠加的结果，便是红河三角洲的稻谷可以一年两熟，是一座天然的粮仓。

正因粮食产量高，所以红河三角洲自古就是人口集中地。

《汉书·地理志》里说，交趾一郡（越南北部）就有74万人口，而两广境内的南海、苍梧、郁林、合浦四郡，总人口不足40万。

除了粮食以外，红河三角洲还出产珍稀商品。

《汉书·地理志》写道：

“处近海，多犀、象、毒瑁、珠玑、银、铜、果、布之湊，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因为靠近大海且森林密布的特殊地理条件，可以出产犀角、象牙、玳瑁、珍珠等中原罕见的珍稀商品，只要中国商人愿意做“南货北运”的生意，就能够发家致富。

从以上两段史料可以看出来，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在农业时代的价值极高，根本不是没有完全开发的闽粤、云贵可以相比的。

但，在交通技术不发达的农业时代，想到这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和越南的交通，大致有三条路线。

其一是自广西南宁出发，经凭祥出友谊关，进入谅山地区，然后穿过一段狭窄的山谷，才能进入红河三角洲。

其二是从云南昆明或大理出发，沿着红河顺流而下，进入红河三角洲。

其三是从两广地区出海，沿着海岸线一路向西，进入红河三角洲下游的白藤江口，然后登陆上岸。

三条路，都不好走。

如果走广西和云南的陆路，不仅路程漫长，沿途还都是崇山峻岭，难以获得后勤补给。如果走海路，虽然可以避免后勤补给的问题，但登陆的海口地势低洼，必须等到涨潮，大船才能进入江口。

更何况，无论走哪条路，都得面临暑气、瘴气、瘟疫这些问题。

可以说，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确实是一块好地方，但中国和越南的联系，犹如一个巨人用三条丝线牵着一块宝石，确实也是非常脆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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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国和越南的联系非常脆弱，那为什么汉唐时期，中国可以直接治理越南千年时间呢？

答案很简单，有利、有人。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为缓解中国“人多地少”的社会危机，便征发赘婿、商贾、罪犯，组成一支南征大军，征服了两广一带的百越地区，并设立桂林、象郡、南海郡。

“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

这是中国人口大量南迁的起点。

数年以后，秦始皇驾崩，天下大乱，而南海郡尉任嚣病重，为了新开拓的疆土不卷入战火，他便把南海郡尉的职位，让给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建议他割据南疆，保境安民。

于是，赵佗以此为起点，相继击败桂林和象郡的秦军，并统兵南下，征服红河三角洲的土著部族，建立起疆域千里的南越国。

到了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出兵消灭南越国时，已经可以把南越国故地拆分成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七郡。其中前四郡管辖两广地区，后三郡管辖越南。

交趾，即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

从此以后，一年两熟的肥沃土地和利润丰厚的珍稀商品，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中国人前往越南谋生，甚至在遭遇战乱时，那些家业丰厚的豪族，也愿意迁徙南下，逃避祸乱。

而尚未开化的越南土著部族，面对中国人的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毫无抵抗之力，要么融入中国、要么自生自灭，几乎没有第三条路可以选择。

就这样稳定发展了数百年，汉唐两朝便把越南经营的汉化程度颇深，将其转变成纯粹的中国疆土。

例如鲁国汶阳县（山东泰安）的士氏家族，为躲避两汉之际的王莽之乱，举族迁徙南下，到了东汉末年，士赐便能够出任日南太守，其子士燮做到“交趾太守、绥南中郎将、都督交趾七郡”，并举荐同族兄弟出任合浦、九真、南海太守。

士氏家族以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为根基，独霸南疆，如果越南的汉化程度不深，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例如唐朝初期的王勃，出生在河东绛州（山西河津），其祖是大儒王通、叔祖是诗人王绩，而他的父亲王福畤却是交趾县令。

王勃就是写完《滕王阁序》以后，走海路去交趾见父亲，才不幸落水而亡的。

除了中国人南下，还有越南人北上。

唐朝中期，爱州（越南清化、汉九真郡）士人姜公辅，通过科举考试高中进士，得到翰林学士、拾遗等官职，甚至因为在“泾原兵变”中相助唐德宗李适，被晋升为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唐朝宰相。

