閤楚珺丨明清文献中李贽矛盾形象的生成机制

閤楚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摘 要：有关李贽生平及其形象争议的文献,集中出现于明末清初。这其中既包括他本人所作的多篇自传性文章,也有他人的记述与评骘。这些文献所塑造的李贽形象呈现出鲜明的矛盾性特征。这种矛盾性不仅体现在其自我描述的曲全与自毁,也表现在他人评价的两极差异。仔细梳理相关材料,可以发现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李贽剃发留须的动机、与女性交往的意图以及对其自杀心态的认知。正是这些叙事差异,最终塑造出“智者”与“罪人”两种对立的形象。李贽的矛盾形象不仅反映出他自辩与留名的主观意图,更投射出不同时代、不同立场书写者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分野。其形象生成过程中蕴含着人物建构的普遍逻辑,对深入分析历史人物的塑造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李贽; 明清文献; 矛盾形象; 生成机制

李贽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以离经叛道的理论推动了晚明思想、文学领域的革新。明清文献中保存了许多涉及其思想与生平的论述,这些文献共同建构了李贽复杂的历史形象。学界对相关问题虽有探讨(1),但既往研究大多从他人塑造的角度进行梳理,偶或论及其自我塑造但分析并不深入,且未能全面探究多方书写的具体矛盾表现和多元成因。李贽形象生成问题的独特性体现在诸多方面:其一,李贽具有强烈的自我塑造意识,且常以负面表述展开自我书写;其二,明清之际参与李贽形象塑造的各方主体不在少数,持不同立场的人对其塑造具有两极化差异;其三,李贽作为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突出代表,其形象内涵更为复杂,承载着深刻的思想意义。有鉴于此,本文从自我塑造与外部建构的双重角度,选取促使其矛盾形象产生的关键事件展开研究,重点探究李贽形象的生成机制,进而实现对李贽的全面解析与深刻阐释。

一、“曲全”与“自毁”:自我矛盾的刻意制造

自古以来,文人普遍具有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塑造意识。历代士人多依托文字构建自己的形象,以此彰显其主体精神,谋求声名与思想的不朽,李贽也不例外。从屈原《离骚》、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到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传统文人或以文笔抒怀,或以史笔明志,或兼而有之。无论是彰显忠君济世的理想人格,还是抒发高洁脱俗的隐逸志趣,他们往往都倾向于凸显自身的正向品格,标榜操守与理想抱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李贽的自我书写别具一格。他通过“曲全”与“自毁”两种方式刻意制造形象冲突,时而以隐忍退让的姿态回避世人的攻击,时而又以石破天惊的言行主动引人注目。前者为“曲全”的迂回策略,后者则带有“自毁”的激愤心情,两者相互交织使其形象呈现出多重样貌。这种兼具正反两面、突破传统范式的自我建构,是李贽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折射出他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

万历十六年(1588)夏,李贽剃发留须。他主动落发,又专心念佛,还曾作《心经提纲》探讨佛学原理。这一系列的举动均表现出他有与儒学割席、皈依佛门的倾向。但他又在给弟子曾继泉的信中说:“其所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2)据其自述,剃发是为了摆脱家人和俗事的纠缠。这一说法将其行为内涵由思想立场的转变解释为家庭内部的纠葛,说明他潜意识中有避人误会、自我开脱的意思。再者,他还表示这只是被动回应世人的诘难,其中颇有赌气意味,亦流露出自身的无可奈何。“非其心也”四字,更是说明剃发不是他的本意。剃发之后,李贽也曾后悔,他在《豫约》中提到此事时说:“我自酸鼻,尔等切勿以落发为好事。”(P1004)剃发、谈禅等行为使李贽招致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他甚至一度遭到驱逐。面对世俗诋毁与现实压迫,他的内心备受煎熬,转而以温和委婉的缘由来解释自己的行为,以此回避激烈的讨伐与攻讦。但这一情况导致他言行相悖,进而加剧了自身形象的矛盾性。

