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当地时间9月22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高市在发言中反复借“法治”“多边主义”“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等说辞欲盖弥彰，随后抛出要求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的荒谬言论，并将此事上升到日本的“骄傲和名誉”。这场发言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一次外交表演，充满内在逻辑的矛盾，也公然挑战了战后国际秩序，折射出日本近年来安全战略的深层变化。
矛盾首先体现在高市对“法治”的强调。在“法治”名义下，高市声称任何以武力或胁迫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都违反联合国宪章，并将俄乌冲突视为典型。但如果“法治”真的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最高原则，那么日本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是对该原则的反复践踏。日本政府近期同时推动远程打击能力建设、防卫装备出口以及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但高市在联合国演讲中对此只字未提。这表明日本所强调的“法治”不过是双重标准，是服务于日本战略利益的选择性工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敌国条款”的有意误读。《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当下，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日本国家走向，都让这一安排更具现实意义。高市将“敌国条款”、安理会改革和日本国际地位放在一起，本质上是为日本摆脱战后和平主义约束、扩大军事能力的右翼路线构建“合法性”。这从来不是联合国改革问题，而是高市内阁政治野心的体现。
此外，高市在演讲中提出各国需增强“自主性”和“韧性”，将能源、重要矿产、供应链、经济等全部纳入“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FOIP）框架。表面上看，这谈的是全球供应链安全，实质是把经济竞争、安全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捆绑。日本政府在9月17日改组内阁时已明确要求强化经济安全政策，推进“数据主权”等议题；防卫方面则要求年内完成“安保三文件”修改。同时，日美在AI、半导体和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加速推进。从半导体到关键矿产，从AI到海底电缆，几乎所有战略性产业都被纳入“经济安全保障”范畴。这显然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经济合作，成为日本重新组织产业链、科技链和资源链的战略工具。这种“经济安全化”趋势又与保护主义抬头和供应链调整高度交织，使日本经济安全政策越来越具有明显的地缘政治色彩。
日本正在进行系统性战略转向的突出特点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与非军事、安全与经济、国内防卫与海外安全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军事力量建设、同盟合作、经济安全、科技竞争、供应链重组乃至国际规则塑造都被纳入同一套国家战略。这种战略转向所触及的，是二战后国际秩序赖以建立的基本原则。联合国正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制度安排也包含着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史的反思和约束。日本试图以“正常国家化”为名不断突破这些战后约束，其实质无疑带有高度值得警惕的“新型军国主义”性质。
当前日本在对外叙事构建中，惯于将自身的战略扩张包装成对国际秩序的维护。一系列服务于国家战略扩张的政策，被统一套上“自由、开放、法治、多边主义”的修辞外衣。这种叙事上的策略正是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之“新”所在，也是其安全政策变化最值得警惕之处。（作者张用清 是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北疆史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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