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12万元“定制”龙凤胎，一位母亲的失败尝试

孩子已经五个半月大。这是王青头一回做母亲，为了要一对龙凤胎，没有任何生育问题的她，找一家公司做了试管。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频繁吃药，打针，做B超，数卵泡。以为挨完这些苦，就能实现心愿：生对龙凤胎。至少给她安排手术的“公司”是这么承诺的——今年年初，在朋友的介绍下，王青付了12万，和贵州一家健康咨询公司签了试管婴儿合同。后来的取卵手术、胚胎移植，都由他们秘密安排，在疑似居民区的地方进行。

肚子一点点大起来，但产检影像显示只有一个胎儿。这让她愤怒和懊悔。“协议上写的是龙凤胎，现在只有一个孩子，我感觉被骗了。”

我国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选择，但像王青这样渴望“定制”后代的人并不少，也由此催生了一个地下市场——新京报记者发现，全国多地，一些打着健康咨询、生育咨询旗号的公司，在没有医疗资质、也没有获准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情况下，把“定制婴儿性别、数量”当卖点，通过社交平台、中介招揽客户，给那些并不符合适应证的患者实施取卵、胚胎移植手术。

这背后的风险极高，术中感染、出血、麻醉突发状况……裁判文书网公布的案例中，有孕妇在术后出现异位妊娠，最终切除了一侧输卵管。

王青显然已经算是幸运的。事发后，她找到那家公司，想退钱，对方不同意，给了一个解决方案：打掉现在的孩子，再试一次。

“直到成功为止”

“两个一起长大，一起读书，当时就想，那要不然就花点钱，一胎解决了。”王青说。今年1月，经朋友介绍，她结识了贵州幸运星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幸运星”）的一名业务员。对方告诉她，公司可以提供试管婴儿服务，并声称胎儿性别、数量可自由选择。

1月21日，王青和丈夫从贵州毕节前往该公司在贵阳的办公点。据她回忆，这处办公地点设在一栋写字楼内，约150平方米，有三四间房。“里面没有医疗设备，只放着一些办公桌和电脑。”

那天，办公室里有两名女工作人员，一人叫蒋霞，自称是公司负责人，另一位叫婷婷。“她（蒋霞）说我才24岁，身体条件好，（生）龙凤胎没问题。”当天，王青和这家公司签订了《试管婴儿服务委托协议》。

这份《协议》显示：公司负责根据王青的需求制定试管婴儿方案，并提供相关服务的对接，具体的试管婴儿手术由第三方公司实施。经双方协定，王青选择定价为12万元的套餐，费用按流程分阶段支付。套餐信息下方，记者注意到，黑色签字笔勾选了“XY、XX”（即性染色体，XY为男性，XX为女性），并备注“龙凤胎”。

双方签订协议，移植“一男一女”两枚胚胎。受访者供图

“‘龙凤胎’三个字是蒋霞手写的，她告诉我，选择这个套餐，就可以定制孩子的数量、性别。”在王青提供的录音中，记者听到，王青的丈夫曾询问蒋霞：“你刚才说的是，今年可以生，移植胚胎一男一女？”对方答复称：“可以”。

今年9月初，记者同样以“想生龙凤胎”为由联系到蒋霞。电话中，对方回复说，“龙凤胎业务”可以做，但她强调，成功概率并非100%，而是在70%到80%左右，价格为14.8万元。

蒋霞解释，移入两个胚胎后，可能会存在只有一个胚胎着床的情况，可以在生完第一胎之后再移一次胚胎，再支付移植费用5000元即可。或者孕后B超观察两胎是否均存活，如果只存活一个，可以做人流，再重新移植两胎。

“一直移到两个都成功为止。但是毕竟是你小孩，这样搞也不太好。”蒋霞说。

记者问她，之前有没有移植双胎成功的案例，蒋霞很快回应：“多得要死啊，太多了。”

“根本不知道被带到哪里”

这些“成功案例”，蒋霞都分享在朋友圈里，王青因此对她很信任。至于从用药到手术，整个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王青没再多问。

签完合同后，蒋霞安排了一名司机，负责送王青去医院做术前检查。

王青还被拉进一个微信群，负责通知她手术前的各项安排，包括使用何种药物，何时开始服药、注射针剂等等。

微信群内，工作人员指导王青服药。受访者供图

今年2月21日，卵泡数量达标后，王青被通知前往广东广州做取卵手术。“我当时问蒋霞，为什么去广州做手术，她说那里技术比较成熟，还有主任级别的医师。”王青说。

蒋霞也曾向记者介绍过，手术的地点可以选择贵阳、广州、长沙、上海等等，是在一些民间公司而非医院进行。蒋霞对此解释，选性别的手术虽不违法，但是违规，医院无法实施。不过，她强调，实施手术的“都是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都是有行医资质的”。

直到要做手术，王青才开始在短视频平台搜索试管婴儿取卵、移植的相关内容，“之前我对试管（婴儿）这个东西是无知的。”看了一些视频之后，她开始害怕，“我担心手术很疼，会有危险。”但想到前期已经交了钱，也打了那么多针，吃了那么多药，“就硬着头皮上了。”