言行与著述是李贽内心想法的外化,在其自我形象的塑造中有着重要作用。他早已认识到自己的书籍和思想会遭到批判,遂于万历十八年在《焚书》自序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曰《藏书》,上下数千年是非,未易肉眼视也,故欲藏之,言当藏于山中以待后世子云也。一曰《焚书》,则答知己书问,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P1)《藏书》《焚书》中有大量与当时主流价值观及礼教思想不合之处。他在《藏书》中贬低儒家学者,颠覆对历史人物的既有评价。在《焚书》中抨击当时学者的顽疾,质疑孔子的正统地位。李贽将这些著作名之曰“藏”曰“焚”,似乎不想使其流传,但他又在《老人行叙》中说:“百世之下,倘有见是书而出涕者,坚其志无忧群魔,强其骨无惧患害,终始不惑,圣域立跻……则所著之书犹能感通于百世之下,未可知也。”(3)由此来看,他那种假意隐匿、实则欲令其说流传的心思,正是以退为进的“曲全”之策。看似毁书,实则是以隐退的姿态避开时俗的攻讦,通过刻意损坏的举动保全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李贽内心丰富、个性鲜明,其自我书写的方式更加大胆,一度到了自毁自污的地步。李贽与女弟子的交往行为曾在晚明社会引起激烈讨论,甚至被人口诛笔伐。他不仅公然招收女弟子,作《观音问》解答梅澹然、自信等女性提出的佛学问题,还带领一众男女学徒在寺庙谈禅论道。在他看来,男女生来平等,智商本无差异,“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P310)。即使面对众人的无端猜忌和指责,他仍表示自己将“作魔王以驱逐之”(P326)。通过与世俗对抗,来实践人人皆可成圣、众生平等的思想主张。明明是行善举,却偏以“魔王”自居,用乖张的姿态彰显本心。就招收女弟子一事,他本是怀着开放包容的心态,意在推动女性的思想解放。若换以温和的口吻陈说,或是以低调的姿态行事,可能更容易被当时的社会大众接纳,但他却选择以激烈的言辞,去冲击世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认知。他总是快口直肠,结果时常因为言辞过激,在不经意间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坏人”形象。曾有人执经请教,李贽则“辄奋袖曰:‘此时正不如携歌姬舞女,浅斟低唱。’诸生有挟妓女者,见之,或破颜微笑曰:‘也强似与道学先生作伴。’”(4)他将“歌姬舞女”与“道学先生”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后者不如前者。这种夸张又戏谑的说法,引起了道学家的不满,有人据此将他塑造成一个登徒子。作为儒家礼教的挑战者,他不惜牺牲名节,甘愿以“魔头”形象立世。

这种正话反说的表达方式,是李贽惯用的手法。在《自赞》中,他评价自己说: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P752)

全文皆用反语,句句贬低自己,实则寓褒于贬。自我贬抑的话语背后,是他对其精神形象的自矜,亦是对传统君子人格的否定和解构。他在展现自己内心的时候常常故作畸语,用诋毁性的语言突出自己性格倔强、行为率性、思想超脱。

从其刻意选取的书写策略来看,李贽显然是有意识地参与到自己形象的生成过程之中。在他所处的时代,心学的影响虽逐渐扩大,但程朱理学仍是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维系着思想领域的统治秩序。只有撼动理学的地位,才能为自己的思想主张造势。因此,李贽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儒学与孔子,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遗世独立的清醒者。由明入清的方以智批评他说:“故专骂好名者,正自家好名之至耳……彼知如此毒辣破败,既足以慰后进贪奇喜新之人情,又足惹天下谤我,则我名愈烈。”(5)方氏之论虽然激切,却点破了李贽所采用的手段,即故作反常。他以自我贬抑和突破常规的方式造成背离预期的效果,获得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顺势扩大自身思想的传播范围,最终借此宣扬个人学说,实现自我表达与思想传播的深层目的。此外,李贽的用意远不止于此,他具有成圣之志和追求不朽的精神期许。他在《赞刘谐》中,借刘谐之口对孔子以兄弟相称,说“是未知我仲尼兄也”(P755)。将自己对标孔子,希望获得同等的身份认同,说明他有与之并驾齐驱的意愿。李贽的自我塑造暗含着深刻的个人抱负,他希望以特立独行的言行在思想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不过,李贽的思想并非一朝成形,其内心长期处于游移、挣扎与反复之中。《卓吾论略》一文记录了他前半生的仕宦生活。文中既描写了他仕宦谋生、循礼处世的现实境遇,又提及他十二岁作《老农老圃论》,后又慨叹自己读书不契朱子、批判科举考试等异趣之事。由此可见,其思想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沉淀与积累。加之明代的思想管控与舆论压迫,他亦需要规避直接冲突,博取他人的理解与同情。因而,他又会表现出相对保守的一面。“曲全”既是他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也是其思想渐次嬗变的体现。

