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园路：城市空间形态与海派文化

《愚园路传》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徐锦江十年研究之作，兼具史料考据、口述访谈与图文资料。一条愚园路，半部近代史。“对每一条马路的历史复盘，可以拼接起整个城市文化，一条条马路累积的分量，就是上海的重量。”

丨徐锦江、南妮对谈

愚园路：城市空间形态与海派文化

▲愚园路

南妮：愚园路和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是什么关系?

徐锦江：因为研究愚园路，经常有社会机构邀请我去做专门讲座，我的题目一直是“愚园路：打开上海的方式”。愚园路虽然只是一条越界筑路而成的马路，但如果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推演出近现代上海的历史文化，成为上海近代化的一个微型样本。

愚园路的形成与上海的城市空间形态确实有着密切关系。老城厢作为传统的中国城市，在开埠前，有人说它是“南吴壮县”，有人说它是区区“草县”，我们可以因为今天的上海地位赋予它特殊的意义，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大上海确实是在江南的边缘地带发展起来的，大上海也确实是在开埠后才壮大起来的。毋庸讳言，现代上海的基点是外滩，因为受制于一江（黄浦江）一城（老城厢），英美租界曾经沿着黄浦江西岸，跨过苏州河朝北蜿蜒，再朝东向杨树浦宝山口方向发展，觉醒的华人也建设了繁荣的闸北华界，甚至在江湾地区规划了“大上海计划”，但最终因为淞沪抗战和淞沪会战而中辍，江湾虹口成了“准日租界”，合并起来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随后主要沿着苏州河南岸向西扩张，从南京路到静安寺路，再往西，愚园路应运而兴。如果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上海城市空间拼成一张图，可以依次概括为“圆墙城（老城厢）一内外城（传统城和租 界城）一两向城（朝北朝西南方向发展）一带状城（越界筑路发展）一新旧城（国民政府的江湾大上海开发计划）一苏制城（1949年以后的苏联模式）—两岸城（浦东开发开放之后）—辐射城（中心城区和五个新城）—章鱼城（长三角一体化）”的不同城市空间形态。在整个上海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愚园路作为上海城市空间东西中轴线的西段，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区域。

南妮：愚园路与海派文化有什么关系？

徐锦江：愚园路作为城市西区的一条马路，是一个典型的海派文化区域，从空间格局、建筑风貌、生活方式到文化气质，比较完整地体现了海派文化的精髓。首先是空间格局，愚园路堪比一个华洋杂处与阶层融合的微缩模型。海派文化的特征之一是“混杂性”，愚园路的空间格局完美体现了这一点。愚园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越界筑路”的结果。这种特殊的建设方式，本身就代表了中方主权与西方权力的交织与博弈，是海派文化诞生的宏观政治背景的微观体现。愚园路的主干道两侧，衍生出无数条细密的里弄，如愚谷村、涌泉坊、岐山村、宏业花园等，形成了“鱼骨状”的里弄网络。这种格局不像规划整齐的殖民式网格，也不同于传统的中国里坊，它有机、自发，形成了半公共半私密的过渡空间，促进了邻里交往，是海派市民社会形成的物理基础。巨大的花园洋房、精致的新式里弄、相对简朴的旧式里弄在愚园路沿线并存但并非隔绝。富豪、中产知识分子、普通市民比邻而居，虽然生活水平差异巨大，但共享同一个街区。这种分而不隔的社区形态以及物理上的接近性，为不同阶层文化的相互观察、渗透提供了可能，是海派文化“包容性”的物质前提。其次是建筑风貌，愚园路是万国博览与实用主义的融合样本。海派文化在建筑上的体现是“多元融合，兼收并蓄”，愚园路可谓教科书式的案例。短短三公里不到的愚园路沿线，汇集了英国乡村式、西班牙式、古典复兴式、新中式、装饰艺术派、现代主义等多种建筑风格，形成了一幅建筑风格的“拼贴画”。你可以在路上看到陡峭的红机瓦屋顶、玲珑的鹅卵石墙面、流畅的几何线条装饰。这种风格上的自由选择与混杂，是业主和建筑师基于个人审美、实用功能和经济实力的综合考量，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的“拿来主义”和实用理性。愚园路遍布着作为石库门进化形态的新式里弄，由于越界筑路的特殊性，愚园路地价经历了逐渐从低到高的过程，吸引了大量中外富商前来购地造房，上百条弄堂和数千幢私家小楼，造就了“上海私宅建筑在民间的最后一次辉煌”。这些建筑相较于旧式石库门，减少了中国传统院落符号（如高墙、门楣雕花），增加了西式生活设施（如卫生设备、小花园），更注重采光和通风。这是海派文化“改良”，而非“革命”精神的体现：保留合院聚居的邻里模式，但积极接纳现代生活标准，同时私密与开放结合。花园洋房通常有矮墙和庭院，保证了私密性；但其优雅的立面本身又构成了街道的公共景观。这种“对内私有，对外贡献”的空间处理方式，平衡了东方家庭的内向性与西方城市的公共性，是海派文化在空间上的巧妙创造。再次，从历史人文视角看，愚园路名流汇聚。海派文化的活力源于其人物的多样性和思想的碰撞，愚园路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无数政治家、企业家、文学家、艺术家曾聚居于此。茅盾、林语堂、周瘦鹃、施蛰存、郑振铎、张爱玲等文人都曾在此留下足迹。愚园内的“国会”和南社活动、“游存庐”内的讲学、王伯群住宅的“隅园雅集”、严家花园的“神仙会”，以及冯耿光住宅、周作民公馆、沈钧儒的“与石斋”都曾是“梅党”、金融家、民主爱国人士的聚集场所。他们的存在，为街区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开放的思想氛围，使愚园路成为文化名流的“客厅”，沙龙里的讨论和创作，是海派文化精英的生动体现。