这种一来一去的人事交汇，就是汉唐时期经营越南的成果——

朝廷掌握任命官员和制度建设的决定权，迁徙南下的豪族掌握越南的人口和土地等实际利益，同时吸纳越南的本地精英，三者共同维持着中央直辖郡县的政治秩序。

那个时期的越南，已经和中国内地没有区别了。

3

汉唐经营越南的成功，归根到底是制度的成功。

但，这份成功也是有代价的，那就是随着越南的汉化程度越来越深，那些迁徙南下的豪族的地方主义意识也越来越强，他们和越南本地精英一起，共同组成了日渐崛起的越南地方力量。

如果是在中国内地，这种局面其实是可控的。

因为无论地方力量多么强大，朝廷都能以一马平川的平原交通为基础，通过调派官员、诛杀豪强、出兵平叛等手段，轻松压服地方力量。

可在越南，这种局面就是不可控的。

远在长安的朝廷和孤悬南疆的越南之间，不仅隔着三条极易切断的交通线路，还有广袤千里且尚未开发的闽粤、云贵。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旦遇到朝廷衰落而地方力量强大的窗口期，越南便可以轻易脱离朝廷掌控。

唐朝末年，便是越南遇到的第一个窗口期。

公元864年，南诏攻陷越南，杀戮十五万余人。唐朝为阻止南诏扩张，任命高骈为安南都护经略招讨使，负责讨伐南诏收复越南，并从江西、湖南等地搜集粮草，通过灵渠转运到前线。

这次作战，高骈成功了。

随后，唐朝任命高骈为静海军节度使兼安南都护，镇守越南，制衡南诏。

但问题在于，公元868年，高骈就被调回长安，短短7年之后，唐朝又爆发了黄巢起义，从此朝廷的威望衰落，天下一片大乱，各藩镇都蠢蠢欲动，试图逐鹿中原。

在这样的背景下，唐朝再想压服越南地方力量，便是不可能的。

于是，越南的地方力量和其他藩镇一样，融入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历史进程——

公元906年，鸿州（越南海阳）的曲承裕，听闻朱温诛杀唐昭宗李晔、迁都洛阳，并在白马驿屠戮朝廷重臣，认为唐朝已经名存实亡，便在越南自立为静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开始治理越南。

这件事，其实是典型的唐末藩镇夺权事件。

公元930年，南汉出兵击败曲承裕之孙曲承美，一度占领越南。但在次年，出自爱州（越南清化）的曲氏旧部杨廷艺击败南汉，自称静海军节度使、领交州事。

这是类似于赵佗出兵越南的一次事件，不同的是，赵佗面对落后的越南土著部族，成功了，南汉面对已经汉化且组织起来的越南，失败了。

公元937年，牙将矫公羡谋杀杨廷艺，随后，杨廷艺的女婿、交州（越南河内）豪族吴权起兵，击败矫公羡以及南汉援兵，称吴王、置百官、制朝仪、定服色，建立起越南的吴朝。

和中国内地的割据政权一样，越南的吴朝也建号立国，正式脱离唐朝，割据一方了。

公元965年，越南吴朝内乱，地方力量趁机崛起，最后是丁部领扫荡群雄，建立起统治越南的丁朝，国号大瞿越，帝号大胜明皇帝。

就这样，越南利用唐末五代乱世的窗口期，一步一步的从唐朝直辖的州郡，发展成节度使割据、称王、称帝，走完了乱世立国的全套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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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五代时期的越南，虽然已经称帝立国，但它并没有诞生民族独立的意识，政治性质仍然是唐朝的政治秩序崩溃以后，越南地方力量建立的割据政权。

如果继唐朝之后统一中国的宋朝，能够出兵越南收复失地，那么越南的吴朝和丁朝，就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北汉、吴越、前蜀、后蜀没有任何区别。

但，宋朝没有完成这项历史任务。

公元979年，越南的丁朝爆发宫廷政变，丁部领和原太子丁琏被杀，随后，黎桓等人拥立丁璿即位。等到镇压一切异己力量以后，黎桓又将丁璿废为卫王，在军中自立为帝，建立起前黎朝。

听到这一消息，宋太宗赵光义不顾伐辽失败的教训，立即以“扶立丁璿复位”的名义，命交州陆路水路转运使侯仁宝出邕州（广西南宁）、宁州刺史刘澄统帅水军出广州，共同夹击越南。

