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救命药成了“奢侈品”：越南癌症患者的两头困局，刺痛了谁？

新一代免疫药物尚未纳入医保报销范围，早期筛查费用不在保障目录内，正让越南癌症患者陷入“两头受困”的窘境。

在中央肺科医院（Bệnh viện Phổi Trung ương）肿瘤二科走廊里，70岁的海（Hải）老人背靠墙壁坐着，用瘦骨嶙峋的双手揉捏着萎缩的膝关节。肺部恶性肿瘤转移至腹腔淋巴结，让他的体重在6个月内从62公斤骤降至41公斤。经历多轮传统化疗后病情已无响应，医生告知他，免疫疗法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用以遏制癌细胞的扩散。

该治疗方案要求每3周定期输液一次。每瓶药物价格超过6000万越南盾，最短疗程需持续一到两年。

“我每月退休金1000万越南盾，一辈子攒下的3亿越南盾存款，算下来只够4次输液就花光了。这种药还没进医保报销目录，要是咬牙长期治疗，得花上十亿越南盾。孩子们个个都过得紧巴巴，我不忍心让全家卖地。”海（Hải）老人说道。

海（Hải）老人的困境折射出全国众多肿瘤中心的普遍现实：医学进步与患者实际可及性之间，被支付能力筑起了一道鸿沟。

过去5年，全球市场推出了125种新型抗癌药，接近此前二十年研发药物总量的一半。这些突破为更多患者带来了生存机会，同时也将治疗费用推高至许多家庭难以承受的水平。

一种先进疗法每月可能花费1.2亿至1.5亿越南盾，相当于每年数亿甚至数十亿越南盾。对于未纳入医保目录的药物，患者需全额自付。许多人卖房、举债，最终在资金耗尽时被迫中断治疗。

压力也传导至医保基金。2023年，医保基金为抗癌药支付了超过7.5万亿越南盾，属于支出最高的类别之一。2024年，抗癌药和免疫调节剂占医保药品总支出的16.2%，占原研药报销额的41.3%。部分高价药物已获得基金部分报销，如贝伐珠单抗（Bevacizumab）、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利妥昔单抗（Rituximab）、伊马替尼（Imatinib）、西妥昔单抗（Cetuximab），报销比例根据活性成分和适应症不同为30%、50%或70%，剩余部分由患者共付。

许多新药已在国外使用5至10年，但尚未更新进入越南医保目录。部分用于肺癌、胃癌、食管癌、宫颈癌的免疫药物，每瓶价格超过6000万越南盾，正是海（Hải）老人所需的那种。

中央肺科医院肿瘤二科主任阮德幸（Nguyễn Đức Hạnh）二级专科医生表示，他多次目睹患者在输液几次后放弃治疗。“药物反应良好，肿瘤正在缩小，但家庭没钱了，只能申请出院。对于这些病例，我们早已知道结局。”医生说道。

胡志明市肿瘤医院第二分院放射治疗区的癌症检查和治疗

越南社会保险局曾多次解释，这道算术题并不简单。医保基金基于风险共担原则运作，需为超过9300万参保人平衡收支，而平均缴费水平仍然偏低。若同时将多种价格数亿越南盾的药物纳入目录，可能导致基金失衡，影响其他常见病患者群体的权益。这也是每种新药在纳入报销前都必须经过医疗技术评估和价格谈判的原因。

如果说药费是治疗旅程终点的障碍，那么另一个缺口则出现在起点：筛查和早期发现。目前医保主要在患者确诊后才予以报销，癌症筛查费用几乎不在普遍报销范围内。结果是，许多人直到症状明显、病情进展或转移时才就医。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数据显示，越南每年新增癌症病例约17.7万例，因癌症死亡人数超过11.1万例。约70%的患者就医时已进入晚期（III、IV期），导致干预效果严重下降，而治疗费用却成倍增加。

卫生战略与政策研究院的卫生经济学研究指出，宫颈癌I期年均治疗费用约为8980万越南盾，但到III期和IV期则飙升至1.368亿至1.384亿越南盾。早期发现可帮助患者每年节省约4700万至4860万越南盾。同样，乳腺癌早期筛查相比晚期发现，每年可为每位患者减少790万至1830万越南盾的直接费用。

经过多年等待，越南卫生部正在更新医保药品目录，提议新增84种药物，其中包括30种抗癌药，涵盖靶向药、单克隆抗体和免疫疗法等多种新一代药物。预计共付比例为30%至50%，将显著减轻患者负担。

根据计划，该目录预计于2026年第二季度颁布，但截至目前尚未完成。每次扩大目录都面临基金平衡的难题，因为抗癌药和生物制剂的需求日益增长。

幸（Hạnh）医生认为，只有患者能够完成整个疗程，新增药物才有意义。“医保分担费用，患者才能维持长期治疗。如果药物进了目录但仍需自付一半的数亿越南盾，许多人还是会被迫放弃。”他说。

许多专家建议越南通过增加竞争来降低药价，提升谈判能力，扩大仿制药和生物类似药（biosimilar）的使用，以减轻基金压力。

在筛查方面，卫生部正在就一项法令草案征求意见，拟将医保报销范围扩大至7种癌症的筛查和早期诊断：宫颈癌、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结直肠癌、胃癌和肝癌。如果获得通过，该政策将打通从早期发现到治疗的完整照护链条，而非仅在疾病成形后才予以报销。

相关政策仍在各部委的讨论桌上。在弥漫着消毒酒精气味的病房里，海（Hải）老人翻看着化验结果，计算着家庭支付能力范围内还能支撑几次输液。

“我只希望能治病，而不给子女留下一笔债务。”这位老人倾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