取卵那天，有人开车来到王青住的酒店的地下停车场，接她去手术。目的地看起来像是一处居民楼，“我们爬楼梯上二楼，没看到医疗公司的标识，也没有前台。”

王青记得，现场有很多间类似手术室的区域，里面摆着手术床和医疗仪器，工作人员身穿白大褂，戴着口罩和帽子，只露出眼睛。屋内还有一名自称是“胚胎师”的工作人员。

取卵手术完成后，今年4月，王青再次前往广州，进行胚胎移植。两次手术并不在同一地点，但是接送方式类似——手术前一晚，她和丈夫按照要求入住公司指定的酒店。手术当天，司机开车来到酒店停车场与她见面。对方不允许她携带电子产品，而且只让她一人上车。上车前，王青拍下了车牌号。

两次接王青去手术的车辆。受访者供图

“对方还搜身。”据王青讲述，她乘坐的车辆，车窗、后排还有司机前排都被窗帘遮挡，“根本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和她同车的还有多名女性，“应该也是做手术的。”王青猜。

其他受访者也向记者讲述过类似的经历。36岁的陈芳一直想生男孩，和贵阳一家名为“贵州瑞扬文盛”的公司签合同后，从去年8月开始，她先后前往重庆、南昌多次取卵。陈芳称，每次取卵手术，她都是按照公司安排，自费入住对方指定的酒店。司机来接她的时候，上车前，手机会被收走，对方还要求车上人员不要交流。

“一路上什么也看不见。”陈芳回忆，下车后，一行人进入一处简易自建房，屋内摆着几张用板材隔开的手术床。现场工作人员大多穿着短袖便服，只有一人穿着绿色刷手服，戴着帽子。

“做手术前打了麻药，我就昏睡过去了。手术结束后，又被车送回酒店，全程几乎没有和对方交流。”

陈芳的几次胚胎移植，都以失败告终，对方没有对此给出明确解释。而且，她在手术期间认识的几名女性，手术也均未成功。

王青同样遇到了意外。

她记得，移植手术时，“医生只确认了我和我老公的名字，我问医生，是不是移植一男一女。对方说只移植一个（胚胎），如果有问题，让我自己与贵阳的公司联系。”王青没再确认，她对医学了解不多，“我当时以为龙凤胎是移植一个胚胎就行。”

术后一个月，王青前往毕节当地的医院检查，发现宫腔内只有一个胎心。“我去问蒋霞怎么回事，她让我不要急，说有些胚胎发育慢，要三个月才能看到两个宝宝。”

今年6月，王青再次前往医院检查，医生明确告知她，宫腔内只有一个胎儿。

王青称，蒋霞解释，当时确实移植了两个胚胎，但最终只有一个胚胎成功着床，“医学上也没办法保证百分之百成功，你要我们怎么保证？”另一名工作人员婷婷提出，可以将已经怀上的孩子打掉，再重新移植两个胚胎，“一男一女。”

“我觉得太残忍了，那毕竟是我自己的孩子。”王青很失落，也气愤，觉得自己被骗了，想要退款。

多次沟通无果后，蒋霞将王青的微信删除。

无诊疗资质，也未经批准的“民间机构”

王青的遭遇不是孤例。

记者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近年来，多地都出现过类似纠纷——有当事人在这类机构接受试管婴儿手术后未成功，或者是所生婴儿的性别与机构此前宣传不符。

更令人揪心的是，还有孕妇和婴儿的健康受到影响。

2018年，孕妇李某某在上海松江一家非法机构先后两次接受胚胎移植手术，并在第二次移植后成功怀孕。一个月后，李某某因异位妊娠导致左侧输卵管破裂并引发大出血，最终接受左侧输卵管切除手术。

发生在江苏南京的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所生婴儿被查出患有遗传疾病。

“试管婴儿不是简单地把卵子取出来、把胚胎放进去，它涉及促排卵、取卵、体外受精、胚胎培养、胚胎移植等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医疗操作要求。”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刘洋向新京报记者解释了这一过程的安全风险：取卵需要用穿刺针进入卵巢，如果操作不规范，可能造成出血、感染，严重时会影响生育能力；正规医疗机构会对患者身份、卵子、精子和胚胎进行严格核对和检测，保证取出来的卵子、形成的胚胎都是患者自己的，且是健康的；手术过程涉及麻醉等操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如果设施和救治能力不达标，很可能无法应对。

在进行试管婴儿手术前，患者夫妻还需要签署一系列文件，包括《试管婴儿治疗知情同意书》《废弃卵子、剩余精子及废弃胚胎处理知情同意书》等等，保证患者充分了解这项技术和手术风险。但陈芳和王青均表示，她们从未签署过这些文件。

