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东 | 油墨与诗痕中的青春日志

油墨与诗痕

於建东

我的女儿是挤进世纪宝宝行列的90后，有着艺术生的气场。她每天打扮得光鲜亮丽，思想和她的行头一样活跃，层出不穷，日新月异。有媒体说，他们是职场整顿的先驱一代。但他们仍然在思考和焦虑，在迷茫和幻想。以至于和我们这一代人相互鄙视，相互指责，相互担心彼此都没有担心过的现实和预期。

青春是相对的，可以是年龄上的时差，也可以是心理上的落差。五年前家里新农村建设那会儿，许多大学时候的废旧“劳什子”都随着新房翻建而重见天日。我得感谢那些我当初视为珍宝从遥远的大学校园背回来的“鸡零狗碎”。即将走到“囤积症”边缘的年龄，请原谅我在看到那些布满灰尘的“至爱私藏”和泛黄发霉的旧书页臭油墨时，如获至宝并塞满眼泪的心情。因为那是转瞬过去的几十年前，唯一保留至今的如我女儿现如今一般模样的意气风发。对，就是“意气风发”，这个词是吴歌先生给我的一个评判和安慰，一个长者面对我这样一个知天命之人的倾诉的时候的谆谆结语。这恰恰正是年龄代差和心理成熟度给我们塑就的青春断面，这个断面写满了时间压差和人间历练。

1993年六月刊的《红帆船》，是江苏工学院团委社团指导部红帆文学社的独立文学行本，也是《江工青年》的核心专辑。记得那年，红帆诗社社长刘辉府找到我，嘱我出面为六月刊设计封面。我居然不假思索地欣然领命。我不知道当时是出于何种理由和打算，或许是一时冲动，或许是急于表现，或许是承蒙所爱。问题是接下任务的我两手空空，无所凭借。于是，一只破旧不堪的水笔，一套工科学生的量具，一个略偏艺术的大脑，构成封面设计的三维“死扛”空间。

这是一次理想主义的精神出航，也是一次纯粹手工的真命挑战。未经世事的我不知道独立策划意味着什么？但是随后的境遇告诉我，除了那颗怦怦跳动的初创野心之外，资金的窘迫、稿件的取舍、印刷与发行，哪一样都是我的人生难题和绝命搏杀。“红帆船”，红色的理想主义，驶向未知的青春航线。退无可退的我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赶在诗刊印刷前落定了稿子。熬夜和奉献是完成任务的法宝。我的工科思维，文艺脑洞还有那套争气的制图底板成全了这趟美差，真是阿弥陀佛，谢天谢地。

几个礼拜以后，印好的刊物如期回到我的手中。“纸上王国”给出的时尚感、满足感和既视感，瞬间拉满。字是油印的，纸是8开纸对折，然后在一边敲上两枚对称的订书钉，我设计的封面像包书皮一样，涂上学生胶水封于其外。刘社长对我的设计高度肯定，我对学长的勉励也深信不疑，感动涕零。我的现代诗作《美丽大一》忝列其间，这是我收藏这期近似孤本的诗刊的唯一理由。

我把生锈的封面发给远在北京《经济日报》社任职的学友顾阳看，他盛赞此为“文物级别的有心收藏”。我在《美丽大一》里极尽我的排比技法之能事。诗中写道：第一次带上游戏机，追逐童年失落的憧憬/第一次操着不成文的生意经，穿行于寝室中间，独自品味大经理的旁（彷）徨/第一次放下文明人的架子，拔一颗草，铲一铲泥，大学的生活，每一滴汗水都是一个纪念品；每个欢笑都是心灵的不可或缺的细胞。阿文的诗取源生活兼具老道：懒人阿文/一直怕叠被子/懒人阿文，总想睡到十点……有人检查/被子可以卷成蛋筒。

