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文教授：药有效，手术就不做了？骨肿瘤后线最难的是什么？

骨肉瘤、尤文肉瘤等骨与软组织肿瘤发病率低、异质性强，诊疗长期面临“证据少、选择难、个体差异大”的挑战。近年来，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复发/难治患者中应用增多；计算机导航、人工智能（AI）辅助边界规划、3D打印假体等数智骨科技术也在快速进入临床。与此同时，2026年NCCN骨肿瘤指南V2版在多处作出重要修订。如何理性定位这些进展？国际指南在国内落地又面临哪些现实问题？基于此，《康迅网》专访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王国文教授。

复发/难治骨肉瘤与尤文肉瘤：多靶点TKI、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何定位？

问：当前骨肉瘤和尤文肉瘤领域，多靶点激酶抑制剂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复发/难治患者中的应用逐渐增多。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的临床实践看，这类药物在当前治疗格局中应如何定位？哪些患者特征能帮助筛选潜在获益人群？

从历史上看，肉瘤属于相对发病率偏低、异质性较强的一类肿瘤。当年细胞毒性药物刚出现时，肉瘤化疗相对于其他上皮来源恶性肿瘤大约晚了20年。从1999年格列卫马黄酸伊马替尼等药物出现以后，至今也20多年了。从历史周期看，肉瘤现在逐渐得到各方面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正常规律也是从后线到前线逐步推进。

肉瘤的特点是发病率偏低，但病种比较复杂。骨肉瘤和尤文肉瘤是骨恶性原发肿瘤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病种，两者都以青少年为主，但异质性又比较强，彼此也有差异。

在后线的免疫靶向、多靶点TKI治疗方面，现在确实看到一部分患者有效，小样本临床试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但需要强调：这种有效性是相对的，可以说是明显的缩瘤作用，但不能因为有一定有效性，就把手术否定掉。手术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如何结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仍然值得探讨。

尤其现在还要强调规范的一线化疗。我们的一线化疗是很明确的。当然，如何做得更好，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难点：目前没有明确的分子生物标记物，能够事先筛选出究竟哪一类患者真正有效。真实世界研究显示它有效，这是客观的；但具体到事先筛选，比如“我就能筛选出这个病人有效”，现在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分子生物标记物。

因此，对复发/难治骨肉瘤、尤文肉瘤，免疫靶向和多靶点TKI可以作为后线重要探索方向，但不能替代规范一线化疗和必要的手术治疗。精准筛选获益人群，仍是下一步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AI、3D打印要成为“标配”，关键瓶颈在哪里？

问：您和团队在计算机导航、AI辅助边界规划、3D打印假体等数智骨科技术方面有很多临床实践。您认为这些技术要想真正成为骨与软组织肿瘤科的标配，当前关键的瓶颈是什么？下一步团队在这方面的布局是怎样的？

从认知角度考虑，任何新技术的发展，目的都是为人所用，它还是工具，这一点首先要定位明确。有效的工具出现以后，确实给临床带来了很大方便，提高了工作效率。尤其是在年轻医生培养方面，较我们那个年代缩短了一些周期。

但一定要深刻认识到：人体是复杂的整体，“生物学行为不等于解剖边界”，这一点必须明确。现在人工智能所能应用的场景，在分析问题时，它通过影像——无论是核磁还是CT——分析的是影像边界。而恶性肿瘤的生物学边界和影像边界，两者不是一码事，但它们有相关性。通过对影像边界的准确把握来进行手术设计，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但判断到底有没有达到生物学边界，有些判断只能由医生完成，是机器无法替代的，这一点要有充分认识。

而且，人工智能的训练基于样本量的逐渐增大，匹配度会相对更好一些。我们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专业，把样本量匹配到一定数量，需要一个过程。有些其他病种样本量匹配到一定程度后，匹配度会更好；但肉瘤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并非不努力，而是要在努力的同时清楚技术的边界、应用场景和努力方向。

第一，有用的新技术要拥抱；第二，要明确它是很好的工具，不能替代人。

像我们医院现在就在推进多模态。首先，我们正在跟影像科加强合作，尤其医院引进了5.0T核磁，这在全国很少，现在主流能用到3.0T就不错了。我们还有CT，也有专业队伍，从影像这一块做3D打印的数据采集，这些一直有团队在做。

第二，与病理科进一步开展不同疾病的病理亚型分层研究，解决生物学效应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术前影像多模态评估，加上手术中的具体校正，再加上分子分型以后对生物学行为的判定，共同构成个体化治疗基础。

尤其对于不规则骨，我们更推荐用3D打印结合AI这些技术。它可以术前有一个规划，打出模型，便于医患沟通，也便于整个手术团队配合，尤其对不规则骨的术前模拟手术很有帮助。3D打印需要医工结合，不一定按等比例完全复原人体结构，我们主要根据生物力学，有可能缩小一些比例。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做，例如脊柱椎体、骶骨、骨盆，尤其是骨盆Ⅱ区，这些比较复杂，又是不规则骨、承重骨。

