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师梁启超

笔者昨天简要分析清末的风云人物康有为，有人的确说得很对，老而不死是为贼。同样后来变成保守派的梁启超，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招人讨厌”这方面的话，并不是说政治观念落后于时代就会招人恨的。

曾经，梁启超在世界上是和康有为的名字绑定在一起的。

外人一提起来就说康梁，把他们都当成戊戌政变的同党，这个也没错。但是梁启超就不像他的老师康有为这样，而是从一个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加同道者的形象，后来变成了近代思想启蒙家和学问家了，而且一直都很受人尊敬。这倒不是他洗白自己的形象，而是说他是一个能够不断否定，不断超越自我的人。他做对了三件事情。下面我来说一下，他走的这几步都是怎么走的？

首先第一就是和康有为切割。世人都称其为康梁，他把这个名字摘出来了。

第一是精神上的弑父，也就是说心理学上说要过这一关。

过去的俗话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对待康有为当然是在政治观念上，后来慢慢就不是同路了，当然在对于师长的这份尊重上，他是一直都有的。毕竟两个人岁数差着不少，也确实是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就是在清朝的时候，他们都是参加过科举的，所以这样论起来，就等同于有师生的关系。

在1898年之后到1902年的这个阶段，梁启超也是变法失败，流亡日本了，侥幸生存下来，他开始接触了更大的世界，有了更大的视野。他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等等人的西方学说。所以他的思想就迅速跳出了原有的他们的儒家的这种框架。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里并不是说西方的思想学说就一定是先进的，而是说他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自己民族的伤痛，这也是一种启发。所以他确实得到了很多，也开始有了新的想法。

1902年，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公开反对康有为"尊孔保教"的主张，认为将儒学宗教化只会"束缚国民思想"。

后来他访问了美国。对美国的观察也是他对政治方面观念转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不仅看到了帝国主义扩张趋势下美国走向中央集权的道路，也观察到了在美国的华人社团其实没有形成现代国民观念，所以他对自己民族的救国之路又开始了新的思考，也就是不管怎么变，他的出发点是爱国和救国的。

更关键的是，他提出了 "新民说"。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没有具备现代品格的"新民"。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康有为依赖"圣君"的政治构想，将变革主体从皇帝转向了国民。这个虽然用现在的眼光看，也不能说就全对。但是这已经很了不起了，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第二点是，又过了一些年，他和康有为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种决裂。

在1912年到1917年之间，从辛亥革命之后开始，他接受了共和。而康有为始终无法接受，康有为一直还是想迎回那个帝制。

梁启超在1917年张勋复辟的时候，他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他发表了《反对复辟电》。

意思是，不能开历史倒车了。人们已经看出来了，需要民主共和。因为康有为参与起草复辟的诏书，并且担任了弼德院的副院长。梁启超对这个就感觉很不齿，他在这个通电当中直接点名了康有为。而且他还协助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要粉碎复辟。

梁启超说，"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大家都知道，读书人讲面子，这话已经骂得够狠了。

这可以说就是一种不光是划清界限，还把这位从前的老师，现在的螳臂挡车者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第三点就是公开表态。那句话特别特别有名。就是被很多人传颂的这句话叫做“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有一句名言，“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

这实际上是对康有为说的。

他还公开宣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这种善变，并不是说人就是变色龙了，而是说这是他的一种思想优势，人要顺应时代。与康有为的顽固守旧形成鲜明对比，梁启超被塑造成一个与时俱进的思想者。

其次一个很大的方面就是主动退出了政治漩涡，转入到了学术领域。

因为在民国初年的时候，梁启超曾经怀抱政治理想，与袁世凯，段祺瑞等等人合作过了。不过他的政治理想一次次都遭到了破灭。1917年底，他辞去了财政总长的职务，发表退出了政界的宣言。云，"自审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这话说得非常精明。

这一退，让他避开了后来军阀混战的政治泥潭，也避免了像康有为那样，因政治投机而身败名裂。

退出政坛之后，他真的是专心学术。而且他确实是真的认真在做学问，并不是那种在抢别人成果的。后来，他的学术成就迎来全面爆发了。

首先，在史学界发表了《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观念，叫做“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倡导建立以国民为中心的新史学，这一点有多了不起就不用说了。我们现在也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首先就是人民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多写那些人民的东西，而不是传颂某一个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故事。梁启超在他那个时代能认识到这一点，非常好了。