我用怀疑的态度复读着这些诗行，有了否定之否定的强大哲学力量。原来我也曾玩过游戏机，为的是要报复我寂寞单一而略显吃亏的童年；原来我还有做生意的天赋，大一就能想着卖红豆迪高衫赚钱养学，这一点基因不偏不倚地遗传给了我的女儿，可我却不能完全接受一个女孩子“打天落地”的外向和拼劲；至于拔草铲泥，我本就是一个地道农民的儿子，对于我而言是小菜一碟，可我却自视为文明人，高人一等，简直就是故作高雅，忘了根本。如果现在有个类似的小年轻站在我面前，指不定会被我贬低成什么样子。以我如今的阅历和学识，我应该更多的宽容和接纳他们，我们的价值应该体现在让年轻人成为有价值的人的价值之上。

阿文的诗看着更加好笑了。他竟然想要每天睡到十点，简直不可思议！然而现实给我上了生动一课。我们的孩子，正是青春勃发的时候，还不是在我们这代父母的庇护之下，过着“白天起不来，晚上不想睡”的优渥生活，回头想想我在大学的无课时光，不也是在被窝里睡得晨昏颠倒？青春是年龄觉醒的必修课，以理教人永远磨不过以事教人，人人都会收到一份绕不过去的学费单和成绩单，然后用你生命最诚实的态度和最笨拙的手法签字画押。

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生来就和文字是前世“冤家”，至今从未逃离。毕业以后我在港下镇的宣传条线化身为一名土记者。成为土记者的最大动因，是要运转当时在锡山市唯一的一张镇级内部报刊《港下报道》。实事求是地讲，当时乡镇基层的办公条件是相当艰苦的。一本信笺纸外加一支钢笔或圆珠笔是办公的常态。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甚至没有像样的参考刊物，我是全靠平时的阅读积累，一字一句的回忆思考组织，手写誊抄。镇里设立的专职文印室，那时候的权力也望其项背。你要是有个火烧火燎的领导稿件需要提前上呈，那你非得过打字阿姨这一关。那都得平时把关系搞得一级棒才行，用现代的说法是要持续地提供情绪价值，然后还得有强大的耐心，唯有这样，你才有可能争取到难得的优先打印权。我们那时候进入机关的小年轻，都经历过这样的尴尬和窘境。

《港下报道》在1996年创刊，那一年我正好踏上工作岗位。直到1998年底1999年初，我才正式挂钩这份报纸的编辑出版工作。说是编辑，其实是从爬格子写稿到修改到排版到美工设计到发行样样都要干的“全职保姆”。所以说，成为“土记者”，被逼的成分也是十有八九。幸运的是，我在《港下报道》的平台上看到了另一面的精彩和曙光。我坚信，这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认识社会，同时让社会认识自己的绝佳途径。

我记得当时全镇建立的潦草的通讯员队伍，投来的稿子真是五花八门，甚至一窍不通。那些来稿都得重起炉灶，凭借稿件里透出的蛛丝马迹，再配合电话问询，才能粗略复原新闻事件的大意。再到后来，通讯员因为各种原因，进一步萎缩，只能靠行政命令，对全镇各大企事业单位和机关部门下达稿约任务。即便这样，还是不能改变宣传人才青黄不接和稿件捉襟见肘的现实。说句直白的话，人家都忙着搞经济工作呢，没空搭理你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唯一可以补救的最后防线，就是我自己作为主力一个人挑这副担子，当然也少不了几个死党和铁粉的支持和襄助。

《港下报道》是类似现在《江南晚报》版面尺寸的四开小报，半个月就要出刊一期。这样的节奏，滚动起来让我们宣传口几个兵连轴转不说，还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那时的我们似乎都没意识到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卷”。我记得报纸的一个版面基本要7500字的需求量。因为还要独立完成印刷发行的任务，因此事先就要拿印刷厂的报样（一种布满米粒大小方格的四开纸）来预先布稿。小格子有固定的栏和字数。好在那时我们收到的投稿基本都是方格纸稿件，能知道稿件的大概字数。这样，我们就会根据稿件分量和重要程度，事先在样稿上划区分块粗略排版。大体的内容敲定后，一些边角料部分就由我和我的同事们自由发挥，缝缝补补了。实在不济，哪怕登个寻人启事也行，或者登个生日祝福什么的那是更好了，再不行，就拿图片新闻来凑。贴照片像贴膏药一样，见效最快。

