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年间，北京紫禁城内，和珅以官学生身份进入仕途，后来一路升至大学士，权势显赫。他没有进士功名，却能位极人臣，这个例子常被后人用来说明：清代做官并非只有科举一条路。
但和珅毕竟是少数。对绝大多数汉人官员而言，进士不仅是一张功名凭证，更像是一道进入中枢的门槛。没有这层出身，许多看似品级不高、实际地位重要的职位，往往连候选资格都没有。
清代所谓“正途”，大体包括进士、举人以及贡生等科举或学校出身。可这些出身并不在同一层次。举人可以做知县，贡生也可能通过选官入仕，进士却拥有更宽的升迁通道。尤其是经过殿试、朝考并进入翰林院的进士，前途更为顺畅。
翰林院是最典型的门槛所在。修撰、编修、检讨等官职，原则上都要从进士中选拔。新科进士还要参加朝考，成绩较好者进入庶常馆学习，经过散馆考核后，才有机会留在翰林，或分发各部任职。
这套制度看重的，不只是文章好坏。翰林官承担撰拟诏令、记注起居、讲读经史等事务，常被视为储备宰辅的重要来源。没有进士资格，通常就无法进入这条仕途主线。
与翰林院相近的，是詹事府及东宫所属官员。清代康熙以后长期没有正式册立太子，詹事府的实际作用有所变化，但詹事、少詹事、左右春坊等职位，仍属于清要之选。汉人官员若不是进士，通常不能担任这些职务。
监察系统同样设有门槛。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合称“科道”。他们品级未必很高，却能封驳诏令、纠察百官，甚至直接向皇帝进言。正因如此，朝廷对其出身格外重视，非进士者一般不能补授。
这里要特别说到旗人。清代是满洲贵族建立的政权，八旗制度带有明显的身份特权。旗人官员不必完全按照汉官的科举路径升迁，非进士出身而进入翰林、内阁的情况，并不罕见。和珅官学生出身，却曾掌管翰林院，正是这种差异的体现。不过，这类任命在当时也会引发议论，并不能说明制度已经取消。
礼部堂官也是一道关口。礼部掌管祭祀、朝会、册封、学校以及科举事务，尚书、侍郎虽不一定天天处理军政大事，却代表着朝廷礼制的权威。尤其礼部还负责会试、殿试相关事务，非进士出身者很难被简拔为堂官。
试想一下，一名没有进士功名的官员，若主持天下士子的会试，必然容易遭到质疑。因此，礼部尚书、侍郎通常从进士，尤其是翰林出身者中选任。
内阁职位的限制，表面上没有翰林院那么整齐，实际仍有明显差别。内阁学士往往兼礼部侍郎衔，协办大学士和大学士更是位居权力中枢。对汉臣而言，非进士、非翰林而跻身其中极为少见；旗人则因制度因素，出现过不少例外。
不过，不能把“非进士不能做官”当成清代铁律。左宗棠就是较特殊的汉臣。他早年并未通过进士道路，却凭借军功和政治声望进入大学士序列。这种情况说明，科举出身是常规通道，军功、旗籍、皇帝特旨则可能打开另一扇门。
还有一些并非固定官职，却同样看重进士资格的差遣。上书房师傅便是其中之一。皇子读书关系到皇室教育，师傅通常要有深厚学问和清望，陈廷敬、张廷玉等人都属于进士名臣。普通举人即使文章出众，也很难获得这样的信任。
乡试、会试考官的要求更严。乡试主考官负责一省举人考试，会试考官则面对全国贡士，既要熟悉经义文章，又要有足够的官场声望。雍正以后，乡试主考多从翰林及部院重臣中选取，会试主考更常由大学士、尚书等担任。
各省学政也不是寻常差事。学政负责院试、考察生员和地方学校事务，虽然品级不一定高，却能影响一省读书人的功名。按照惯例，学政多由翰林官或进士出身者担任，地方督抚也要对其礼让几分。
所以，清代非进士出身者受限的，并不只是几个职位，而是一整条通往中枢的道路。知县、同知、道员乃至军政实职，并非完全没有机会；但翰林、科道、礼部堂官、内阁要职以及重要考试差遣，往往把进士功名看作最可靠的凭据。制度允许例外，常规却始终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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