这场战争，原本是比较顺利的。

宋军南下以后，尽管遇到种种挫折，但仍然在白藤江击败黎桓，斩首千余级，俘获战船二百余艘。

可初战获胜以后，黎桓便假意投降，统兵退至群山环绕的谅山支棱关一带。而侯仁宝没有识破黎桓的缓兵之计，随即进至谅山支棱关，结果，黎桓夜袭宋军，侯仁宝战死，宋军大败。

宋朝在战场上失利，自然不可能在政治上收复失地，因此，宋太宗赵光义只能接受黎桓的投降请求，并封他为静海军节度使、交趾郡王等官爵，以朝贡体系维护着宋朝的体面。

这次战争，其实是中国和越南关系的分水岭。

在此之前，越南和中国一体同心，即便偶尔分裂，那也是地方割据的性质。可在此之后，越南有“击败中国”的军事胜利做底蕴，便逐渐有了和中国分庭抗礼的自信，越南的国家共识和民族意识也由此而起。

说这次战争是越南的立国之战，并不为过。

在此后的中国历史上，最有希望重新郡县越南的，只有明朝。

公元1400年，越南的陈朝权臣胡季犛篡位，建立胡朝，然后屠戮陈氏宗室，唯独一个陈氏遗孤陈天平逃往老挝，保住性命。这个消息传到明朝以后，明成祖朱棣随即以“扶立陈氏复国”为由，从广西和云南两路出兵越南。

这场战争非常顺利，明朝仅用不到一年时间，便在公元1407年擒获 胡季犛，重新收复越南。

随后，朱棣接受越南耆老的“乞仍入职方，同内郡”请求，在越南设立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下辖十五府、三十六州、一百八十一县，在政治制度层面，将越南整合到中国的中央集权体系中。

表面上来看，朱棣治理越南的策略是没有问题的，但和朱元璋治理云南的策略相比，就能看出来，朱棣治理越南的策略存在巨大的漏洞——

1、朱元璋面对新收复的云南，不仅命养子沐英长期镇守，还册封岷王朱楩到云南开府，搭建起一套勋贵武将、宗室亲王、政府文官共同组成的三方治理体系。

朱棣面对新收复的越南，则没有封王开府、没有勋臣长期镇守，只靠三司的文官治理。

2、云南位于西南边陲，和四川、湖广都隔着崇山峻岭，于是朱元璋在贵州大量设立卫所，构建起一条湖广通往云南的交通线，保证了明朝的军政力量能直接投放到云南。

越南位于中国正南，仅有三条脆弱的交通线和中国相连，但朱棣收复越南以后，并没有在广西、云南通往越南的路上大量设立卫所，拓宽这三条交通线。

3、朱元璋收复云南以后，用十余年时间来置换人口，即云南土著贵族迁往内地、内地军户迁往云南，以此来削弱云南的地方力量，强化云南的国家共识。

朱棣收复越南以后，只是挑选万余越南精英到内地做官，并没有大规模的人口置换。

可以说，同样是收复一块脱离中国数百年的土地，朱元璋治理云南和朱棣治理越南，方案是完全不同的。

正是这些不同，造成了云南事实上嵌入中国政治体系、越南始终骚动不息的结果，极大的消耗了明朝的财政和兵力。

到了明宣宗朱瞻基做皇帝时，明朝的财政已经赤字高悬，军心士气也被越南各地的起义和反扑拖垮。在这样的背景下，朱瞻基便决定放弃越南，将明朝的国境线退回广西、云南一线。

而明朝收复越南失败，再一次助长了越南的国家共识和民族意识。

那个从唐末乱世独立出去的割据政权，至此真正脱离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再也没有收复越南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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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脱离中国，其实是一个逐步形成且反复较量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红河还是那条红河、谅山还是那座谅山，支棱关不变、瘴气瘟疫未改，唯独出现变化的是人，以及人服务的对象。

汉唐时期，越南的人是中国移民，服务的是长安的中国朝廷。宋明时期，这些移民的后裔接管了越南的军政机构，从为朝廷服务转而为自己服务。

这就是地方力量崛起的历史进程，那三条脆弱的交通线，则是这个历史进程的加速器。

不过，虽然越南脱离了中国，但越南治理国家的文化和制度，仍然是汉朝士燮、唐朝姜公辅等人留下的中国元素。

明朝撤离越南以后，越南发表了一封《平吴大诰》，写道：

“仁义之举，要在安民，吊伐之师，莫先去暴......惟我大越之国，实为文献之邦，山川之封域既殊，南北之风俗亦异。”

这段话完全是用中国的文言文写的，用到的典故和政治理论，也是纯正的中国儒家学说。

后来成立的越南后黎朝，出过一本《大越史记全书》，里面也明确说：

“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

士王，即士燮。

正因为越南完整的继承了中国文化，所以《明史》也承认，越南是“彬彬有华风”的国家。

这样的结果，虽然不够圆满，但也能稍微告慰那些开拓越南的先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