他在文化启蒙上培养了大批人才，他曾经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之一。而且被当时美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一生著述1400多万字，那时是亲自用笔写的年代，不是用键盘敲的，所以这已经相当相当多了。他的论著涵盖了哲学，文学史学，法学，伦理学等等很多个领域。

他的文化观有一种化合中西的提法，在1918年到1920年期间，他游历欧洲，撰写了《欧游心影录》，思考西方文明，能够做到包容和善于思考。所以他的这些行为，比出去买地盖房子纳小妾的康有为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

他教育的家庭也都是很有成就的，他并没有教出那些娇滴滴的大小姐，他教育出来的后代有投身革命的，也有做学术的，都是很有出息的人。

虽然说在他那个时代来讲，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比如他的第二任夫人始终没有所谓的名分，因为姓王的那位一开始是陪嫁丫头，就是那种生了孩子之后只能被称为姨，而不是称为妈的那种意思，这个也是时代局限的，至少不能对他那个时代的人要求太多了。他那个时代的人，有妻有妾，这也算是被允许的，后娶的这些不能够和正妻的地位平等。至少他是明着说的，也没有在其他人面前标榜自己，就一定不这样。最起码像康有为那样，嘴上说男女要平等，但是一看大夫人没生儿子就要立小妾，这个就虚伪了。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确实能够发现一个人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他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审时度势，善于改变，这也是一种优点。虽然康有为曾经骂过他，说“流质易变”，意思是善变是个缺点。可是梁启超活着活着就把这个缺点转化成优点了。换个方面来说就是不守旧，与时俱进。

康有为的不变是固守保皇立宪，最终变成了复辟的小丑，而且还是老色鬼。

梁启超这个善变是从维新到革命，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推崇西学到反思西方，每一次他都是根据自己的认识和根据时代不同的需要，一次一次革新自己。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康梁两个人的思想走向不同，所以选择也就不同。

比如他的晚年，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尿血当时的诊断需要切除肾脏，据说协和医院可能是误诊，切掉了他的右肾，那么根据当时的水平只有X光，切下来发现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也许他的问题在左肾。总之由于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把当时进来的现代医学叫做西医，把自己原先的传统医学叫做中医，当时是有这种争执的，很多守旧的人本来就很讨厌外来的东西，100多年以后，现在还是这样。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严重的医疗事故，很多人都劝梁启超，像现在有些人那样进行一种维权。如果按照他的地位，他要是维权的话，这个协和医院恐怕会很惨，但是他有他自己的考虑。

梁启超在年轻的时候其实就算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拓荒者，就发表文章认为传统医学也应该向现代迈进和学习了，所以在那个西风东渐的年代，他不想由于自己的例子使民众对现代医学丧失信心。

比如徐志摩就说这叫白丢了腰子，还有一些人都在打抱不平，说要告状，但是梁启超告诉他们不追究了。

他不仅没有追究责任，反而在《晨报》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公开为“西医”辩护。说"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而且他还说出院之后还继续吃协和医院的药，还有改善，并且很客气说作为他们自己是医学的门外汉，这个肾该不该切，他也无从判断，就听医院的了。他的这个举动被人解读成为以个人的牺牲，维护科学的尊严，不管据说是拔了他的牙还是割了他的肾也好，后来他要去世的时候，他还提出愿意把自己的遗体捐给科学研究。有一些学者也确实指出，他在私下可能也觉得如果当时手术不做，恐怕也没什么大碍，也许继续凑合活着，大概有这么一个态度，不过他公开的立场就是维护和宽容的这种姿态，也确实让人们感觉到这是一种大师的风骨，令人很敬佩。当然我们不能直接说，“切了，反正也缝不上了，这个嘴上可能就是不想输吧”，其实他这样的人，有波澜壮阔的一生，前半辈子搞维新变法的时候，差点被清朝砍了，所以后半辈子其实有什么事儿都扛得过去的。

按照他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而且他确实也占理，他怎么维权都可以的，所以他的这个作风，也能够看出来他确实为人很好。

梁启超的高明就在于他知道人可以变化，人可以不断成长。他不仅与过去的自己切割了，也和曾经的立场切割开，还把自己塑造成了过去这种“康有为的同党”的反面。康有为是顽固的，而他是开明的，康有为到处敛财，而他甘守清贫，过着普通的学问家的日子，康有为搞帝制复辟，而他护国支持共和。最终历史记住了那个笔锋常带情感的思想家，而淡忘了那个曾经与康有为并肩的“康梁”，他在不断调整自己的一生当中成长，成为民族的一代宗师，一直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