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学术出版“走出去”新路径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和《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成功入选第七届“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

一本讲文明，一本讲战争，两本著作回答了“中国学术如何被世界看见”这个时代命题，是中国学术出版主动参与全球知识生产的一个生动缩影。

将中国命题变成世界议题

这两部书为什么能脱颖而出，成功入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季为民认为，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坚持了内容为王与国际视野的结合。他向记者介绍，《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以文明叙事回应世界对文明互鉴的关切，《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以“东方主战场”的核心概念打破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叙事。两部著作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更把中国的重大历史命题成功转化成具备普遍价值的国际学术议题。“这种转化能力，契合了国际社会对共同历史记忆和文明互鉴的关切，这也是它们被国际社会真正接纳的根本原因。”

《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入选主题图书“走出去”典型案例，《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入选版权输出典型案例。两部著作的“走出去”实践，共同搭建了“国家主题—学术产品—国际平台—成果落地”的完整传播链条，为学术出版对外传播提供两种可参照的实践样本。

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在多个出版国际传播论坛上强调，出版业“走出去”早已不是简单的版权输出或图书出口，而是延伸至选题策划、内容生产、翻译转化、品牌传播的全链条建设。“有效对外传播绝非简单的文字翻译，而是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国际化学术活动策划与国家级项目支撑多方协同发力的结果。”季为民谈道，一方面要以扎实的原创学术成果回应国际社会关切；另一方面要依托海外成熟学术平台完成学术成果的落地传播，把中国的历史叙事、学术观点纳入全球学术讨论现场，为后续学术著作出海积累经验。

高质量打造全方位精准传播

在浩如烟海的国际出版物中，中国学术著作如何被看见？季为民认为：“受众导向必须前置到策划和发行的全流程。核心就是先研究海外读者，再决定怎么写、怎么推。”

这就要求在策划阶段就做好调研和叙事转化。《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策划时便把海外出版纳入整体规划，有意援引国际史料与第三方视角，降低海外读者的认知壁垒；《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的翻译编辑则针对海外受众习惯，把宏大叙事转化为“小而美”的精深研究，避免开篇就是厚重的概念堆砌。

元数据与渠道前置是另一个关键动作。英文版从签约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和外方一起制定海外销售与宣传方案，并在全球出版数据库——英国的尼尔森（Nielsen）与美国的鲍克（Bowker）完成全面的元数据注册。这确保了全球各地的书商和图书馆能检索、订购到这本书，否则再好的内容也会“查无此书”。

营销方式则是精准滴灌而非广撒网：向超过800名学者发送定制化宣传册、向目标学术群体做邮件推送、向600余名图书馆员发布图书预阅信息表、向该领域超过2000家学术机构发送邮件，在国外社交媒体定向推广，营销覆盖了预售、销售和发布后全周期。

平台活动同步造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多家合作出版机构，先后在希腊、纽约、莫斯科、法兰克福举办新书发布会和宣介活动：2025年8月28日，《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英文版首发式在联合国总部和希腊雅典举行；9月亮相第38届莫斯科国际书展并完成俄文版签约；10月在第77届法兰克福书展举办推介暨多语种版权签约仪式。该书还在中印尼智库论坛（2025）、中泰智库论坛（2025）和第12届北京香山论坛图书展等场合亮相，受到海内外媒体关注报道。

“这些活动叠加起来，真正把一本书的出版变成一场持续的公共对话。”季为民说。

学术著作“出海”，翻译既是核心环节，也是最容易“翻车”的环节。《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的难点在于文言文、典故、文化负载词如何精准传达。其中涉及大量政治术语、历史概念、文明表述，稍有不慎就会失真甚至引发误解。

为此，出版社建立起一套系统化的质控保障机制——通过分层责任制，译者保障译文的史实与语义准确，审校人统一规范术语与行文格式，外籍专家打磨英文表达的流畅度，定稿人统筹终审。同时，建立全书术语库供译者团队同步共享，从根源上杜绝同一概念“同词异译”。译文严格按“初稿—审校—终审”三级流程逐级把关，保证了翻译的精准与专业。

《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难点则在于学术规范。“海外史学界对史料、注释、论证的要求极严。我们在严格核实史料、校对注释基础上，重点对标国际学术规范，检视论证逻辑，让西方学者读起来‘服气’。”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作奎说。由于该书出版六个语种，因此要做到跨语种的术语和体例协同，保证英文、俄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阿拉伯文版本在学术表达上的一致，不让不同语种之间出现“各说各话”的割裂。

“联合造船”合作模式持续升级

从单纯的“版权交易”升级为“内容共创”与“借船出海”，这是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海”合作模式最显著的变化。

以《中华文明史简明读本》《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例，它们分别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英国帕斯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李天明介绍说，外方从签约阶段就介入进来，共同参与选题打磨、营销规划和发行设计。这种深度绑定，让中国学术著作不再只是“自说自话”，而是和外方一起把产品做出来。

更成体系的是“多语种矩阵”的打法。李天明谈道，《新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通过“一次策划、多语落地”，合作方均为当地有成熟发行渠道的学术出版机构，“借船出海”把著作精准送达当地主流学术圈。“这种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实现了从‘广撒网’向‘精准渗透’的转变。书不再只是摆上几家图书馆的书架，而是直接进入海外读者的检索、采购和阅读场景，传播效能的提升是成倍的。”

既要守住学术底色，又要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双重鸿沟，因此，学术出版“出海”从某种程度来讲比通俗读物难得多。季为民坦言，当前学术出版最大的困境可以归结为“三道坎”，即认知壁垒、翻译失真、渠道适配不足。对于破解之道，季为民提出“三个抓手”：一是依托“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国家级外译项目，推动丛书化、体系化出版，扭转“研究多、出海少”的局面，让单点突破连成线、铺成面；二是利用数字化转型，把学术成果纳入“中国社会科学文库”等数据库，顺应海外图书馆数字化采购趋势，以数据库订阅绕过传统发行的高门槛；三是坚持技术赋能与人工把关相结合，用跨文化沟通和标准化翻译打破长期不平等的话语格局。

实践表明，将重大历史节点的叙事权、前沿的治理理念与深厚的文明阐释进行多语种、多平台的系统输出，是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学术路径，为国际传播提供一种“深耕内容、平台联动、借势发力”的范式参考。

“体系化输出才能决定我们能走多远。”对于未来学术出版应如何“走出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已有规划：首先是进一步强化国家级出版工程的统筹作用，推出更多多语种矩阵产品；其次是继续深化与国际顶尖学术出版机构的战略合作，共建内容、共拓渠道；最后，积极探索数智技术与出版深度融合，系统引领整个行业的转型。

归根结底，中国学术出版要在国际舞台上持续扩大话语权与影响力，靠的不是一两本爆款著作，而是一套能够自我循环、自我更新的体系。季为民认为，要推动中国学术进入海外知识生产和学术交流的现场，让中国学者成为某些议题的提问者和规则参与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学术从“走出去”到“走进去”。

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段丹洁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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