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作品中人性的蜕变

文学作品中的人经常出现一定的变化，尤其是性格的变化，以至于产生人性的蜕变。

古希腊人知道悲剧比喜剧更具有震撼人心的作用，以至于当时的悲剧作家非常多，而喜剧作家并不多。悲剧《俄狄浦斯王》中有弑父娶母的悲剧，反映了人类童年时认识自身的一种悲怆感。人到底是伟大的还是渺小的，如果说人是伟大的，那么在命运面前，越是反抗，越是屈从命运，就越会被命运挟持；如果说人是渺小的，那么人有可能抗争，有可能自杀身亡，决定自己的死，那么这样的死就不是命运支配的，恰恰是人性蜕变的标志。命运是不可触摸的，可是很多人都相信有命运，相信神灵支配着命运，实际上只是一种观念在作祟。欧里庇得斯笔下的美狄亚对命运毫不妥协，为了向她寡情的丈夫复仇，竟然用恶的手段杀死自己亲生的儿子。她本身是一个矛盾的共同体，有着对命运抗争的努力，却出现了人性的蜕变。还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给人间带来了光明，却忍受着上帝的折磨。或许上帝并不想让人类好过，只是要人类繁衍，就像人类看着培养皿中的蛆虫一样，，并不想让蛆虫知道人类的秘密。通天塔的传说中，上帝要人类修建通天塔，直通天堂，可是快修到天堂的时候，上帝后悔了，不愿意让人类知道自己的秘密，就让每一个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于是就产生了方言，那么修通天塔的人们由于语言不通产生了各种隔阂，最终废弃通天塔，再也修不成了。上帝如此出尔反尔，到底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人们已经难分善恶，也不去区分，只是信仰上帝是正义的，实际上上帝的性格也出现了蜕变。在西方传说中，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实际上人类和上帝长得差不多。人性会出现蜕变，上帝的性格也会出现蜕变，甚至出尔反尔，阴险狡诈，不惜引发战争，不惜用一场大洪水淹没人类的栖息地。

中世纪神学思想传播开来。当时上帝主宰了一切，人失去了自由，要让上帝如意。人仅有的一点权利就是向上帝忏悔，而且要不断忏悔，在忏悔中，无情地践踏自己的尊严和价值。人无法从上帝的信仰桎梏中脱离出来，以至于性格出现了蜕变，总是认为自己是有罪的，而上帝才是圣洁的，要通过忏悔向上帝靠拢，或者说获得上帝的救赎。实际上人是伟大的，有自己的能动性，没必要非得向上帝忏悔，也没必要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可是神学发展开来，清洗了人们都头脑，最终很多人都相信上帝存在。一切人的权利包括生存和繁衍的权利被当成罪恶的，那么人性只能跌落到卑微的尘土中，再也不能发出自己的光彩。文艺复兴以后，资产阶级思想传播发现了人性的光芒，就是把人从上帝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放到人应该有的位置。浪漫主义把眼光转向自然，转向天界，转向人性的自由，而不再总是忏悔。批判现实主义更多注意地上的事情，注重现实中那些普遍存在的矛盾，在矛盾中凸显人性。无论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是司汤达的德•瑞纳夫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都是活生生的人物，充满了情欲，也有内心的激情，但这样的激情容易充满痛苦，体现灵与肉的矛盾。她们已经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苔丝德蒙娜、朱丽叶这些至真至善的女性，也比峨菲利亚、麦克白夫人、克利奥特佩拉这些矛盾痛苦的女性更有现实感，也更逼真。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很明显有了个人和命运的抗争，有着《俄狄浦斯王》的影响。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中，有了一批多余人形象，有了守财奴的形象，有了无产阶级底层人物的形象，其实人性都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已经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既然文学要塑造人物形象，就不能弄得人物形象过于普通，应该有新奇的特点，应该能够吸引人。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成了理想的人物，而雨果又在阐发人文主义的光芒。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有着象征主义的特征，里面何止人物性格出现了蜕变，人物形体都出现了蜕变，格利高里早晨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就这样写下去了，以至于写成了《变形记》。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成了黑色幽默的典型代表，里面的约塞连越想逃脱飞行任务，就越是被绕进去，最终只能逃走。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里面马孔多这个小镇像是现实中的，又像是魔幻中的，总是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轮回，人性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蜕变，有着对农耕文明的隐喻，也有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隐喻，当然写的比较魔幻。

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创作的《等待戈多》，成了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获得了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角是弗拉季米尔（狄狄）和爱斯特拉冈（戈戈），他们衣衫褴褛，在一条乡间小路的枯树旁等待戈多。为了打发时间，他们脱靴子、摘帽子、说些前言不搭后语的话，甚至想过上吊自杀，但没成功。中间路过一个奴隶主波卓和他的奴隶幸运儿，第二天再来时，奴隶主瞎了，奴隶哑了。最后来了一个小男孩传话，说戈多今天不来，明天准来，但第二天依旧是同样的消息。两幕剧情几乎一样，只是树上多了几片叶子，最后两人嘴上说走，脚下却一动不动。戈多在西班牙语指上帝的意思，戈多不来，就意味着戈多死了，其实就是上帝死了。人们从信仰上帝到相信上帝死了，简直荒诞不经，但这样的戏剧有着一定的人性解放意义，那就是把人性从上帝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不是始终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是始终忏悔来赎罪。中国作家的一些作品很多都借鉴了外国作家的创作技法，不管是鲁迅的“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还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民间叙事视角、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乡土化语言、荒诞与象征手法，亦或是阎连科的“神实主义”，都有一定的外国创作技法来源，或者说和外国创作技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不管怎样的技法，写成作品之后，作品中的人物一定是独特的，不同于普通人，也一定实现了人性的蜕变。不然这样的人物就无法和观众见面，或者说普通的特点就不能写进去，不具备展现的特长。

文学作品中的人性会出现蜕变，这是文学本身的规律，也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着重考虑的一种表现内容。关注文学作品中人性的蜕变，就可以看到现实生活中人性的蜕变，甚至可以看到整个人类的群体意识的蜕变，看到人性以及人类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