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当你向一名河南人征求意见时,他会回答“中”或“不中”。“中”字的原意表示方位,但随着语言的发展,它成为了一种承诺的象征。古有天下之中,今有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早期的何尊,而在我国的考古发掘中,或许有一个和“中”最接近的地方,那就是殷墟。
9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站长、队长何毓灵走进成都医学院,带来题为《殷墟: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石》的讲座。他从“天下之中”殷墟说起,为线上线下的观众生动梳理了殷墟为何能成为坐标和基石,并从殷墟的宫殿、王陵、交通、百工、青铜、文字等领域,系统解读了这座三千多年前都城的重要地位。
尽管考古知识向来艰涩难懂,但在何毓灵的讲述中却显得格外生动。他深入浅出、妙语连珠,将厚重的历史讲得亲切可感,现场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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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毓灵在大讲堂现场
百年殷墟考古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起点
何毓灵先从中华文明起源的宏大格局讲起。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并非单一中心线性展开,而是先呈现“满天星斗”的格局。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牛河梁、石峁古城、陶寺、宝墩、良渚等区域文化蓬勃兴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各放异彩。
随后,文明格局发生重要变化,正所谓“月朗星稀”,以夏代都城二里头遗址为代表,二里头文化异军突起。二里头文化向四方传播,最远甚至影响到了越南等地,当然,也影响到了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何毓灵用今天年轻人“追星”作比:人们喜欢某个明星,往往也认可其承载的文化价值;二里头文化的牙璋等器物之所以远播,就在于被赋予的文化价值、礼制和权力被周边认可。
由此,“天下之中”的观念开始形成。在西周早期,何尊铭文上最早出现了“中国”二字。这种中心的观念从夏商时期开始,逐渐由地理方位之“中”,变成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中心。也正因如此,古代王朝更替要“逐鹿中原”,以获得正统性和合法性;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也往往迁都、推行汉化。何毓灵是河南人,他特别提到,河南人今天说的“中”这个字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一种信守承诺的表示,这些都是中华文明向心力的生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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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尊中的“中国”(图据何毓灵)
何毓灵提到,自1928年殷墟开始考古发掘以来,已近百年,殷墟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系统的考古学体系,因此可以为其他许多考古发掘现场提供对比的材料。“很多考古遗址,需要以殷墟作为基点和起点来进行前后左右的参照,这也是殷墟百年考古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何毓灵认为,从已知求未知,殷墟便成为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基石。
纣王原来不叫“殷寿”?
何毓灵详解商王世系表
殷墟是商王盘庚迁都之后商晚期的都城,要讲殷墟,首先需要了解商王的世系。何毓灵用生动有趣的表述,为现场听众讲述了这一段并不枯燥的历史。
何毓灵提到,《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商王世系表,与甲骨文上所罗列的商王世系几乎一模一样,仅有细微差别。这非常关键,为什么?因为司马迁写《史记》时,距离商代已经将近一千年。我们常讲秦始皇焚书坑儒,认为所有书都被烧掉了,司马迁写《史记》肯定没有什么可依据。但至少从甲骨文与《史记》的对应来看,事实就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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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何毓灵认为,司马迁写《史记》时,一定还有重要的文本文献作为参考,否则绝对写不出如此“真实可靠”的《殷本纪》。他常跟同学们开玩笑:“今天晚上给你布置个任务,回去把宋代皇帝列出来,如果没有参考书、没有文献记载,能列出来吗?那是不可能的。”何毓灵进而解释,这说明中华文明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修史的传统,历朝历代都重视修史。而司马迁家族,父辈就是掌管典籍的,相当于图书馆馆长,一定看到、收藏了大量重要典籍。正因如此,他才能几乎不差地把商王世系表罗列出来。
在一段小故事后,何毓灵开始讲述商代的王。商代共经历500多年31王,而殷墟是从第20王盘庚开始,他迁都到了殷墟,然后一直存续到第31王,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纣王。如果用500多年来做一个平均数,商代每位王大概在位不到18年,但商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左右。
“不过也有很厉害的个体,那就是第23王武丁王,他是商代鼎盛时期的代表。殷墟最漂亮的青铜器、已知甲骨文的一半,甚至对三星堆这些周边文化产生的重大影响,几乎都出现在武丁王时期,而武丁王,在位了59年。”何毓灵提到,这在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在位时间上,都是排得上号的。
同时,他还生动讲述了商代两套王位继承制度: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两套制度并行,容易引发王室内部的血腥斗争,因为谁都想把王位传给自己的亲儿子。所以从商王武乙开始,王位继承发生了改变,不再兄终弟及,一直到西周以后,宗法制度开始产生,这些变化最早都是从商代开始。
最后,何毓灵特别纠正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有的《封神》影视作品把纣王叫“殷寿”,何毓灵提到,其实这并不准确。商人是子姓,纣王活着的时候准确的写法应该为“子受”,他死后庙号是辛。这些名字背后,是商代独特的姓氏、庙号与祭祀制度。理解了商王世系,才能真正走进殷墟,走进那个三千多年前的青铜王朝。
殷墟,一个真正的“工业化城市”
在解读了商王的世系后,何毓灵从殷墟的位置、宫殿、王陵、交通、百工、青铜、文字等多个领域,系统解读了殷墟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殷墟的王陵规模相当惊人,加上墓道能达到将近1000平方米,深度最浅近10米,最深达15米。何毓灵提到,在商代仅一个王陵墓室就要挖出几千立方米的土方,其工程组织能力可想而知。有人把殷墟形容为“向下修建的金字塔”,他认为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殷墟的交通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何毓灵提到,马拉车最早在殷墟出现。马车传入中原后,首先影响了中国的交通史,尤其是太行山以东一马平川,马车不用修路就能跑,人群快速流动、快速融合,同时还对中国的战争史带来极大影响。
殷墟是当时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人口大约有15万,大量的人都在从事各种手工业生产。考古学家从殷墟发掘出土了大量带有家族族徽的青铜器——制弓箭的、造船的、酿酒的、造车的。甲骨文中称这些手工工匠家族为“百工”,商代还设有专门管理手工业生产的官职,名为“司工”。何毓灵说,商人将百工们集中管理,甚至有自己的“工业园区”。所以他常常说殷墟是一个真正的“工业化城市”,这样的称呼“一点毛病都没有”。
诚然,殷墟最受到世人关注的自然是甲骨文,何毓灵也着重提到了文字对于中华文明血脉基因传承的重要性。他还从环境和土壤角度,解释了为何能在殷墟发掘出了大量的甲骨,而没有发掘木简。“我认为,殷墟应当也有木简,只是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北方是碱性土壤,骨骼不易腐烂,所以殷墟的甲骨、人骨、动物骨骼能保存下来;而南方是酸性土壤,对骨骼非常不友好,但饱水环境反而让竹简、木简、漆木器保存完好。”
目前,在殷墟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而古文字学家能认的大概有1500个。汉字是表意文字,音、形、义有机结合,可以超越方言和地域,保障文化有序传承。甲骨文之后,虽然商王朝被取代,但文字保留下来,每一次王朝更替,造字本意没有变,用文字传承文明没有变。何毓灵提到,汉字就是当下14亿中华儿女共有的血脉和基因。
讲座最后,何毓灵趣味讲述了甲骨文记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车祸现场”,正是这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让商王朝有了可触摸的温度,殷墟作为中华文明探源的基石与坐标,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把从已知求未知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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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中记载的“车祸现场”(图据何毓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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