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回在联大亮相，高市把中国摆上桌，想办成一件事，算盘打得太响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第一次站上联合国大会的讲台，就挑了一件几十年没解决的事来办。当地时间9月22日，在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高市发表了她就任首相后的联大“首秀”演讲。

中东、朝鲜半岛、联合国改革，她挨个谈了一遍，但真正让中日舆论炸锅的，是她专门把《联合国宪章》里的“敌国条款”搬了出来，公开呼吁“尽快删除”。

这件事本身不算新鲜。奇怪的是，这些条款联合国早在1995年就说“过时”了，日本为什么偏偏选在现在、选在联大这个场合，郑重其事地再提出来？

更关键的是，高市虽然整段讲话没有点名中国，但按照《联合国宪章》的修改程序，中国恰恰是日本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关。

所以真正值得看的，已经不是几个历史词汇要不要删，而是日本想借这次联合国改革，重新调整自己在战后国际秩序里的位置。

她在演讲中把“敌国条款”和安理会改革绑在一起谈。

高市的逻辑很直白：日本认为2005年联合国成员国领导人已经决定推动删除《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第107条中有关“敌国”的表述，这件事拖了二十年还没完成，所以应该继续推进。

紧接着，她又提出安理会应该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数量，日本愿意为联合国改革承担更多责任。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就很有意思了。

因为所谓“敌国条款”，本身就是二战结束后留下来的制度安排，针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轴心国。日本当然不愿意永远带着这样的历史标签。问题是，日本想删，不代表说删就能删。

早在1995年12月，联合国大会就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明确“认识到世界已发生很大变化，因而《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三、第七十七和第一百零七条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并表示打算启动《宪章》第108条规定的修改程序。

当时的表决结果很有代表性：155票赞成，0票反对，3票弃权。

到这里还没结束——这三分之二国家里面，必须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一个都不能少。

这意味着，日本推动这件事，无论在外交上争取多少国家支持，最后都有一个现实绕不过去：中国的批准是修宪生效的必要条件之一。

所以有人说“中国可以一票否决”，严格讲并不准确，因为这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安理会否决权。但最终效果很清楚：五个常任理事国缺少任何一个批准，修正案都无法正式生效。

高市第一次站到联大讲台上，看似讨论的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历史名词，实际上却主动走进了一个极其现实的外交难题。而中国的回应，第二天就来了。

9月23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直接问到了高市的这番讲话。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的回应很有特点。中方没有把讨论重点放在“1995年有没有认定过时”“2005年有没有提出删除”这些技术问题上，而是把重点转向了日本当前的安全政策。

郭嘉昆表示，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

《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方还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为什么中方会把一个联合国修宪问题，直接拉回日本今天的安全政策？因为日本自己正在发生变化。

2025年12月26日，日本政府批准了2026财年防务预算。从2026年4月到2027年3月，日本的军事开支达到约9.04万亿日元（约580亿美元），超过上一年度的8.7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

而且增加的不只是预算规模。按照日本防卫省公开的规划，当前强化方向包括远程导弹能力、无人作战能力、综合防空反导能力以及跨域作战能力等。

其中仅远程导弹一项就投入约9700亿日元，包括采购射程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日本政府给出的解释是周边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因此需要加强防卫能力。

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典型的认知错位。

站在日本政府的角度：日本认为自己加入联合国已有70年，长期实行专守防卫政策，也长期参与联合国事务，因此继续在联合国宪章里保留针对二战“敌国”的表述，与现实身份不相称。

但站在中国的观察角度，问题恰恰没有这么简单。中国看的不是日本有没有宣布放弃“和平国家”定位，而是日本拥有的实际军事能力在发生什么变化。

一边说“不能一直拿1945年的身份看今天的日本”，另一边关注的是“既然要重新定义身份，那么今天的安全政策究竟正在往哪里走？”