李贽言行间看似对立的激进姿态与保守底色,暗藏了他对自己的主动塑造。正是这种隐忍迂回与锋芒毕露的矛盾,使其人格呈现出内在冲突:既追求成圣不朽,又甘愿自污自毁;既渴望精神超越,又深陷世俗论争。作为冲破思想禁锢的改革者,他难以打破时代困境,故而不得不以一种矛盾的方式自我表达。这一特点致使其言行饱受非议,一生深陷舆论攻讦,同时也为他人解读其人、其思想留下了多元的阐释空间。

二、剃发、男女交往、自尽:事件叙写的分歧与立场的分化

在明清的社会语境下,众人对李贽的讨论从未停止,各类文献对他的记述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这些争议与矛盾的产生,固然与李贽的自我表达存在关联,部分评价便是基于其《自赞》等文章作出的,但亦有不少论断仅凭传闻与臆测,就对其形象加以歪曲与丑化。后世对李贽的评价褒贬不一,分歧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事件上:其一是他剃发留须的动因,其二是他与女性交往的意图,其三是对他自尽心态的解读。梳理并厘清这些关键事件,更能清晰把握李贽形象纷争的矛盾焦点,亦有助于深挖不同书写者的立场倾向,剖析李贽矛盾形象生成的深层因由。

(一)剃发行为的双重解读

明代佛风盛行,奉佛参禅者不在少数,禅悦之风一度成为士林的流行风尚。宋濂以《血书〈华严经〉赞(有序)》说明自己的佛学渊源,屠隆作《佛法金汤》为佛教辩护,袁宏道著《西方合论》研究净土思想,就连正德帝都推崇藏传佛教,自封“大庆法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人习佛本是平常之事,然而同样好佛的李贽却遭到时人的激烈抨击。不难看出,谈禅论佛并非问题的症结,真正引发争议的是其公然剃发的大胆举动,以及此举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影响。

李贽的同乡何乔远,在《闽书》中转引了诏安沈鈇的《李卓吾传》,说李贽“辞妻别女,归泉削发为方外士”(6)。万历年间担任孝感知县的蒋以化亦说:“贽削发弃家,为天下头陀释子所景慕,所在追随者,常不下百人。”(7)李贽主动落发的行为既违背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孝亲大义,又逃避了伦理纲常所要求的家庭责任,于礼有所缺憾,然而他摒弃礼教约束的行径,反倒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曾任礼部尚书的周应宾说他:“削发留须,建一庵居焉……议论放诞,肆行不俭,一时从游者皆无赖子弟。”(8)明代江西学者陈汝锜也说:“遂弃家剃度,谈禅悟清辨……一时名流,方思善、焦弱侯、杨天台辈,俱首先尸祝。而自信许大过,与其徒过从狭邪、酒肆不忌。”(9)李贽剃发后越发放浪形骸,带着自己的门徒招摇过市,引得不少士人争相效仿、跟随,造成了较大的社会影响。道学家反感李贽张扬不羁、违背宗族礼法的行事风格,故而通过添枝加叶,塑造了李贽不僧不俗、毁道破戒的形象。

不过,与李贽交好的人则认为李贽剃头是出于现实的考虑,有客观的原因:

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10)

一日搔发,自嫌蒸蒸作死人气,适见侍者剃,遂去发,独存髭须。(11)

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在,犹是剥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剃落邪?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中蒸蒸出死人气,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12)

