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12月23日，浙江钱塘江北岸，茅以升面对即将被引爆的钱塘江大桥。大桥通车不过三个多月，战火已经逼近杭州。为了阻止日军利用铁路、公路南下，这座凝聚多年心血的桥梁被迫炸毁。那一声巨响，炸断的不只是钢梁，也成为茅以升人生中难以抹去的分界线。
少年时代的茅以升，曾亲眼见过南京文德桥坍塌。桥上看龙舟的人落入水中，混乱与哭喊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他赴美国留学，取得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回国后长期从事桥梁设计、教学和工程管理。造桥并非一句豪言，而是他用数十年专业训练换来的选择。
1933年，钱塘江大桥工程启动。江底淤泥深厚，潮汐变化剧烈，施工条件极为复杂。茅以升带领工程人员反复试验，采用沉箱法、射水法等技术解决桥墩施工难题。四年多时间里，工地上不断出现新的险情，设计方案也屡经调整。
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正式通车。这是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1453米。大桥上层通行汽车，下层铺设铁路，在当时具有重要的交通和工程意义。茅以升完成了少年时期的愿望，却很快迎来战争的严峻考验。
12月23日下午，按照战时部署，桥梁被炸毁。关于茅以升当时是否亲自按下引爆装置，民间叙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他参与了炸桥相关工作，这是有史料依据的。对于一名工程师而言，亲手毁掉刚刚建成的桥，所承受的心理冲击可想而知。
事业上的巨大成就，不能自动消除家庭关系中的裂痕。茅以升早年与戴传蕙结婚，夫妻共同生活多年，育有六名子女。由于长期奔波于教学、科研和工程现场，家庭事务大多由戴传蕙承担。她在相当长时间里，既照料子女，也维持着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日常秩序。
抗战胜利后，茅以升在上海等地工作。此后，他与权桂云相识并建立关系，后来又有了女儿茅玉麟。关于这段婚姻关系的具体过程，公开材料记载并不充分，许多细节来自转述，不能把未经核实的家庭传闻当成确定史实。
可以确认的是，这段关系给原有家庭带来了长期影响。戴传蕙晚年身体和精神状况欠佳，1967年去世，享年71岁。她是否完全因为婚姻变故而“郁郁而终”，缺少足够医学和档案材料作出定论，但家庭矛盾对她晚年生活造成影响，确实是相关回忆中反复提到的内容。
戴传蕙去世后，茅以升与权桂云共同生活。六名子女与父亲之间的关系，也因多年积累的隔阂而变得疏远。有人将这种疏远概括为“集体决裂”，甚至写成子女拒绝参加父亲葬礼，但现有公开资料并不足以逐一证实这些情节。历史写作不能只凭一段戏剧化叙述下结论。
权桂云后来去世，具体年份在不同材料中说法不一。茅玉麟则长期陪伴父亲。她作为家庭关系中的另一名当事人，既是茅以升晚年的照料者，也承受着上一代婚姻纠葛带来的复杂处境。把所有责任简单归到她身上，并不公平。
茅以升晚年仍从事学术和桥梁事业，参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桥梁建设、教育和科普工作。他曾参与武汉长江大桥等重大工程的技术工作，但不能把所有工程成果都归为个人独立完成。桥梁建设本就是勘测、设计、施工和管理人员共同完成的系统工程。
1989年11月12日，茅以升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有关他临终反复说“报应”、六名子女一个也没有到场等说法，流传甚广，却缺乏统一、可靠的原始记录。可以确认的是，他的晚年家庭关系并不圆满，而关于葬礼现场的各种细节，仍应以家属回忆、报刊档案和正式传记相互印证。
茅以升留下的，是钱塘江大桥这样的工程遗产，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时代变动中的复杂切面。桥梁可以按图纸计算承载力，家庭关系却常常受性格、责任和选择牵动。对于这段往事，能够确定的事实应当保留，未经证实的传闻则不宜被写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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