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一篇顶刊论文，何以接连引来商榷？

8月20日，《科学》杂志在线发表题为《中国光伏扩张政策降低鸟类多样性》的研究论文。文章基于2014至2023年全国2344个县域的观鸟记录，得出光伏政策强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县域鸟类香农多样性指数平均下降约2.1%的结论。论文刊出后被海外媒体大量转引，在学界也引发持续争议。

一个多月来，围绕这篇论文的商榷沿着不同学术渠道相继展开：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公开发布专业关切；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学者向《科学》提交读者评论，并在公共数据平台同步公开全套重复验证代码；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团队在国际生态学预印本平台EcoEvoRxiv发布重新分析结果；南京林业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学者合作撰写的评论文章，已在Statistics Innovation期刊正式发表；复旦大学的学者则在网络发声，呼吁作者主动撤稿。

这些声音来自鸟类学、生态学、统计学和能源政策等不同领域，角度虽各有侧重，结论却相当一致：论文在数据质控、统计模型、指标构建和因果推断等环节都存在明显缺陷，研究方法的严谨性不足，现有证据难以支撑论文的核心结论。它们不是立场先行的反对，而是拿着同一批数据、同一套代码逐项复核后提出的方法论问题，集中表达了学术共同体的严肃关切，理应得到作者和期刊的认真对待。发表后评议本就是科学研究自我纠错的正常环节，这场争论也因此超出一篇论文的是非，成为观察跨学科研究规范的一个鲜活样本。

21亿只白鹭，是怎么飞进论文的

科学研究用数据说话，数据本身先要过硬。鸟类学分会复核同源的50余万份观鸟报告后发现，40.5%的报告中所有鸟种数量都填作1，属于只记有无、不记多少的物种清单型记录。香农指数依赖各物种的相对数量，把这类记录当作真实丰度代入，结果必然失真。

更离谱的是异常数据：广东江门一处湿地单次记录白鹭21亿余只，这一数值恰好是32位整数的溢出上限；广州两处公园分别记录白鹭611万只、红嘴蓝鹊13亿余只，可能是录入环节的错误。这些违背常识的记录未被剔除，直接导致论文附表中部分类群鸟类总数超过30亿只。

观测过程本身的变化也没有被认真对待。观鸟报告量十年间从每年千余份增至23万余份，观鸟人数增长上百倍，爆发期与光伏政策密集期高度重合；记录点位又高度集中在城区公园等交通便利区域，空间分布很不均衡。有学者重新分析后给出直观对比：只有一名观鸟者的县月平均记录15种鸟，超过百名观鸟者的县月平均记录142种。看得多自然记得多，这首先提示的是观测行为差异，能否对应鸟类多样性的真实变化，需要进一步的统计检验。分析前先做质控，是数据处理的入门功课，这一关没有守住，结论的可靠性自然要打问号。

0.07%的解释力，撑不起2.1%的结论

已正式发表的评论文章显示，论文模型的整体解释力主要来自县域和年份的固有差异，扣除这些背景因素后，光伏政策指数单独能够解释的变化仅约0.07%，不到千分之一；同属解释变量的观鸟持续时间，解释力约为政策指数的55倍，论文却只字未提。

有学者按照论文思路测试了36种合理的分析路径：论文中43.9%的县从未出现在政策文本来源中，政策指数被统一填为零；只要把观鸟人数、时长纳入模型，或仅保留有政策记录的县，政策效应就消失——7个显著为负的结果全部出现在未校正观测努力的路径上，18条完成校正的路径全部不再显著，首选估计为正的0.14%，置信区间已排除原文宣称的负2.10%。两个诊断尤为直观：政策指数预测不了当地实际的光伏装机面积，下一年的政策指数反倒能解释当年的观鸟人数，这种时间上不可能的关联，说明模型没有分离不同地区的发展趋势差异。

还有学者逐行复刻公开代码发现，论文用于排除混淆因素的工具变量未通过自身有效性检验，摘要宣称的中介分析在公开代码中找不到对应内容；论文自己也承认沙漠戈壁地区效应不显著，把鸟类本底迥异的区域合并平均得出全国结论，很可能只是聚合假象。样本量巨大时统计显著并不稀奇，效应有多大、结果稳不稳，才是更该追问的问题；把微弱关联表述为确定性的生态因果，正是统计训练中最需要警惕的误读。