另外，刘洋强调，临床上一般会避免移植多个胚胎，因为这会增加并发症风险，如果孕妇为了追求“龙凤胎”反复移植，身体负担更是大大增加。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就是用药。”刘洋说，试管婴儿过程中需要使用促排卵等药物，剂量和使用时间都需要经医生指导，否则也有不小的风险。

陈芳就在用药时出现了意外。

签约后，她按照公司的安排，定期服药、注射促排卵针。她也担心过，这些药物会不会对身体有影响，对方回答“不会”。然而，打针几天后，她的左下腹开始剧烈疼痛，去医院检查发现，卵巢囊肿增大。医生告诉她，这和注射促排卵针有关。

不久后，陈芳在一家三甲医院做了卵巢囊肿剥除手术。术后，医生叮嘱她，如果继续注射促排卵针，有囊肿复发、再次长大的可能。

陈芳不甘心半路放弃。她又去问贵州瑞扬文盛公司，对方认为，手术后恢复几个月，可以再继续注射。陈芳听了对方的建议。之后，所幸身体没再出问题，但移植也没有成功。

武汉一家试管婴儿机构曾给王青发来视频，介绍手术室情况。受访者供图

为何有这么多风险，仍然有人选择这类机构？

刘洋解释，试管婴儿本质上是一种治疗不孕症的医疗手段，并不是一项可以按照个人意愿选择胚胎数量、性别的生育服务。正规医疗机构实施这类手术有严格的适应证要求，比如女方存在输卵管类疾病、子宫内膜异位症，或男方存在少弱精子症等，“医生需要先明确不孕原因，再决定是否以及采用何种辅助生殖技术。”那些不符合条件但又想定制婴儿数量、性别的人群，因此转而寻找“民间机构”。

社交媒体上，不少这类公司都发帖宣称“可选双胞胎、龙凤胎、性别”“包成功”“有自己的白房子（即手术室）”等，以此招揽客户。

这类公司公开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招揽客户。受访者供图

今年9月初，记者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联系到河南郑州一家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可以根据客户需求移植男胚、女胚或双胚，取卵和胚胎移植环节均由省级三甲医院医生操作。

他还多次强调，公司拥有投资200多万元建设的高规格实验室，而且在湖北、广东等地均有合作公司，如果外地客户不方便前往郑州，他们会推荐给当地其他公司。

一家名为“诺芽国际生殖”的公司客服人员宣称，他们的总部在国外，上海、广州都有门诊和实验室，手术均由三甲医院的医生操作。也可以根据需求做“龙凤胎”。

与贵州幸运星类似，这些公司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均显示为“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也就是说，从工商登记信息来看，这些公司不具有开展诊疗活动的资质。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包括试管婴儿）必须在经过批准并登记的医疗机构中实施。记者查询了经批准的机构名单，没有发现上述几家公司。

“不想让更多人上当受骗”

这类无医疗资质的公司进入辅助生殖领域，已触及法律红线。

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杜洁表示，如果这类公司没有取得医疗资质，就安排取卵、胚胎移植等，涉嫌非法行医，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在前述上海松江那起案例中，负责机构经营和介绍孕妇手术的两人因在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情况下从事医疗活动，情节严重，分别被判犯非法行医罪，各获刑一年。

贵州幸运星公司工作人员告知王青如何服药。受访者供图

后果如此严重，为何这类在法律红线上游走的公司仍层出不穷？

京衡律师事务所宁波所医疗健康法律部主任章李表示，“这类公司很大程度上是由市场需求催生的。”机构若能够按照承诺完成辅助生殖服务，消费者未必会主动举报。况且，无资质辅助生殖机构长期以来都是监管难点。

他解释，这些机构往往通过“健康咨询”等名义进行包装，借助中介等招揽客户，再由不同人员分别负责医疗服务、收费、转诊等环节。这种模式下，公司的经营主体和实际实施医疗行为的人员相互分离，一旦发生纠纷，各方可以切割责任。

“从实际来看，这类案件往往需要卫生行政、市场监管、公安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理。”章李说，如果衔接不足，就可能出现“查处一家、转移一家”的情况。

今年8月，为了举报贵州瑞扬文盛公司，陈芳以继续注射促排卵针为由，前往对方指定的小区取药、打针，她提前联系了民警以及卫健委、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一同前往。最终，执法人员对涉事人员进行了处罚，并现场查获一批药品。记者查询发现，如今这家公司的经营状态显示为“已注销”。

“我不想让更多人再上当受骗了。”今年6月，王青也和丈夫前往派出所，以“诈骗”为由向警方报案，但警方未对此立案。此后，王青又向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南明区卫健委举报了贵州幸运星公司。

8月底，王青收到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反馈称，目前，贵州幸运星公司已无人办公。

但记者了解发现，他们的业务似乎并未停止，新的办公地点也只距离原址不到三公里。

“到了会有人接（你）。”9月6日，蒋霞发来消息，邀记者见面商量具体的试管婴儿套餐。

（文中王青、陈芳、蒋霞、婷婷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熊丽欣 实习生 王熙媛 王恋齐

编辑 彭冲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