以上三段文字分别出自袁中道、刘侗、汪可受之手,他们都说李贽剃发仅是因为难以忍受天热头痒。这样一个可被谅解的现实原因淡化了李贽的“怪异”,反而展现出他率真的一面。此外,最后一则材料中,李贽的弟子汪可受记录了他们的对话。李贽表示自己不是有意剃发,而是“秽不可当”、“偶然试之”。可以看出李贽不拘小节的性格,他对礼法的约束并不在意,更加注重自身的舒适。李贽友人及弟子对此事的记录,一反道学家的揣测与蔑视,颇显其从心所欲的真性情,展现出一位洒脱不羁的狂士形象。

从双方的叙事差异中不难看出,卫道者以剃发为线索,意在凸显此举引发的种种不良后果,并据此认为李贽耽于狂禅、毁道破戒;友人及门人则仅聚焦于其剃发行为本身,认为他是出于对舒适与卫生的追求,对思想层面的影响避而不谈。而李贽自己则将剃发解释为无奈、负气之举。以上截然不同的解读视角,因文本内容与叙事重点的差异,最终塑造出迥然有别的形象。

(二)男女交往的定性争议

在李贽的日常交游中,男女交往无疑是最容易触动世俗底线、引起大众非议的敏感话题。深受传统礼教的长期规训,古代社会形成了严苛的性别秩序与道德规范,要求女性安分守礼,不得随意与异性往来。这套沿袭千年的性别准则早已根深蒂固,成为社会的普遍共识。正因如此,李贽不顾男女大防,收授女弟子的行为,严重冲击了传统价值观,引起了世人的高度警惕。无独有偶,清代性灵派文人袁枚也因接收女弟子遭受同样的舆论攻击。章学诚就怒斥他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13)袁枚虽风流不羁,但未有“蛊惑士女”的龌龊心思。李贽更是品行高洁,且始终保持着推动男女平等的思想意图。尽管如此,他们的做法还是激起了士大夫阶级的集体焦虑。

出于维护儒家伦理秩序的现实考量,明代统治者将李贽为女子讲学之举,怒斥为违背礼义廉耻的失德妄行。《明实录》说他:“与无良辈游于庵,拉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14)官方有意将李贽塑造为一个强搂人妇的“禽兽”。后来与李贽交恶的耿定向,与官方立场相同,他亦说:“卓吾将优旦调弄,此亦禅机也……曾强其弟狎妓,此亦禅机也……曾率众僧入一嫠妇之室乞斋,卒令此妇冒帷簿之羞,士绅多憾之,此亦禅机也。”(P467)这番言论看似在为李贽开脱,实际上是有意坐实他的好色丑名,并以“禅机”之说讽刺李贽与女性的交往行为。此外,多有文人对李贽杂男女谈禅一事颇感兴趣,且其言语中暗含讽刺、批判之味。如蒋以化说:“楚黄有名家女新寡,削发皈依之。以故男女蜂拥追随,不下千计,造庵收纳,若蚁附羶。”(15)周应宾说:“巨室妇女亦多入庵听讲,至有携衾枕而宿于庵者,丑声大著。”(16)清代学者王弘撰亦说:“倡异端以坏人心,肆淫行以兆国乱。”(17)这三人与李贽并无过多交往,但他们却恶意揣测,将李贽与女性的正常交流严重歪曲,最终使得李贽“宣淫败俗”的故事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实际上,李贽对男女之事并不热衷,妻子去世后他也未续弦娶妾。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李贽“体素癯,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18)袁中道与李贽关系密切,对李贽的生平事迹比较了解,他的记载应该较为可信。通州名士马经纶曾作《又与当道书》为李贽鸣不平,“夫以七八十岁垂尽之人,加以淫纵勾引之行,不亦可笑之甚乎?”(19)马经纶认为他人给李贽强加淫乱放荡的罪名实为可笑。针对此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评价李贽“狷性如铁”(20),认为这些谣言是对他人品的刻意诋毁。清人彭绍升则说:“时有女人来听法,或言女人见短,不堪学道。卓吾曰:‘人有男女,见亦有男女乎?且彼为法来者,男子不如也。’”(21)可见,李贽招收女弟子的真实原因是反对性别歧视,并非借讲学与女弟子私会。他行事虽然放达,但其品行却没有卑鄙龌龊之处。

