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重智库】台海竞争中的美国介入与战略环境

编制：轻重智库（QingZhong Think Tank）

摘要

台海危机的第一个阶段发生在战争门槛被突破之前。持续的海空压力、航运受限和封锁措施，可能在大规模军事冲突发生前就开始改变台湾的能源、运输和通信条件，并推动美国及其他国家逐步扩大介入。封锁强度上升后，外部支援可能从物资供应发展到高风险运输和军事护航，危机也随之接近直接军事冲突。

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第30天、第60天以及更长时间以后的局势将越来越受弹药库存、基地恢复、工业补充、跨洋运输和盟友资源影响。美国近年来围绕第一岛链、军工生产和联盟网络展开的调整，都在延长这套体系的持续运行时间，但其中若干关键环节仍然存在明显约束。

台湾自身也存在清晰的时间窗口。兵棋显示，在完全失去外部能源输入的情景下，不同能源库存会以明显不同的速度耗尽。海运、通信和外部支援恢复得越慢，岛内能源、工业和社会运行受到的压力就越大，封锁向更高等级军事介入转化的可能性也会随之上升。

这一过程还会逐步把更多国家卷入台海周边。日本和菲律宾影响前沿进入条件，澳大利亚及太平洋地区提供战略纵深，东南亚国家关系到海上交通，欧洲则更多影响长期金融、技术和产业环境。随着危机延长，不同国家在不同阶段发挥作用，美国外部网络的规模和持续性也将随之变化。

本报告沿着战争门槛、封锁、军事介入和长期消耗这条时间线，分析台海危机如何逐步升级，并考察各方体系在不同阶段出现的时间窗口和结构性约束。

引言

台海问题长期处于地区安全、大国关系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交汇位置。随着中美战略竞争深化，台海风险已经超越单一地区军事问题，逐渐与西太平洋军事部署、全球供应链、能源安全和国际经济秩序联系在一起。

过去关于台海冲突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军事力量对比，包括双方海空力量规模、导弹数量、基地位置以及可能采取的作战方式。这些因素能够反映冲突初期的力量结构，但难以解释长期竞争中优势如何形成和维持。现代战争越来越依赖体系运行能力，军事力量需要工业生产持续补充，前沿部署需要通信和后勤保持连接，经济体系需要承担长期资源消耗。

近年来，美国围绕台海进行的调整已经涉及军事、工业和经济多个领域。第一岛链基地建设、盟友军事合作、远程火力发展、军工生产改革以及经济安全政策，共同改变了未来冲突可能发生的条件。与此同时，美国自身也受到全球军事资源分配、国内政治、盟友协调和经济联系的约束。

因此，理解未来台海竞争，需要回答几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美国正在形成怎样的介入条件，这些条件如何转化为现实军事能力；长期冲突中，工业生产和资源补充如何影响战争持续；台湾作为岛屿经济体，其能源、运输和通信体系能够承受多大压力；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东南亚国家、印度以及欧洲经济体等外部力量，将如何影响台海竞争的国际化程度。

第一章　战争门槛：美国介入台海的动力、约束与方式

判断美国在台海危机中的行动，需要同时观察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价值、中美关系的总体成本，以及美国当时能够投入多少政治和军事资源。军事能力决定美国介入的上限，战略利益影响介入动力，国内政治、盟友态度和其他战区则影响其实际投入程度。因此，我国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已经为哪些层级的介入建立条件，以及何种事件可能推动美国提高介入等级。

台湾在美国政策中的重要性具有长期制度基础。《与台湾关系法》将西太平洋和平稳定界定为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并规定美国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维持应对武力或其他胁迫的能力。〔1〕美国与台湾的经济联系近年来又明显扩大。2025年双方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约为 2836亿美元，同比增长 52.9%；其中货物贸易约2561亿美元。〔2〕台湾在第一岛链中的位置、高科技产业以及长期形成的美国国内政治关系，使台海危机同时涉及美国的地区军事地位、供应链安全和政治信誉。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本身具有远高于一般地区冲突的相互依存和升级成本。2025年中美货物与服务贸易仍达到约 4946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约4146亿美元、服务贸易约800亿美元。〔3〕2026年美国《国家防务战略》一方面要求沿第一岛链建立“强有力的拒止防御”，推动盟友承担更多地区防务责任；另一方面又提出扩大与解放军的军事沟通，强调战略稳定、避免冲突和危机降级。〔4〕这意味着美国增加西太平洋军事准备和控制中美直接冲突风险可以同时进行。