最要命的还是报纸的出版质量关，出版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错别字率。记得那时候是万分之五的错别字率。办报就像做菜，菜烧得费尽心思，满头大汗，可惜架不住食客挑剔，众口难调啊。这报纸要是被一些老先生老学究揪出错别字，甚至一些因为疏忽造成的原则性错误，那接下来可就有我们受的了。也亏得我们还年轻，眼神好，脑筋快，几轮校稿下来，错字的概率基本可控，至少是保证重大的原则的错误不犯。但是，一刊下来，眼睛着实快瞎了。

因为《港下报道》的持续焕新，我们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度与日俱增。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报纸的顺利刊发，我每天会像机器一样运转到深夜。白天，我奔波在田埂上、集市里、企业中和百姓家，捕捉民生百态和高亢激昂，我那泥腿子式的文字是多么的生硬具体。夜晚，我还要在稿纸上构筑诗歌的星辰大海，用以展现我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不同于众。这让我每每要想起四年大学的青葱时光。除了我一开始就对《港下报道》有清醒的认识和强烈的期许之外，我在想，“校园诗人”与“土记者”之间的双重面孔，到底是传承还是宿命？

一个有着汽车模具专业背景的工科生，却在自己着迷的文字专长里肆意游走，“不务正业”。这样的身份张力简直就是一场核心的戏剧冲突。这种“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之间的撕扯与融合，是不是我凭借那些年的青春梦想和无知好奇，被我再一次用我的视角和理解进行的重新刻画。这种刻画，我相信是孤独的，是一厢情愿的，是充满了赌性和迷茫的。那时的我，是如何把泥土的气息写进诗里，又如何用诗的眼光打量新闻。我完全不能在两个世界之间做出分类和选择。我就这样脚踩大地，仰望星空。至少，当我闻到蘸满了油墨香气的《港下报道》如期地来到我的手上，又如期地飞向全镇校园村落，企业机构，那简直就是一剂独属于我的兴奋剂。

多年以后，关于媒体宣传的功过是非和刀笔力量，深深地在我人性初试的内心盘踞下来。土记者记录的是既有的现实，诗刊创作的是尚未存在的可能。从学子到社会人，从“记录者”到“创造者”觉醒，从记录世界，到创造世界，这是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完成自我确认的精神旅程。庆幸的是，那写就了我青春的宣言：我不只是时代的记录者，我也是时代的创作者。

1999年8月18日《锡山日报》刊发的《致富不忘助相邻》一文，记述港下镇第一家私营企业主，港下镇装潢塑料厂的周永良办厂十年，坚持吸纳50岁开外的妇女进厂做工，并为她们解决衣食住行之困的事迹。他是难能可贵的良心老板，也是“土记者”生涯上第一位对我的工作高度首肯的企业老总。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但是，随之而来对社会问题的过度关注，却给我招来了不小的麻烦。一则《劣质医械害苦了病人》的社会新闻，在全镇引起轩然大波。有个对我偏爱有加的领导单独找我，义正词严：“党委书记正在着力打造镇里的新医院，你倒好，在家门口捅了篓子！”当时的我没有顶嘴，选择了坚持内心：“针头都断在病人的屁股里，还不让人反映现实吗？”可后来几天的静心反思让我顿有所悟：确实考虑失之偏颇。那一刻，我隐隐明白了政治敏锐与大局观念的实际意义。