综上所述,李贽与女性之间应该是正常交往,但是由于这种大胆的行事风格并不符合传统的价值观,在世俗礼教的约束下,任何突破性别界限的交往都会被简单归结为“宣淫”的道德问题。故而官方和理学家不顾事实的诋毁,强将李贽塑造成狎邪放荡的负面形象。在污名化的浪潮下,即使有人为李贽辩解也很难消除大众对他的偏见。

(三)自尽心态的不同阐释

李贽于万历三十年死在狱中。关于他被捕下狱的经过,史料记录基本一致,但是各家对李贽死亡方式的描写与其死亡心态的揣测却大不相同。历史文献对李贽的离世方式存在两种记载,一是绝食而死,一是自刎而死,其中“绝食说”流传有限。相较于死法的分歧,后世对他自尽心态的解读更具争议。或将其视作畏罪自杀,或将其定义为慷慨殉道。两种截然不同的自杀叙事,建构出反差极大的人物形象,从根本上影响了后人对李贽及其思想的认定。

周应宾说:“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奏其惑世诬民,乞加惩治。诏缇骑逮之至都,贽惧罪,不食而死。”(22)《明实录》代表官方立场:“已而贽逮至,惧罪不食死。”(23)现存文献中,仅有少数记载认为李贽绝食而亡。黄卓越认为《明实录》中“不食死”的记载应是误记(24)。容肇祖则认为,此说是源于镇抚司的呈报,称李贽“不食死”,大抵是为了免去监守人的责任(25)。上述文献记载李贽绝食而死,此举究竟是无心之失,还是刻意为之,现已难以详考。暂且不论死亡方式的真伪,单从文本措辞便可窥见,其叙事意图在于凸显李贽惧罪自绝的心态。而这种畏罪之心,在自刎离世的叙事中同样有所体现。东林党领袖顾宪成说到李贽的结局:“后至春明门外被人论了才去拿他,便手忙脚乱,没奈何,却一刀自刎,此是‘杀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义’否?”(26)“手忙脚乱”、“没奈何”等戏剧性的描述及两次反问,表达出他对穷途末路的李贽的不屑和轻视。不同的文字记载都突出了李贽对政治强权的惧怕和知过悔过的意识,给人以李贽嘴硬胆怯、言行不一、虚伪懦弱的印象。这是基于正统立场对他形象进行的审判性塑造。然而,这样的塑造还暗藏了更深层次的表达:畏罪自杀的李贽不仅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死亡也昭示着他与正统思想对抗的结束。

另一些文章则详细描写了李贽慷慨自杀的场景,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决绝反抗的形象:

诏逮下狱,罪当削籍。旨未下,公曰:“吾八十老矣,昔李将军义不对簿,我不可后之。”慷慨自刎。(27)

马御史经纶,迎之于通州,寻以妖人逮下诏狱。狱词上议,勒还原籍。卓吾曰:“我年七十有六,死耳,何以归为?”遂夺薙发刀自刭,两日而死。(28)

大金吾置讯。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曰:“若何以妄著书?”公曰:“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大金吾笑其崛强,狱竟无所置词,大略止回籍耳。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侍者问:“和尚痛否?”以指书其手曰:“不痛。”又问曰:“和尚何自割?”书曰:“七十老翁何所求?”遂绝。(29)

此三段文字分别出自何乔远、钱谦益、袁中道之手,记录了李贽自杀前的遗言。这些话或是道听途说,或纯属想象,都试图再现李贽的自杀现场。李贽通过残忍自虐的死亡方式完成了对专制统治的最后反击,他的一生有始有终,一直保持着决绝的态度和倔强的精神,慷慨自刎的李贽更像一个英勇的殉道者。甚至连传教士利玛窦都说:“李卓吾身陷囹圄,并被异己所嘲弄,他不愿被治罪处死,也不愿再受凌辱,便以自剔的方式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以此来向他的弟子、敌人和世人证实,他并非是贪生怕死之辈。”(30)利玛窦的话也从侧面反映出,在当时的思想环境下,传播异于主流思想的人会遭受严酷的惩罚。