美国全球军事资源的分配又会改变其台海介入条件。欧洲、中东、朝鲜半岛和本土防御都在使用同一套舰艇、航空力量、防空系统、远程精确弹药和情报资源。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要求欧洲及其他地区盟友承担更多本地区安全责任，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使美国能够将更多力量集中于本土和印太方向。〔4〕因此，我国评估美国在台海可能投入多少力量，需要同时观察美国在其他战区正在消耗多少资源。

俄乌战争说明，美国可以在没有大规模直接参战的情况下，对战争结果产生持续影响。2014年以后，美国长期训练乌克兰军队。美国国防部2022年表示，自2014年以来已有数万名乌克兰军人接受美国及盟友训练。到2022年9月，美国自2021年以来已经承诺约 152亿美元对乌安全援助，其中战争全面升级后的援助约145亿美元。〔5〕美国通过武器、训练、情报、维修、后勤和盟友协调提高乌克兰作战能力，同时控制美俄军队直接交战的程度。

这一经验对台湾的关键意义在于“准备前置”。乌克兰能够通过波兰等邻国持续获得陆路补给，台湾缺乏同等条件。一旦海空交通受到有效限制，战争爆发后再大规模补充弹药、燃料和装备将更加困难。因此，美国针对台湾的许多准备必须发生在战争门槛以下：武器提前交付，弹药和备件提前储备，训练、情报和后勤联系提前建立，第一岛链的基地和设施提前具备使用条件。战争尚未开始，潜在战争的初始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

伊朗案例进一步展示了美国直接介入的不同层次。2025年6月“午夜之锤行动”中，美军直接攻击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三个核设施。美国国防部披露，该行动动用超过 125架军机，7架B-2轰炸机执行主要突击任务，共使用约 75件精确制导武器，其中包括14枚3万磅级GBU-57钻地弹，并由潜艇发射二十余枚“战斧”巡航导弹。〔6〕这是美国在盟友已经同伊朗发生冲突的背景下，直接跨越军事打击门槛、同时严格限定初始目标范围的典型案例。

2026年的美伊冲突则说明，最初的有限行动并不能保证战争一直维持在有限范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截至2026年8月1日，美国针对伊朗的作战已经造成约 380亿美元国防开支；如果维持较低烈度，每继续一个月约增加20亿美元成本，若恢复到7月的较高强度，每月成本约为 30亿美元。更值得我国关注的是，国会预算办公室将大量消耗导弹防御拦截弹列为战争的主要机会成本，并直接指出，如果随后发生涉及台湾、面对拥有大量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对手的冲突，库存下降将构成明显问题。〔7〕

伊朗战争因此说明，美国全球军事能力具有明显的跨战区联动。同一批防空拦截弹、远程精确弹药、航空力量和海军平台需要在多个方向之间配置。一场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争，会直接改变美国未来在西太平洋可以立即调用的库存和力量状态。美国拥有全球投送能力，也因此承担全球资源配置压力。

2026年美国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又体现了另一种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1月3日，美军实施直接军事打击和特种行动，并抓获尼古拉斯·马杜罗。〔8〕委内瑞拉与台海的军事环境差异巨大，这一案例的意义主要在于表明，美国的直接军事行动仍可以被设计为时间较短、目标集中的行动。

俄乌、伊朗和委内瑞拉三个案例共同说明，美国军事介入存在较宽的层级空间。美国可以长期训练和武装伙伴，可以实施针对特定目标的远程精确打击，也可能在对手反击后进入持续战争，还可以在力量优势明显的情况下组织短促的直接行动。美国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目标价值、对手反击能力、国内政治、盟友条件和其他战区资源。

