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冬，山东滨海地区，叶飞纵队司令员叶飞面对的不是敌人进攻，而是一座仓库里突然加快的搬运声。华丰仓库的物资，原本应由纵队统一清点、分配，却被二旅副旅长王胜带人擅自调运。事情看似不大，却碰到了部队整合中最难处理的一根筋。
这支部队的来路并不单一。抗战胜利后，苏中一旅、苏南二旅和浙东三旅奉命组成叶飞纵队，原计划向东北挺进。后来形势变化，部队没有继续北上，而是留在山东滨海一带。部队任务变了，原有的指挥习惯和处事方式，却没有立刻跟着改变。
华丰仓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显得格外重要。里面存有弹药、药品、被服，还有几辆运输车辆。对刚刚经历长期敌后作战的部队而言，这些东西不是普通物资，而是能直接关系到行军、作战和伤员救治的紧要家底。
叶飞作出安排：由二旅一个营负责看守，纵队后勤部门统一清点，之后再按规定分配。命令很明确，执行起来却出了岔子。纵队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何能前去清点时，发现二旅副旅长王胜正在指挥人员装车。
何能当即要求停止搬运，说明物资必须经过统一登记。王胜没有停下，反而催促部队动作快些。对长期在地方坚持作战的部队来说，谁缴获、谁保管、谁使用，往往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办法。可一旦部队合编为纵队，这种办法便容易与统一指挥发生冲突。
何能只好回去报告。叶飞起初并未把事情看得太严重，或许以为下面只是没有弄清新规，便派政治部副主任汤光恢前往处理。汤光恢到了仓库，说明情况，甚至当场严厉斥责，搬运却仍没有停下来。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已经不是误会那么简单。叶飞又派纵队副政委谭启龙前去。按通常的军队秩序，副政委出面，足以让现场人员收手。谁知王胜的回应十分生硬：“不认识。”一句话顶回来，既让谭启龙难堪，也把这场争执推到了更高层面。
有意思的是，王胜并非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谁。他所表现出的强硬，背后带着旧式游击部队的鲜明印记：作战时敢闯敢拼，遇到物资便先考虑本部需要，对上级机关的程序和统一调度却缺少足够敬畏。这种“先干了再说”的做派，在敌后环境中或许能够提高反应速度，到了纵队层面，就可能破坏整体安排。
叶飞终于决定亲自前往。当天，他带着警卫员赶到华丰仓库，现场仍在搬运。叶飞叫来王胜，严肃指出擅自调运物资、拒不执行命令的问题。面对纵队司令员，王胜没有再争辩，正在装车的部队也很快停了下来。
叶飞没有把这件事轻轻放过。他命令警卫员将王胜带回纵队司令部，并给予短时间禁闭。二旅旅长刘飞随后作了检讨，叶飞才同意释放王胜。处置并不算重，却把一个信号讲得十分清楚：部队可以有冲劲，不能没有规矩；可以争取物资，不能把纵队的统一部署置于一旁。
这类矛盾，和华野的形成经历密切相关。1947年初，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并，组成华东野战军。合编部队分别来自山东八路军和华中新四军，长期在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作战，各自形成了成熟的指挥风格。突然合在一起，人员、编制、战法和利益分配都需要重新磨合。
因此，华野早期的“野”，不只是某几个基层干部脾气硬，也不是简单的不服管。它包含着敌后部队留下的机动性、地方性和强烈的本部意识。这样的部队，遇到战机时往往敢于突破常规；但在统一调度、协同作战和后勤分配上，也更容易出现摩擦。
粟裕后来承担华东野战军的主要作战指挥时，面对的正是这样一支成分复杂、战斗力强、内部传统各异的队伍。陈毅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并负责实际作战指挥，指挥关系和部队习惯都需要在战争中逐步理顺。若没有战场上的胜利，也没有一次次具体事务中的磨合，单靠命令很难让各部真正拧成一股绳。
华丰仓库的争执，表面上是一次抢运物资，实质上却是游击部队向正规野战军转变时的一次碰撞。王胜的强硬，叶飞的亲自处理，刘飞的检讨，都是这场转变留下的细节。华野后来能够在大规模作战中集中兵力、统一行动，靠的并非一开始就整齐划一，而是在一次次这样的冲突中，把敢打敢拼的“野劲”纳入了更严格的军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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