另外,还有几篇文章记载李贽因为有洁癖,不能忍受监狱的臭秽而自杀。这种死法虽然没有明确反映死亡与他的思想、志向之间的关系,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不愿受辱的心理。傅维鳞《李贽传》言:“素好洁,既束入臭秽,大不堪,以书刀自截。”(31)同样,道光重纂《福建通志》所载的《李贽传》亦言:“贽素好洁,既入狱,臭秽不堪,以书刀自裁。”(32)李贽不甘沦为阶下囚,监狱的污秽不仅使其衣物脏乱,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更是让他觉得人格受辱,所以他以书刀自裁。死亡是李贽最后的自我表达,也是众人叙事的终章。“惧而自杀”与“愤而自杀”虽仅一字之差,所塑造的死者形象却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书写者在记录同一事件时,所运用的修辞笔法、叙事结构各有差异。这种差异不仅直观展现了记录视角的多元性,也深刻揭示出修辞手法对史料真实性与客观性的潜在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这亦进一步说明历史书写中的人物形象并非完全依据史实建构,而是不同主体基于自身立场与价值判断,通过对史料的筛选、删改与重构后完成的选择性塑造。

三、智者与罪人:话语权力场中的形象博弈

梳理明清相关文献,我们可以总结出两个截然不同的李贽形象:一是被斥为宣淫败俗、怪诞乖张、惑乱人心的名教罪人,一是被尊为风骨棱棱、不拘小节、启迪后世的思想智者。这种两极化的形象反差,不是简单的评价差异,而是不同话语主体围绕思想主导权和管控权展开博弈的结果。因此,要深入探讨李贽矛盾形象的生成逻辑与演变原因,就必须回到明清之际的历史现场,考察其形象建构争议背后的权力主体、价值立场与时代语境。

所谓权力主体,即掌握话语阐释权与道德评价权的书写群体。他们依托文本塑造人物形象,进而左右历史人物的经典化建构与后世传播。落实到李贽形象塑造的过程中,书写主体大致可依据价值立场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正统叙事主体,既包括统治者与上层官员,也包括与官方立场相同、维护理学秩序的文人群体;另一类则是与李贽思想相近、对其持同情或赞扬态度的文人群体。值得注意的是,除少量官方文献外,相关记载的核心书写者多是文人个体,其叙事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作者的好恶和情感倾向时常会在写作中留下印记,进而影响到李贽形象的塑造。通过文献梳理可知,那些突出其正面形象的作者,多与李贽本人交往密切。他们对李贽的生平事迹比较了解,应当说其记载与事实比较贴近。但是,由于这些作者与李贽的私交甚好,他们即使在叙述时保持了相对客观的立场,也难免会受到亲密关系的影响。因此,李贽的好友不仅积极肯定其为人和思想,还对他多有回护之辞。不过,李贽的人际关系并非完全和谐,其相识、相交的人之中,不乏与他交恶的“仇人”。李贽与耿定向的弟弟耿定理情谊深厚,曾长期寄居耿家。耿定理死后,李贽与耿定向因教育耿家子弟等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双方展开激烈论辩。耿定向的诋毁言论多源于私人恩怨,但随着论战升级,两人的矛盾逐步公开化、复杂化,甚至上升至政治层面。耿定向的门生,时任湖北分巡道的史旌贤说:“李卓吾去否?此人大坏风化,若不去,当以法治之。”(33)他作为地方长官一度想借助权力将李贽驱逐出麻城。这场由个人冲突引发的批判和讨伐,通过政治权力施压坐实了李贽伤风败俗的负面形象。情感倾向是一种无法回避的主观性因素,正如清代文人陆圻所说:“彼将饰其所爱而丑其所憎,褒其所喜而诬其所怨。”(34)