台湾位于这条介入光谱中更复杂的位置。美国长期支持台湾防务，同时在第一岛链建设能够支持自身军事行动的基地、情报、后勤和远程打击体系；我国又具有攻击美国地区基地、舰队和盟友设施的能力。美国因此既有提高台湾自身抵抗能力的动力，也有保留直接介入选择的需要，同时还要考虑中美战争可能产生的人员、经济和全球战略成本。

由此，台海竞争首先表现为一场战争门槛竞争。战争门槛是一系列从较低强度介入向更高强度对抗转换的政治—军事界线。美国从军援和情报支持转向作战支援，从作战支援转向护航或有限打击，再进入持续高强度战争，都需要跨越新的门槛；我国采取的行动规模、持续时间、是否影响国际航运、是否造成美国人员伤亡以及是否攻击美国或盟友军事设施，也会影响这些门槛的位置。

其核心意义在于，谁能够在不触发对方最高强度反应的条件下改变现场状态，谁就可能在高强度战争以前积累优势。美国通过军售、训练、基地使用和前沿部署塑造未来冲突的初始条件，我国则需要同时判断这些行动形成了多大的现实军事能力，以及自身不同措施可能引发何种美国反应。

战争门槛也会随着外部环境移动。台湾在美国战略中的价值影响美国介入动力；中美关系决定全面冲突的总体成本；美国国内政治和盟友态度影响行动意愿；伊朗等其他战区的弹药和兵力消耗则影响美国实际能够投入的军事资源。因此，我国判断美国台海介入，需要同时观察两个问题：美国能够做什么，以及美国在特定政治和战略条件下准备做到什么程度。

这一判断构成后续分析的起点。战争门槛一旦被突破，我国面对的将是美国经过多年调整形成的第一岛链介入体系。下一章将进一步分析这一体系如何通过基地分散、局部制空、远程反舰和盟友设施提高生存与作战能力，以及我国反介入和体系破击所面对的新条件。

第二章　分散化介入：美国西太平洋作战体系的重构

战争门槛被突破后，美国首先面临的是如何让介入力量在我国远程打击条件下继续存在。IISS在《Fighting Lens: Military Doctrine and the Future of Warfare in Asia》中将美国潜在台海作战任务概括为防御与韧性、反水面作战、制空作战和削弱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报告采用的美国作战设想预期，我国可能在冲突初期使用导弹、航空兵和网络攻击同时打击台湾以及日本、关岛的美军设施，美军随后分散前沿航空力量并维持区域作战。美国联合学说提出在特定地域和时间创造“局部领域优势”和“临时接近通道”，其目标已经表现为在受到持续干扰的条件下周期性形成作战窗口。〔9〕

这套设想改变了美国维持台海军事介入所需的最低条件。美军可以承受部分机场、舰艇和通信节点暂时退出，只要潜艇、航空兵、远程火力和情报体系仍能在特定方向重新组合。IISS援引的台海战争推演中，美军大量航空兵可能在机场遭打击时损失；同一报告又指出，美国有限的航空兵航程会约束台海方向制空行动。美军面对的问题因而同时包含两个时间尺度：第一轮打击中保存足够的平台，随后让这些平台持续抵达台湾周边并产生有效火力。

美国近年来的基地建设围绕这一需求展开。菲律宾在2023年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可使用地点由5处增加至9处，新增地点包括吕宋岛北部卡加延省的Camilo Osias海军基地和Lal-lo机场、伊莎贝拉省的Camp Melchor Dela Cruz，以及巴拉望方向的Balabac岛。〔10〕 关岛则承担更纵深的支撑作用。美国导弹防御局2025年正式决定建设增强型综合防空反导系统，在岛上16个地点分布雷达、传感器、发射器、拦截弹和指挥控制设施，建设周期约十年，并按节点逐步形成作战能力。〔11〕

