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手机号是姿态，解决问题才是群众心中的好干部

中秋假期刚过，湖南常宁市以一则通告搅动了舆论场——市委书记、市长等132名党政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被集中公开。通告还特意提示：若因会议等公务活动不便接听，可采用短信方式沟通。几乎同一时期，新疆哈巴河县也集中公开了202名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县委书记的手机几天内就接到了9通来电、6条短信，反映的净是务工工资、占地补偿这类民生实事。从哈巴河到常宁，从西部边陲到中部腹地，一场关于“敢不敢把私人号码亮出来”的治理试验正在多地铺开。

这个姿态本身，就值得点一个赞。在不少地方干群之间隔着若干层“玻璃门”的当下，把“一把手”的手机号直接塞进群众手里，意味着愿意用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回应“找不着人”的焦虑。它传递的信号很朴素：有困难，直接说。

但点赞之后，有一个更硬的追问绕不过去：号码贴出来了，然后呢？

笔者认为，公布手机号，是拉近干群关系的一种姿态。但号码公示不等于问题化解，能不能实实在在为民排忧解难，才是人民群众评判好干部的真正标准。

这不是杞人忧天。过去几年，公布领导干部联系方式的地方不在少数，真正被记住的却不多。有的地方记者随机拨打，要么长时间占线，要么接通后对方客气地说“请找相关科室”；有的地方热度一过，号码就变成了永远无人接听的“僵尸号”。群众满怀期待地拨过去，听到的却是忙音或推诿，这种落差比不公布号码更伤人心——它会让人产生一种被敷衍的失望。

真正值得琢磨的样本，是安徽亳州。2022年2月，亳州在全国率先公布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81位领导干部手机号码。但亳州做的远不止“公布”这一步。市委随即成立了公开电话办，建立了接电交办、沟通办理、登记督办等15项制度，形成“清单+闭环”的工作机制。两年下来，16位市委、市政府负责同志累计接电交办群众和企业反映事项近4万件，去重后办结率超过99%，群众满意率超过93%。记者后来回访时拨打了8个号码，7个由本人接通，唯一未接的那个也及时回了电。

亳州的经验说到底就一条：公开号码只是入口，制度化的闭环才是出口。没有后面的制度托底，前面的公开就只是一场热闹。

当然，亳州的故事也有它沉重的一面。当年带头公布手机号、承诺“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那位市委书记杜延安，后来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任上主动投案了。与他一同公布号码的时任市长邓真晓，更是在九个月后便告落马。这提醒我们，公开号码的诚意与个人后来的失足，未必能简单画等号；一套好的机制能不能真正立住，最终仍然要看它是否独立于任何个人的进退去留。

常宁通告里那句“可采用短信方式沟通”，其实透露了一种很务实的清醒——领导干部不可能24小时守着一部手机，会议、调研、应急本就是工作常态。承认这一点，比硬撑“随时接听”的姿态更诚实。但短信渠道能不能同样做到“件件有回音”，考验的不是诚意，而是背后有没有一套运转得起来的转办、督办、反馈机制。哈巴河县在公开号码后建立了专项台账，批示、转办、销号逐项留痕，这才是“短信沟通”不至于变成“短信石沉大海”的前提。

这里还牵出一个更深层的命题。公开领导手机号，本质上是一种“兜底补救”——它承认常规的12345热线、信访窗口、部门办事机构在某些时候没有把事办好，所以才需要把压力直接传导到“一把手”身上。但兜底有兜底的代价。当群众发现“找书记比找部门管用”，大量本可以在常规渠道消化的问题就会涌向个人手机；干部精力有限，兜底通道很快也会拥堵。更麻烦的是，如果职能部门形成“等领导批了再办”的惯性，治理的神经末梢反而会进一步退化。

所以，真正该下的功夫，不在号码公布的那一天，而在号码公布之后的每一天。亳州的价值不在于它公布了81个号码，而在于它用两年时间证明了：一套接得住、转得动、办得成的机制，可以让“公开号码”从一次性的新闻事件，变成可持续的治理能力。哈巴河县委书记接到的那9通电话、6条短信，最终能不能变成9件、6件实实在在办结的事，才是这场试验真正的答案。

说到底，公布手机号也好，发短信也好，建台账也好，闭环督办也好，所有这一切，最终目的只有一个：为民办实事。号码公布不是终点，姿态好看不是目的，老百姓的事有人管、管到底、能办好，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否则，号码再全、通告再响，也不过是墙上的一道风景。而群众心里的那杆秤，称的从来不是墙上的号码，而是身边办成的事。（资深媒体人 柯南）

编辑：冉苒 责编：张佳佳 审核：章克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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