情感层面的褒贬好恶并非凭空产生,其深层根源是书写者与李贽之间在思想立场与价值观念上的契合或对立。李贽所倡导的个性解放思想与批判精神,直接冲击了理学权威和传统伦理,对既有统治秩序构成潜在威胁。出于维护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的目的,以统治阶层和上层官员为代表的正统派,借助对其书籍和思想的评价完成道德审判。明代官方下令烧毁李贽的书籍,认为其狂诞悖戾、惑乱人心,是颠覆圣学的妖书。正统文人朱国祯也说:“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35)这类负面塑造多以政治强权为基础,天然具备不容置疑的威慑力和影响力,在定性、评价人物时,具有较强的话语权。但晚明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商品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兴起、心学广泛传播,共同促进了自由思想的发展。这种思想领域的活跃态势,不可避免地会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碰撞。因此,也涌现出一批倾向于思想解放的士人,他们从张扬个性的角度出发,将李贽塑造为冲破礼教桎梏、坚守自我精神的智者。袁中道说李贽:“肌擘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抒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36)焦竑也说:“吾慨学者沉锢于俗流,而迷沿于闻见。于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独出胸臆,无所规放。闻者或河汉其言,无足多怪。”(37)在理学僵化、学术日衰时,李贽有感于时,能够对权威思想进行质疑和批判,客观来说他的精神已然具有超越时代的进步意义。虽然这种思想缺乏公信力,但其与晚明兴起的社会风气高度契合,故而能够在士林中引发共鸣,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福柯认为话语被特定群体垄断,与权力和欲望深度绑定(38)。这意味着历史不是过去的事实,而是被话语实践不断建构出来的。自上而下的思想压制与秩序管控,同自下而上的思想冲击与伦理挑战相互交织,在晚明话语场域中共同塑造了李贽的矛盾形象。因而,李贽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人物,他逐渐演变为个性解放思潮的象征,被赋予了诸多主观立场与价值诉求。两派人士对李贽认知的分野,即理学正统观念与个性解放思潮之间的尖锐冲突,本质上是借由李贽这一标志性人物的形象塑造寄托自身立场,以此实现支持或反对解放思想的深层表达。

与此同时,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系始终受制于时代精神与社会语境。社会思想氛围、礼教管控强度与士人价值取向的变化,会不断改写后世的评判标准。明清鼎革引发了思想领域的变化,统治阶层与文人群体都在调整自身以适应新的社会现状,探寻新的思想发展路径。清廷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在建立全国统治之后,急需解决文化认同与政权合法性等核心问题。因而,统治者格外重视以儒家文化重建思想秩序,一方面极力推崇儒家正统,确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地位,以此消解汉人的抵触情绪;另一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文学、文化措施,试图强化思想控制。例如,大规模编纂典籍、禁书毁书、大兴文字狱。这样一来,既可以吸纳汉族知识分子参与文化事业,又能用强硬手段消除威胁统治秩序的思想隐患,从而实现思想统一与政治稳定的目的。官修《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评价李贽:“大抵主儒、释合一之说。狂诞谬戾,虽粗识字义者皆知其妄,而明季乃盛行其书。当时人心风俗之败坏,亦大概可睹矣。”(39)在政治强权的干预下,几乎一切偏离正统的思想都难以存续,李贽的学说自然也丧失了传播与发展的可能。

清政府的态度显而易见,而当时主流的士人群体同样无法容忍李贽的存在。由明入清,文人士大夫在朝代更迭、江山易主的动荡中承受着剧烈的心理冲击,士人阶层的精神信仰与文化自信受到了打击。面对国破家亡的沉重现实,越来越多的文人开始反思明王朝覆灭的原因。他们将明亡的原因归于晚明以来思想界的分裂与社会礼制的崩坏,认为正是这些乱象从根本上动摇了王朝统治的根基。在此背景下,士林风气骤然转向,文人普遍摒弃空谈性命、张扬个性的思想,转而崇尚匡扶世道、务实济世,自觉肩负起挽救时弊的社会责任。故而清代之后,关于李贽的相关评述,几乎被负面论调所主导。黄节在《李氏焚书跋》中分析清人批判李贽的原因:“卓吾为人,颇不理于谢在杭、顾亭林、王山史诸贤之论……亭林、山史因学术之同异,至痛诋其人,以为叛圣。”(P1440—1441)时代的风云变化导致清初学者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他们对李贽的批判基本采取先否定其为人以动摇其根基,再攻击其思想、学说的策略。其目的是通过对李贽的反面塑造,来确立符合当时需要的学术标准和价值体系。由此可见,清代的社会语境已然发生根本转变。在国家存亡与秩序重建的宏大议题面前,个体价值与情感追求显得无足轻重。无论是官方舆论导向、士林价值取向,还是书籍刊刻与学术评判,几乎都对李贽采取排斥与否定的态度。