这些建设使美国第一岛链军事存在从若干大型基地逐步转向多层节点体系。前沿节点承担侦察、轮换和快速部署，关岛承担战略后方、防空反导和持续保障，更远的美国本土及太平洋设施承担增援。对我国而言，需要持续识别哪些节点正在发挥作战功能、哪些节点承担补给和中继作用、哪些节点处于恢复或备用状态。美国获得了更多冗余，我国面对的目标识别和战场评估任务也随之增加。

美军分布式作战的实际能力取决于节点之间能否形成完整杀伤链。飞机分散到更多机场以后，目标情报、空情、任务命令、导航、数据链和弹药状态必须在更大的地域范围内传递。美国空军近年的大规模分布式演训把指挥控制、通信链路和跨区域协同列为重点，反映出节点数量增加以后信息组织本身已经成为作战能力的一部分。

CNAS在《Thwarting Communications Blackout》中对台海通信基础设施的研究，为理解这种依赖提供了更具体的物理层结构。报告将台海信息控制拆成海底光缆、卫星通信和电磁频谱三个部分。台湾目前主要通过 15条国际海底光缆同外部世界连接；海缆受到破坏以后，剩余线路可以继续传输数据，但总带宽下降、延迟上升，通信系统进入降级运行状态。〔12〕

卫星通信能够承担部分冗余，却形成另一套基础设施依赖。卫星服务需要卫星星座、地面站和用户端专用终端同时存在。台湾正在发展多家商业星座和自主卫星作为备份，但海底光缆带宽仍高出卫星通信几个数量级。卫星因此适合优先维持政府、军队、金融、医疗和关键基础设施通信，无法维持原有互联网总流量。报告专门建议美台提前制定海缆大规模中断后的带宽分配方案，这实际上承认通信降级后会出现“哪些任务优先获得连接能力”的资源配置问题。

图1 台湾连接全球互联网的海底光缆网络｜来源：CNAS

这一结构放入美军分布式介入体系后具有直接意义。大量机场和传感器能够增加物理冗余，作战网络仍然受到信息容量约束。部分节点能够继续起降飞机，并不等于所有节点都能同时获得高质量ISR数据、实时目标更新和跨军种指挥。随着信息链路降级，美国需要决定哪些节点、任务和武器获得优先通信能力。分布式体系在物理空间上扩大以后，信息资源的优先级管理反而更加重要。

GPS、雷达、卫星通信和无线数据链都依赖电磁环境。电子战已经从保护单个平台的战术工具扩展为影响整个战场的信息竞争手段，干扰目标可以包括卫星导航、空域监视雷达和卫星通信链路。CNAS同时明确指出，截至报告撰写时，我国尚未对台湾实施大规模电子战攻击，因此其对未来台海电子战的判断主要依据解放军能力建设、南海相关活动以及俄乌战争等其他战场经验。

这里出现了美国分布式体系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大型基地集中了飞机、人员和设施，也集中了风险；多节点部署降低了局部物理毁伤对整个体系的影响，同时增加了体系对跨节点通信、导航和态势共享的依赖。美军的C4ISR网络一旦出现大范围性能下降，分布的飞机和武器仍然存在，重新聚合成有效作战力量的速度会下降。美国近年来强调受干扰环境下的任务式指挥、多路径通信和网状数据链，正是在处理这一问题。CNAS早期有关“systems destruction warfare”的研究也把美军C4ISR脆弱性列为对华高端战争的重要问题，并提出利用多路径、抗干扰战术数据链支撑分布式多域行动。〔13〕

这种通信问题还会影响美军最重视的反水面和制空行动。IISS《Fighting Lens》把解放军持续向台湾输送地面部队和后续力量视为美国反水面作战需要破坏的重要能力，并指出美军可能依靠LRASM、轰炸机、战斗机和攻击核潜艇攻击运输舰与水面战斗舰。远程反舰武器只有在能够持续发现、识别和更新移动目标位置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分布式基地、传感器和打击平台之间的信息传输速度因此直接影响远程火力的实际效率。〔9〕

