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道斌：谢国桢先生学术小传

△ 谢国桢（1901—1982）

谢国桢先生，字刚主，晚号瓜蒂庵主，祖籍江苏常州，河南安阳人。1901年旧历四月初十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先生年幼时，父亲宦游在外，由祖母朱夫人抚养，仅读过几年私塾而已。所幸朱夫人善书能文，爱好文史，她经常教孙儿念《唐诗三百首》《诗经》《长恨歌》等，并给孙儿讲《史记》《西游记》《聊斋志异》，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每至可喜可谔之事”，先生“听之入睡，虽更深人静，两目迷，催之再三，犹不肯入睡，必强要祖母明日再讲而后已。”先生少年时虽然家道中落，但家中仍有《说文解字》《文心雕龙》《何氏语林》《唐文粹》等书供其翻阅。耳濡目染，先生遂对文史产生兴趣。

先生18岁时，离开安阳到天津南开中学求学，不久他转入北京汇文学校预科学习。 1925年夏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名列榜首。 当时清华研究院人才荟萃，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李济等饱学之士，皆执教其中。 先生追随诸导师，受梁启超先生教诲尤多，得以钻研明清史事，并在读书期间发表了处女作《明季奴变考》。

1926年，先生从清华研究院结业后，到天津“饮冰室”协助梁先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继续研习文史，并兼任梁先生子女思达、思懿的家庭教师。 在梁先生的熏陶下，他对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和明清史愈来愈爱好，从此走上研究历史科学的征途。 1927年，先生由梁先生介绍，到南开高中教书。 半年后，又由梁先生推荐，到北京图书馆供职。 北京图书馆藏书富甲海内，先生笃于明清之际野史笔记的搜采与研究，浏览了馆藏大量的珍本秘籍，对这些尚不被社会利用的冷僻文献进行爬梳整理，乐此不疲。 他陆续写出《清初三藩史籍考》、《清开国史料考》等文，在此基础上，于1931年终于完成了八十万言的《晚明史籍考》。

△ 梁启超先生赠予谢国桢的对联

朱希祖先生认为《晚明史籍考》这部“自非气魄弘伟、毅力坚贞”者难以完成的专著； 使人“一扩耳目，增益知识”； 柳亚子先生则称诩道： “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 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南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 ”

以后此书增补修订，定名为《增订晚明史籍考》，内容更为丰富准确，诚如王春瑜同志所说： “今天，研究明末及清初历史的人，没有一个不是以这本书为入门的向导，然后才逐渐步入堂奥的； 并且在研究过程中，仍然需要不时翻捡此书，从而断定所用史料的价值，或者在此基础上，再去进一步开掘史料，扩大研究的范围。 ”

△ 《增订晚明史籍考》，中华书局，1964年

1932年，先生由胡适介绍赴南京中央大学任讲师。 授课之余，他整辑旧稿，撰成《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这部十五万言的专著，不仅“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还在于希图“唤起民族之精神”。 故尔全书非但史料丰富，观点鲜明，并且笔端充满着情感，文采鹰扬。

1934年，先生返回北京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 除继续研究明清史外，他开始留意两汉碑刻、石画拓片的收采与整理。 抗战爆发后，他还常与郑振铎、冯贞群等研讨学问，见到许多被爱国人士从日寇炮火中抢救出来的碑刻拓片与明清文献，尔后伏处小楼，撰成《汉代绘画考》《清初东北流人考》。

南明史的研究是先生课余的又一项科研题目。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先生于1957年撰成《南明史略》。 它“直至今天仍是研究南明史的值得称道的专著”，也是目前史学界唯一的一部较完整的南明史专著。 《南明史略》出版后不久，先生即应郭沫若之召，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任研究员。

△ 《南明史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年

由于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左”的思想干扰，使许多文史工作者产生如履薄冰之感。 先生倾力于史料研究，“述而不作”，也含有避免是非的因素。 “文革”中，先生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尽凌辱，一度被发配河南息县明港干校“改造”，老伴亦含冤病故。 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能够动摇先生献身史学研究的决心。 尽管当时先生所喜爱的明清史料大多被查封，但他另辟蹊径，利用《史记》、前后《汉书》《文物》《考古》等未被查封的书籍，继续从事学习与研究。 受鲁迅先生关于利用汉画拓片来反映汉代社会生活的编撰计划之启发，先生遂努力搜采汉代史料、考古新发现，结合自己过去对汉碑、汉画研究的心得，辛勤笔耕。

汉代与明清时期有迥然不同的特征，先生对汉代的研究自然不如研究明清史得心应手，但他并不畏难，更不肯虚掷光阴。 先生认为只要“掌握大量的资料，熟悉当时的社会情况，披坚执锐，得知其中的肯綮，取得内在的联系”，总是能够“持之有物，言之成理，不致于徒说空话”。 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中，他对自己从事的汉代社会生活研究充满了自信，坚韧不拔，从1972年开始，经过两个冬春，于1974年完成了十余万言的《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 《两汉社会生活概述 》，北京出版社 2016年版

这部专著尽可能利用考古新成果、新史料，从城市、交通、居民成份、农业与手工业发展、科技、社会习俗、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统治人民的方式、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人民的反抗斗争等多方面，广泛地概述了两汉社会生活。 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写法和内容上具体而微，图文并茂。 “文革”后先生又对此书修改增补，有考有述，更为翔实，出版后评论家称此书是从“新角度”研究秦汉史的专著，“由于具体而微，图文并茂，因此全书具体、生动、形象地向读者展现了丰富多彩的两汉社会，令人读了既有知识和历史感受，又有艺术感受”，该书“对两汉史和古代民俗研究颇有参考价值，它为秦汉史领域如何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文革”后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但他雄心犹在，不辞劳苦，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和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顾问、国家文物局顾问。 先生还应邀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师大等处讲授史料学和明清史。 后来又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将自己多年访求史书的实践经验，以及对史料学的研究心得，整理成《史料学概论》，以供青年文史工作者参考。

△ 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谢国桢（左起）与顾廷龙、梁容若、常任侠同为古籍领导小组顾问。

1982年夏，先生住院治疗。 在首都医院病房里，他仍读书不辍，甚至还强支病体校订英国剑桥《百科全书》有关南明史的中译稿。 当亲戚萧璋先生劝他静心养病时，先生沉思片刻说： “‘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这是先师梁任公先生的遗训……我是一辈子忘不了的。 师训不可违，我虽然病了，但是我还活着，怎能不读书呢？ ”他恪遵先师的遗训，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九月四日，先生终因病情恶化，引起败血症，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82岁。

先生说过： “鲁迅先生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 （二）认真； （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 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尤其是应该这样。 ”这番话亦是先生对自己治学实践的总结。

选摘自《两汉社会生活概述》，北京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为该书“代前言”。作者任道斌为中国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