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随着时间推移,与李贽同时代、亲历其生平的见证者相继离世。清代以来,参与其形象塑造的大部分书写者,基本与李贽没有直接接触。他们对李贽的认知大多建立在明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及二手叙述之上。王汎森表示:“在每一代人们都将手边存有的资源、现实的关心、生活的需要等,重新整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方案,也就是说许多历史记忆资源必须透过‘再发现’或‘再制造’,才可能在一个时代活跃起来。”(40)因此,后世书写者既作为接受者,吸收并理解既有叙事中的李贽形象,又以新的作者身份对其进行再阐释、再评判,他们兼具读者与作者、接受者与传播者的双重身份。从姚斯提出的接受美学视角分析,清人在解读相关文献时,已然带有批判李贽的“期待视野”,那么便自然会塑造李贽的负面形象。与此同时,明代文献中对李贽生平、言行、思想的记载本就存在矛盾与模糊之处,这种不确定性,恰好为清人按照自身立场进行主观阐释提供了空间。再者,清人对李贽的审视始终带着“后见之明”的认知优势。李贽身败惨死,并未获得世俗意义上的善终;其思想也未能挽救世道人心,反而被视为败坏礼法、动摇国本的异端邪说。在既定历史结果的导向下,清人习惯于从现实成败的角度出发,对他作出否定性评判。脱离了晚明具体的时代语境,后人往往难以共情李贽的生存环境与精神困境,也难以准确把握他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李贽的形象建构本质上是世人对其思想价值与历史定位的评判。李贽大胆质疑正统思想,与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儒家伦理、礼教传统和理学思想存在根本分歧。而思想秩序向来是王朝统治与社会稳定的重要根基,亦牵动着文人群体的敏感神经,因此众人纷纷介入对李贽的评议与塑造之中。这场形象博弈实际上是官方意识形态与各类文人群体、不同社会力量,围绕时代思想走向展开的立场交锋与权力角逐。李贽思想本身的叛逆性与超前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其形象必然充满复杂性与内在矛盾,也导致了其在不同话语塑造下呈现出二元对立的面貌。

四、结语

李贽出于强烈的留名意识,以曲全与自毁的方式进行自我塑造,导致了他形象的复杂性。再者,关于李贽的传世史料较多,不同文本的评价立场截然不同,由此造就了其形象的二元对立。在不同文献中,李贽既是传统礼教卫道者口中惑乱人心的名教罪人,又是解放思潮下敢于冲破桎梏的思想先驱。鲜明对立的双重形象足以说明,这并非单纯的描写差异,而是立足于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书写者,对其思想与言行的选择性解读与刻意建构。换言之,后人所认知的李贽,实是历代叙事不断塑造的结果。由此可见,多数历史人物的形象都并非纯粹的“史实本真”,而是书写策略、作者立场、时代语境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在研究历史人物时,不应只停留在文本层面,而应透过文献材料洞察其背后的话语权力与价值取向,分析各类叙事的形成原因。通过对李贽矛盾形象的梳理与辨析,不仅可为中国古代历史人物解读提供范例,更有助于深入探究史权、史料与史实之间的复杂关系。史实无法独立呈现和传播,只能依据史料留存;而史料看似客观真实,却被掌握史权的群体筛选、建构、阐释。因此,史实、史料与史权三者并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受到史权的影响,史料有时并非是对史实的直接记录,其形成过程很难摆脱主观因素的影响。刘知幾在《史通》中说:“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41)所以,应始终保持审慎态度,充分警惕历史叙述中的主观性对史实造成的遮蔽与扭曲。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客观地解读历史人物,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现场。

本文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04期，为方便手机阅读，微信版未附完整附件和详细注释，如果您想了解全貌，可前往各在线数据库或我刊投稿系统下载全文pdf。

责任编辑：何海燕 / 微信编辑：江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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