美国分散化体系的第二个约束来自后勤。前沿机场增加以后，航空燃油、反舰导弹、空空导弹、维修零件、工程设备和人员需要同步分散。大型基地能够储存较多物资，小型节点的生存优势建立在持续补给和预置库存之上。节点之间相距数百乃至数千公里，运输机、加油机、舰船和港口共同承担补给任务。战场空间扩大后，后勤系统需要同时解决“东西存在哪里”和“消耗以后怎样送过去”两个问题。

由此需要区分三类基地能力。第一类提供跑道和停机空间；第二类能够完成加油、挂弹、基础维护并形成战斗架次；第三类能够在连续数周高强度战争中获得弹药、油料、人员和零部件补充。美国扩大基地访问范围能够显著增加第一类能力，持续作战效果取决于第二类和第三类节点规模。基地数量本身无法直接转换成持续出动能力。

关岛防御建设也体现出美国对后勤和战略支点脆弱性的认识。美国导弹防御局把关岛定义为维持美国地区能力、应对危机的重要战略位置，并要求建立持续360度分层防空反导体系。16处部署地点意味着关岛自身也采用分布式结构提高防御系统生存性。〔11〕 关岛一旦维持运行，可以持续为更前沿的小型节点提供纵深支撑；其功能下降，则会增加夏威夷和美国本土向前输送力量的距离与时间。

美国分布式体系的第三个约束来自盟友政治授权。IISS《Fighting Lens》在分析美国台海作战设想时明确使用“consenting allies and partners”这一条件：美军把飞机分散到盟友和伙伴领土，需要所在国同意。〔9〕 菲律宾EDCA同样属于双方协议框架下的访问安排，美国国防部公开表述强调联合训练、互操作性、灾害救援和联盟合作。〔10〕 战争时期这些地点能够承担到何种程度的作战任务，仍取决于具体危机中的政治决定。

美国地区介入体系因而存在“潜在规模”和“实际规模”两种状态。和平时期的协议、演习和基础设施决定潜在网络有多大；危机中盟友批准哪些用途，决定其中多少节点能够被激活。后勤支援、情报共享、防御行动、远程攻击分别具有不同政治门槛。盟友对危机性质的判断会改变美军可以调用的基地数量、任务类型和地理范围。

这一结构也会反向影响我国的战略环境。美国把更多军事功能分散到盟友领土后，台海军事行动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安全之间的联系随之增强。第一岛链基地网络扩大了美国军事纵深，也增加了危机涉及第三国设施、人员和领土的可能性。美国介入体系的地理扩张同步扩大了台海战争外溢的政治空间。

IISS《Fighting Lens》指出，美军为了削弱我国A2/AD能力，可能需要攻击指挥控制、网络、海上连接以及其他高价值节点，其中部分目标位于我国大陆；报告同时指出，我国会把对大陆目标的攻击视为升级行为。〔9〕 美国分布式作战由此存在另一层张力：为了保护前沿网络并保持局部行动自由，美军可能需要扩大攻击范围；攻击范围扩大又会推动战争越过新的升级门槛。

美国近年来调整的实质，是把西太平洋军事介入从若干高容量固定基地逐步改造成一个可以在部分节点受损后继续运行的网络。它依靠地理分散吸收首轮损失，依靠通信把幸存节点重新组合，依靠纵深物流维持火力，依靠盟友政治授权扩大地理空间。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明显下降，都会压缩网络能够产生的实际作战能力。

从这个角度看，美军分散化的战略价值集中在争取时间。部分节点遭受打击后仍能恢复局部作战，美军就能够继续延缓我国形成稳定战场优势。时间一旦延长，美国便能够调入更多远程力量、修复基地、扩大动员并争取第三国支持。我国面对的核心挑战因此转向如何判断这套网络在遭受损失后的恢复速度和持续作战能力。

网络生存随后会遇到下一层限制。IISS《Fighting Lens》援引台海兵棋研究称，美军在一些情景中三周内“通常消耗超过 5000枚远程导弹”。一套能够保持连接和后勤运转的地区网络，如果远程精确弹药消耗速度超过补充速度，其持续介入能力仍会下降。美国西太平洋准备由此从基地与网络韧性进一步进入弹药库存、低成本规模火力和国防工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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