愚园路的

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机关遗址

当然，愚园路也充满了红色印记。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红色小开”潘汉年，地下党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国际进步人士都曾在此活动，《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上海局机关旧址等都坐落于此，愚园路因此成为隐蔽战线的“前沿”。这种隐蔽性，恰恰是利用了租界华洋杂处、管理复杂的特殊环境，体现了海派文化中精明、务实、善于利用规则缝隙的一面。最后，是市民生活方式。愚园路的市民社会发育比较成熟，从当年的许多历史事件中可以发现，当地居民已具有强烈的商业意识、法治意识、民族意识、爱国意识和文化意识。愚园路奇妙地融合了市井烟火气与国际化风尚。海派文化最终落脚于人的生活方式，愚园路至今仍在演绎着这种生活美学。梧桐掩映、尺度宜人的街道，天然适合漫步；沿街的咖啡馆、面包店、小酒馆为市民提供了“发呆”和观察城市的空间。这种对生活品质的细致追求，即上海人所说的“懂经”和“腔调”，是海派文化精致主义的生活化表达。当年愚园路居民中有大量外侨和欧美海归，今天依然如此。路边是阿姨闲聊的内衣店，转角可能就是一家独立设计师买手店；传统的生煎小笼店隔壁，开着精品手冲咖啡馆。这种市井烟火与国际范，高级与日常毫不违和地无缝切换，正是海派文化开放与包容的当下写照。愚园路并未沦为僵化的历史标本，它通过持续的有机更新，引入创意市集、公共艺术、设计店铺，让老建筑焕发新生命。这种自我更新、不断吸纳新鲜血液的能力，正是海派文化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所在。愚园路的核心气质是深厚多元，通过历史和时尚的高级融合实现当代生活的有机平衡，以及以人为载体的时间与空间的原真性。

旧日愚园 （水彩） 陆勇

作为海派文化的“完整文本”，愚园路最大特点在于规模和完整性。它拥有上海滩屈指可数的密度极高的花园洋房群和新式里弄群，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可阅读的历史街区；它的肌理，讲述了权力交织与空间生产的故事；它的建筑，凝固了中西文化融合的审美选择；它的历史，记载了精英文化与革命精神的碰撞。它的当下，演绎着传统市井与现代生活的交融。它不是一个被圈护起来的景区，而是一个始终活着、呼吸着、变化着的有机体。行走在愚园路，就是在阅读一部行走的、立体的海派文化。它证明了海派文化并非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深深嵌入城市街道、建筑和日常生活之中的、可感可触的实在。

周馨 摄

南妮：写愚园路，究竟有什么收获？

徐锦江：我也经常在想这个问题，总结起来，一是触摸真实的历史肌理，二是了解上海的空间变迁，三是构建路史研究的范式，四是感同身受历史人物的命运，五是对焦今天的城市更新，六是回归街道和社区生活。尤其是最后一点，因为研究愚园路，我们形成了以一条路为单位的线上与线下的邻里社区，大大提高了城市家园感。我写愚园路，希望结合我的城市文化研究专业，站位高一点，在上海史、城市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这条路，发现一些常人未见的肌理和辙痕，以此解码历史基因。

《愚园路传》

作者介绍

徐锦江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历任《申江服务导报》主编、解放日报社副总编辑、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城市文化与大众传播研究。

南妮

本名杨晓晖，《新民晚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协会员，上海作协理事，上海评论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所有的心碎与欢愉》《随缘不变心》《在平淡与奢华之间摇摆》《花如情人》《一个人喝一杯》《妖娆时代》等十多部。出版长篇小说《我的恐惧无法诉说》《浅草湾之恋》。发表短篇小说《人选》《邂逅》《流水的日子》等为《小说月报》《小说选刊》转载。

编者按：

本栏目来源于1994年2月8日创刊的《静安报》副刊《百乐门》。在微信平台，“百乐门”将以全新形式向读者展示。每周定期推送，换个角度阅读静安。投稿可发至 jinganbao2016@126.com

作者：徐锦江、南妮

图片：静安区融媒体中心资料库，百乐门静安艺文志，《静·安》愚园路特刊

编辑：施丹妮

资料来源：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远东出版社《愚园路传》（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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