所以这场争论的关键，从一开始就不是几个字。真正争的是如何理解战后八十多年日本的角色变化。

而且高市这次还做了另一个动作，让事情更加值得琢磨。

就在9月22日当天，她还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两个人谈了大约35分钟，日本首相官邸公布的内容显示，双方明确谈到了人工智能、半导体和关键矿产，要继续加强经济安全合作。

当然，不能简单说这场美日会谈就是为了配合“敌国条款”问题，两者没有这样的直接证据。

但放在同一天看，日本当前外交政策的轮廓确实越来越清楚：一边希望调整自身在战后国际制度中的位置，一边又在安全、技术和关键供应链领域进一步强化与美国的合作。

这才是中国真正关注的现实背景。

再往深处看，高市为什么要在第一次联大一般性辩论亮相时，把一个几十年前就存在的问题重新提出来？

答案可能就在她后面的讲话里。谈完“敌国条款”，高市紧接着要求推动安理会改革，认为现在安理会的结构仍然很大程度上反映1945年的国际力量格局，需要扩大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这里最好不要简单理解成“删敌国条款就是为了让日本进常任理事国”，没有证据证明两件事存在这么直接的交换关系。

但从日本多年外交政策来看，两件事确实指向同一个长期目标——日本希望自己在国际制度中的身份，进一步摆脱二战战败国遗留下来的特殊位置。

这才是事情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

过去几十年，日本经济实力很强，在联合国投入也不少，但在涉及安理会结构、战后秩序这些问题时，1945年的制度框架一直存在。

现在日本想做的，是让“经济大国”“美国重要盟友”“联合国主要出资国”等现实身份，进一步转化成制度影响力。删掉“敌国”表述，对日本而言不仅是改几个字，它意味着一个最明显的战败国制度印记从联合国宪章中消失。

问题在于，日本想推动这种身份转换的时候，恰恰赶上东亚安全环境变得更加紧张。日本在扩充防卫能力，中国对日本军事政策越来越敏感，美日又在安全、半导体、AI、关键矿产等领域继续深化合作。

于是，日本过去几十年一直推动、却没有太大现实热度的一项联合国改革议题，被重新放进了现实博弈环境里。这时候，中国在整个过程中的位置反而更加突出。原因并不神秘——《联合国宪章》第108条在那里放着。

日本不管在国际舆论层面取得多少支持，只要最终要完成正式修宪程序，就不能跳过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这种制度安排，本身就让中国拥有非常明确的程序地位。

于是一个很微妙的局面出现了：日本越想证明1945年的国际制度已经不适合今天，就越需要1945年制度确立下来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共同批准。这就是整件事最大的矛盾。

高市在联大想推动的是“更新旧秩序”，但她要完成这项更新，又必须按照旧秩序留下来的规则走。而中日之间今天最缺的，恰恰不是程序，而是政治互信。

这意味着，真正卡住“敌国条款”的，已经不只是联合国繁琐的修宪程序。

更大的问题是，日本希望国际社会按照今天的身份重新认识自己，而中国首先要确认的是：日本安全政策发生的这些变化，最终会把日本带到什么位置。只要这个问题没有形成新的共识，三个字就可能一直在那里。

值得一提的是，高市在联大发言时，日本网友发现会场空空如也，台下并没有多少听众。这个画面或许比演讲本身更能说明问题：日本想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但国际社会的反应，显然没有她期望的那么热烈。

高市这次把“敌国条款”搬到联大讲台上，确实把一个长期被搁置的问题重新推到了台前。但把问题说出来，不等于问题就离解决更近了，甚至可能恰恰相反。

因为真正决定这件事能不能往前走的，从来不是日本能不能说服世界“这是一条过时规定”——联合国早在1995年就已经给过类似判断。

这才是高市在联大真正碰到的那道门槛。日本想拆掉的是1945年留下来的一个旧标签，但要打开这扇门，钥匙却仍然有一把握在中国手里。

在当前中日安全互信并没有明显改善的情况下，这把钥匙什么时候会转动，恐怕比高市在联大说一句“应该删除”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