1998年，无锡日报社启动“小天鹅杯”《我看改革开放》征文，我敏锐地感受到农村四季三餐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快速演化，乡下人的正餐悄然从中午转成了丰盛的晚餐。我在《正餐更替蕴深意》一文中这样感悟：“其实事实并非如此表象化。现在的人们大多吝啬起时间来，不放走可以工作的分分秒秒，工作时尽情工作，享受时尽情享受，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时尚……”就因为这段突然冒出来的感想，我的文章获得了征文二等奖，这在当时的基层宣传战线胜出是不容易的。

1998年至2000年间，是锡山市基层媒体空前活跃的三年。1999年，港下镇率先在镇级的广播电视站启动乡镇电视台。当时的乡镇电视台，主要功能是转播央视新闻联播和太湖明珠电视台的锡山新闻。而这次规格有所提升，我们要尝试独立建办港下镇新闻播报。于是，我的手头又多了一项工作。这下可把我忙坏了。首先是背着摄像机满世界跑，接着还要写稿。问题的关键是，电视新闻的稿件字数要远远超过纸质报刊的字数。我清楚地记得，5分钟的新闻视频，就需要1000至1500字的文字量，而且还要看主播的语速。其次是工作量增至原先工作量的3至5倍。跑节目和写稿子并不能同时完成，这就影响了新闻的时效性。我们的电视台新闻，一般都要滞后2至3天，大家看到的，往往都是几天以后的旧闻。

好在我们大胆创新，开辟了点歌栏目。这个节目一时广为群众所追捧。2000年前后，锡山市的有线电视网络覆盖面已经相当发达，群众的收视率也非常可观。电视台点歌在当时爆红的程度可谓是“一歌难点”。因为港下新闻一般控制在一个小时上下，扣除港下新闻的播放，点歌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可喜的是，有关生日、升学、喜庆、友情等等的祝福，还是通过我们的电视台，传到了千家万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镇级报刊和电视台是独特的存在，它们是基层的“喉舌”，也是农村人认识世界的窗口。我依稀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到2000年锡山市撤市建区，华庄镇在文化宣传领域一直走在锡山市前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后来，随着锡山市撤市建区，原有的太湖明珠电视台和锡山日报社也相继被裁撤，媒体宣传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的青春记忆跟随我的家乡媒介记忆同频共振。镇级报刊、电视与点歌台的“时代文物”价值，在我的记忆里不停重生和复活。油印报纸的墨香、铅字排版的手温；电视台摄录机沉重的录像带、剪辑台上的咔嗒声；点歌台里，那些为生日、婚嫁、远方亲人点播的歌曲，样样都成为乡镇的情感纽带。多少年以后，我猛然领悟，这些细节本身就是一座珍藏的时代博物馆。我爱她们，我参与其中，我得失忧患，而今我站在一个有所阅历的中年人的视角，我感觉到，那时的我和我们，就是在基层传媒留下的背影。就像我为抗美援朝战斗老人徐和生亲笔描绘的画像那样，他纵身一跃，以74岁高龄勇救落水少女的那一幕，注定会定格在时代的某个主题之下。我为老人留下了洋洋万言的报告文学。在给他专门编发的评论文章里，我这样写道：“有人说，徐和生代表了一个时代，也有人说，徐和生生活的时代离我们太遥远。我们说，徐和生的时代没有过去，他的言语和行动更没有过时，他的精神正在强有力地闪烁着光芒。品格无界，时代无界。”

老人已经仙逝多年。去年，他的外孙杨石磊找到我，将他珍藏有头版报道共产党员徐和生事迹的《港下报道》送给我。我激动不已，潸然泪下。我看到，报道的题目是《默默无闻写华章》，报道的时间是一九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星期五。那年，我正青春。

本文题图由AI生成。其余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於建东，江苏无锡东港人，经济师。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吴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无锡市锡山区作协理事。作品散见于《科技日报》《青春》《山月》《大连日报》《江南论坛》《无锡日报》《云游宜兴》《太湖文艺》等报刊和网络自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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