给政策文件打分，算不出真实的电站

如果说统计复核暴露的是效应被高估，那么核心指标的构建则直接关系研究能否成立。论文用政策文件打分构建政策强度指数，文件多、措辞硬则得分高。但政策文本不等于电站落地，从文件出台到实际装机、土地变化、鸟类响应，中间隔着漫长的传导链条。有能源政策专家举例，西南某省光伏集中建设实际刚起步，论文中其政策强度却名列前茅；县域文件多为上级政策的转发和项目备案，据此打分并逐级推导，每个环节的噪声都可能大过信号。

论文的若干事实表述也存在硬伤。近年来，我国明确光伏选址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和一级保护林地，生态保护红线内禁止建设大规模光伏项目，地面电站用地采用租赁方式、不改变土地性质，真正转为建设用地的主要是变电站等配套设施。回看论文研究覆盖的2014到2023年周期，评价工程生态影响，学界通行的范式是建设前本底调查、运行后前后对照，并排除城市化、气候变化等混淆因素；鸟类富集的保护地本就不允许大规模建设光伏，电站与观鸟热点在空间上几乎不重叠。论文既无实地观测，也无前后对照，仅用县域相关性推导因果，证据链并不完整。

跨学科不能跨过学科基本功

查阅公开的作者信息可见，研究团队中缺少鸟类学、群落生态学和光伏工程方面的专家。跨学科是创新的重要源泉，值得鼓励，但闯入一门新学科，就要补上这门学科的基本训练：公民科学数据如何质控，多样性指数如何正确使用，生态影响如何识别因果，都有成熟规范。如果前期有生态学者参与把关，许多问题本可避免。

公民科学数据为大尺度研究提供了传统调查难以企及的时空覆盖，平台注册用户已超过13万，2023年全国观鸟爱好者超过34万人，是一座宝贵的数据富矿。但这类数据是公众参与的副产品，并非为特定研究设计的系统调查，采样不均、能力参差是天然属性，使用前必须经过严格的质控、偏差校正和多源交叉验证。数据体量越大，质控的门槛越不能降低。

结论的边界，同样考验科研的严谨

一篇论文的严谨，不仅体现在分析过程，也体现在结论表述的分寸。论文标题直接使用了确定性的因果句式，但正文证据只是县域尺度的统计相关性，正文多处限定（包括沙漠戈壁地区效应不显著）与标题的斩钉截铁之间存在明显落差；而在后续传播中，这些限定被进一步略去，只剩下一个绝对化的结论。

指标本身的解释力也需要克制。香农指数综合反映物种数和均匀度，两种鸟各10只与各100只算出的指数完全相同，它刻画的是群落状态，指数高低不能简单等同于生态好坏，指数变化也不能直接换算为鸟类种群的增减。证据支持到哪一步，话就该说到哪一步；样本、尺度、指标和模型的边界，本应在标题、摘要和公开表述中得到同等清晰的交代。对于登上高影响力期刊、可能进入政策讨论的大尺度、跨学科研究而言，结论表述的审慎与分析论证的严谨尤为重要。

发表不是定论，科学不怕争鸣。把科学的问题拉回科学轨道，靠的是数据、证据和程序，这正是学术共同体应有的清醒与担当。

附：部分商榷观点

[1] 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 中国有30亿只鸟？！Science这篇文章也太离谱了……（原文发布于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微信公众号，观察者网全文转载）. 2026-08-28.https://m.guancha.cn/ChinaOrnithologicalSociety/2026_08_28_828946.shtml

[2] Song H. Birdwatchers, not birds（读者评论，提交于Science网站eLetters栏目）；Replication and re-analysis of Zhang et al. (2026)（重复验证代码与数据包）. figshare, 2026.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33328569

[3] Ding C, Liu Y, Zhang Z, Wang Z. The reported decline in bird diversity tracks birdwatching effort, not birds: A reanalysis of Zhang et al. (2026). EcoEvoRxiv预印本, 2026-09-07.https://doi.org/10.32942/X23X30

[4] Lai J, Zhang 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should not be conflated wi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