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被传首九边，家里长子自尽，儿子时隔4年才把父亲头捧回老家

天启年间，后金寇边，广宁之战大败亏输。熊廷弼与王化贞被下狱，他俩是辽东的实际负责人。王化贞苟了很多年才死，没有实际掌握兵权的熊廷弼却火速被处决，而且死的极惨。

熊廷弼这个人，不是传统意义上“完美忠臣”的模板。他脾气硬、嘴也毒，做事有章法，可偏偏撞上万历末年到天启初年那段最不讲道理的党争时代。死的莫名其妙。后人一提他，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传首九边”四个字，仿佛他的人生高光就是被砍了脑袋再沿着大明王朝的九个北方边镇巡展一遍。

这种“荣耀”，有明一朝，实在不多。

一个边防大员，最后不是死在努尔哈赤手里，而是死在京城公文、同僚互咬和太监手里，这是晚明最大的悲剧。

广宁败后，熊廷弼最初自己上书求罪。天启二年正月二十九，仍待在山海关的熊廷弼自上《封疆已失》一疏，请求将自己绳之以法，以伸国法，二月初二，天启帝对此却批示，让熊廷弼戴罪立功，并无法办之意。

但是，明末最令人恶心的党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硬是把预备戴罪立功的熊廷弼推向了死路。东林党人纷纷上书，要求让熊廷弼戴罪立功；而魏忠贤一党，则纷纷要求论死。熊、王二人从最初的戴罪立功到被三法司判处死刑，死刑之后屡屡被救护，甚至差些翻案，中间或支持杀熊王二人，或支持不应杀二人者，既有东林，亦有非东林。既有熊一次经略辽东与熊成仇者，亦有就事论事，所谓一心讲法者。

总之，熊廷弼本来只有“封疆失陷”这一层罪，慢慢被党争改造成“通贿东林、干扰内廷”的另一层罪。因此，熊廷弼必死无疑。

行刑前，熊廷弼曾让汪文言贿赂魏忠贤四万金求缓刑，后来没兑现。魏忠贤大恨，发誓速斩熊廷弼。汪文言这人本身就是东林、非东林之间跑腿的角色，牵出他，就等于把熊案和杨涟、左光斗那批人绑一起。后来杨涟等下狱，阉党诬杨涟受熊廷弼贿，借封疆案加重东林罪。又抓市人蒋应旸，说他和熊廷弼儿子在禁狱出入，阴谋叵测。再加上冯铨本来就恨熊廷弼，和顾秉谦在讲筵上拿出市刊《辽东传》，对天启皇帝说这书是熊廷弼自己写的，用来开脱罪责。

几番党争扯来扯去，天启皇帝从本来只是让熊廷弼戴罪立功到自己最后拿了主意，就让熊廷弼死吧！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弃市，传首九边。

熊廷弼死时，不肯下跪，人站着，他个子很高，七尺有余。换算为现代计量标准则身高近一米九， 刽子手一刀下去只砍进一半脖子。因为没法直接断头，只能拿刀反过来锯掉，血流了一地，现场极惨。

然后，熊廷弼的头颅被装入木匣，快马传首九边。传首九边听着像小说，操作起来很实在也很残忍。

头颅到了边镇之后就悬挂辕门上，曝晒多日，用来警示将士。用意不在泄私愤那么简单，是要给九边将领看一看，封疆失事又结党妄言的，就是这个下场！而他无头的身躯，则被抛在城外漏泽园，这是一处官方的乱葬岗。因为朝廷下令弃尸荒野，不许任何人收殓，京城上下，无人替熊廷弼出头伸冤。

天启五年，御史梁梦环上奏，继续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说熊廷弼侵盗军资十七万。御史刘徽更跳出来说，熊廷弼家资百万，应该籍没助军！魏忠贤立刻矫旨严追，家里钱追光还不够，连熊家的姻亲都被破家追赃。江夏本地知县王尔玉更离谱，找熊家儿子要貂裘珍玩，拿不到就要打人。熊廷弼长子熊兆珪受不了这般侮辱，监狱里自刭死了。熊兆珪的母亲带了两个贴身丫鬟跑到县衙去喊冤，结果冤没喊成，王尔玉为了示威，又把熊夫人的两个婢女脱光衣服笞四十鞭子。如果不是看着熊夫人毕竟是个老太太的份上，就把熊夫人也要如此折磨一番，真的是把熊家欺辱到无地自容。

地方官直接上刑具，连士绅大夫的体面程序都省了。广宁丢的是辽东城池，追赃追的是江夏老家的锅，熊廷弼本人在西市没感觉了，家里人接着替他挨完剩余剧情。

崇祯即位后，政治环境开始松一点。崇祯元年，朝廷下诏免去追赃熊廷弼家人，算是先把“家里继续被抄”停掉。同年秋天工部主事徐尔一上疏讼熊廷弼之冤，理由写得很直白：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都属王化贞，熊只有援辽五千，驻右屯，距广宁四十里；王化贞带三四百万辽民一起溃退，熊五千人不跟着溃已经不错，凭什么论他失陷封疆？又列王化贞仗西部、信李永芳，熊廷弼都预先反对，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中，更不该被杀。

到崇祯二年，经过多方努力，朝廷终于允许熊廷弼之子熊兆璧把其父的首级从京城相关机构领回，归葬江夏。经过数年的风雨，熊廷弼的尸骨零落在北京郊外，无人敢靠近祭奠。等到平反时，家人再前去寻骨，早已不复完整。

后来，崇祯给了熊廷弼谥号“襄愍”。熊兆璧奉遗骸归葬于江夏纸坊驿西官坊岭，也就是后来武汉江夏一带。“襄愍”这个谥号有讲究。襄是辅佐、救助一类意思，愍是怜伤祸患，合起来就是“你有辅国之功却遭患难，朝廷现在以悯忠之名给你定性”，等于官方终于承认，之前那波传首九边、追赃、逼死长子，办得太过了。

可是，有点晚了。

江夏本地后来留下很多关于熊廷弼的遗迹。包括纸坊官坊岭、熊公祠、熊公墓，青龙山一带有移存的咸丰六年碑，碑文上书“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谥襄愍熊公廷弼之墓”，右上“大清咸丰六年冬日”，左下“知武昌府事蜀人严澍森书”。明亡之后清中期地方官替熊廷弼修了碑，说明熊案在江夏是一代人惨痛的记忆。

乾隆读明史时，对熊廷弼有“材优干济”“所上封事多剀切”“晓畅军事，为明代巨擘”一类评价，又感慨读至其事“动心欲泪”，并让湖北地方访其后裔、修祠墓。目前，江夏熊享堂、纸坊官坊岭都曾有祠墓遗存，乾隆六年辛酉、光绪四年等碑刻。

熊廷弼死得如此惨，在帝国灭亡前最后几十年，以至于晚明士大夫们个个战战兢兢，再无替朱明王朝舍生取义的精神，因为他们的脊梁骨已经被彻底打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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