从临床实践看，应用3D打印包括AI技术，可以说是跨越式的技术进步。对于其他应用场景，我们也在尝试，目前看较传统方式具有优势。尤其骨组织属于支架结构，因此与3D打印结合在本专业尤为紧密。

但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现在恶性肿瘤是一个全身性疾病。3D打印是一门技术，这个技术理念推动了医学又往前走了一步。但对于恶性肿瘤这种全身性疾病，全身治疗、个体化治疗中医生所起的主体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2026年NCCN骨肿瘤指南V2版：国内落地面临哪些现实挑战？

问：2026年NCCN骨肿瘤指南V2版在多处做出重要修订。此类国际指南的更新，在国内落地时面临哪些现实挑战？中国骨肿瘤诊疗共识或指南的更新是否也在酝酿中？

首先，NCCN指南客观来讲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其采集的数据本身相对还是以欧美人群为主，不过它的理念可以借鉴。

从新版理念来看，对于骨巨细胞瘤，治疗理念上更强调全程化，对药物治疗，尤其像地舒单抗的治疗作用有了提升。但这里一些细节性方面，现在还没有高等级证据。包括NCCN指南，对一些临床关注点也未完全纳入，这些还需要全球同道进一步努力。

比如地舒单抗，原来用于后线不可切除的骨巨细胞瘤，现在全程都可以用。但何时开始用、术后是否继续用、停药节点如何把握——虽然大家有一个相对共识，但没有高等级证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地舒单抗用于骨巨细胞瘤时，如果用药时间过长，会影响局部环境。如果要做手术，用完之后局部出现一些骨性结构改变，再去切割、刮除时骨质较硬，容易刮不干净。目前从用和不用这个阶段看，共识倾向于该用，但用到什么程度最佳，仍需进一步摸索。

就骨巨细胞瘤而言，这种全程管理理念值得接受NCCN推荐。但对于黄种人、亚洲及东亚人群如何落地，还需要我们自己的数据和专家共同努力。

再说软骨肉瘤，主要是两个亚型：去分化软骨肉瘤和间叶性软骨肉瘤。软骨肉瘤在骨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低于骨肉瘤。软骨肉瘤分为1级、2级、3级，另有去分化型。去分化软骨肉瘤是骨恶性肿瘤中最难治的类型之一，两年生存率不足20%，属于高度恶性的骨肿瘤。

NCCN指南提到，去分化软骨肉瘤可参考骨肉瘤。这一表述需要更严密地理解。我当年做博士后，就是研究去分化软骨肉瘤的去分化。去分化软骨肉瘤含有两种成分，应根据高度恶性成分更接近哪种肿瘤来选择方案。多数更接近骨肉瘤或未分化多形性肉瘤（UPS），可先按骨肉瘤方案治疗。间叶性软骨肉瘤可参考尤文肉瘤方案。但由于发病率低，这些目前仅为推荐意见，即按高度恶性肿瘤（以骨肉瘤、尤文肉瘤为代表）的治疗原则处理。

此外，IDH1/IDH2等靶点也受到关注。总体而言，这些方面较以往有所推进。但靶点检测仍是一个问题，常规检查不易检出。

从现实看，中国医疗资源分布存在城乡和区域差异。大型中心医院检测手段相对齐全，基层医院则不足。这类疾病发病率低，治疗上又要求术前诊断和病理分层，因此建议患者到中心化、专业匹配度高的医院诊治。本身这类疾病治疗起来又复杂，费用也可能偏高。此外，检测费用不低，临床需要权衡取舍。能否在满足诊疗需求的同时减轻患者负担，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因为基因检测、二代测序的检出率也并不高。

因此，国际指南理念可以借鉴，但国内落地必须考虑人群差异、证据等级、检测可及性、费用和基层现实。中国骨肿瘤诊疗共识或指南的更新，仍需要基于中国人群数据和临床实际不断推进。

结语：从复发/难治骨肉瘤、尤文肉瘤的后线免疫靶向探索，到AI、3D打印等数智骨科技术的临床定位，再到NCCN指南更新后的国内落地，王国文教授反复强调几个关键词：“规范一线、理性后线、拥抱技术、明确边界、医生主体不可替代”。对临床医生而言，新技术和新药物带来更多可能，但如何筛选获益人群、如何与手术和全身治疗协同、如何结合中国人群数据落地，仍是需要持续回答的问题。

王国文

教授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骨与软组织肿瘤科科主任

主任医师，临床PI，博士生导师，医学博士、博士后

中国抗癌协会骨肿瘤和骨转移瘤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精确放疗技术分会术中放疗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术中放疗在肢体软组织肉瘤中的规范化应用推广组顾问

天津市抗癌协会骨与软组织肿瘤专业委员会前任主任委员

中华医学会骨科学分会骨肿瘤学组委员

天津市骨科质控中心副主任委员

天津市互联网医学科普协会骨科学科普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ISOLS会员（国际保肢协会）

SICOT委员（国际矫形与创伤外科学会）

AOS会员（亚洲肿瘤学会）

《中国肿瘤临床》编委、《中华骨科杂志》通讯编委、《中华实验外科》审稿专家

采访专家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王国文教授

编辑丨杨坤

审核丨柳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