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裂的阶梯与停摆的电梯：从英法两国看阶层固化的宿命

魏城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

我第一次认识伊莎贝尔·冯（Isabelle Feng，笔名：阁阁），是在英国雷丁监狱。

雷丁监狱2014年被废弃，但允许少数人参观。那天特别热，大概是今年英国夏季第三波热浪中最热的一天。我们从囚禁英国作家王尔德的那个牢房走出来，停在了那幅著名的涂鸦画前。

那幅画静静贴在监狱外墙上，像一道被阳光晒得发白的伤口。那是英国著名的涂鸦艺术家班克斯（Banksy）的作品。一个越狱者抓着用床单撕成的长绳，翻越了监狱的高墙，绳尾系着一台老式打字机——沉重、笨拙，却像是他唯一能带走的自由。班克斯大概是把使用打字机写作的王尔德的影子，藏在了这个逃亡者身上。

我和阁阁都没说话，久久地凝视着这幅涂鸦作品，试图琢磨它的象征意义。

阁阁来自中国大陆，上个世纪末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来巴黎求学，从此移居法国，已近30年，现在是法国智库亚洲中心副总裁，兼布鲁塞尔自由大学佩雷尔曼法律哲学中心研究员。

不拆老屋的英国与推倒重建的法国

英国播出了《人生七年》最后一集《70 UP》之后，我写了一篇观后感，在分析英国阶层固化的原因时，我这么写道：英国缺乏“社会革命，即像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那样的推翻老精英阶层的社会革命。至于英国模式与法国模式、俄国模式相比，谁优谁劣，那就是另外一篇文章的话题了。”

我只是随口一说，但文章贴到微信同学群后，有人怂恿我写“另外一篇文章”。

我只好勉为其难。英国和俄国差别太大，很难比较，但英国和法国一水相隔，同属西欧文化圈，似乎更值得比较一下。

英国与法国大概是我们这个星球上不多的“性相近、习相远”的一对邻国。地理上只隔着英吉利海峡，历史上长期互相影响，现代社会结构也高度相似。但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两国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英国选择了渐进改良，法国选择了激进革命。两种路径塑造了两种政治文化，也塑造了两种阶层结构的合法性来源。

英吉利海峡并不宽，晴天时从英国多佛的白崖望过去，能隐约看到对岸的轮廓。可这条窄窄的海峡，近几百年来却把两国的发展模式分隔得渐行渐远。英国的历史像是被一只稳妥的手翻过来的：王朝更替、议会扩权、产业革命，都是在旧制度的框架里慢慢挪动，像老屋换梁，不拆墙，也不动地基。法国的历史则像被骤雨击打过：旧制度太硬，王权太重，贵族太深，等到压力积到不能再积时，只能一炮轰过去，把整座房子推倒重建。英国人习惯在制度里讨价还价，法国人习惯在街头把话说到尽头；英国的政治靠妥协，法国的政治靠断裂；英国的秩序靠延续，法国的秩序靠重启。两国都走到了现代，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

确实，英国只发生过政治革命，没有发生过彻底的社会革命。1649年，国王查理一世被砍了头；1660年，王政复辟；1688年，光荣革命，本质是贵族和资产阶级联手换了个国王，而不是消灭贵族。英国的土地贵族体系，从中世纪一路延续到今天，从未被真正连根拔起过。

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精英的传承工具是土地和贵族头衔；光荣革命之后，土地和头衔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资本、法律和金融资产；到了20世纪，私校加牛剑（Oxbridge，即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套精英教育体系，又进一步接过了传承精英地位的接力棒。载体在变，但有些学者测出的那个代际持续系数（b值），三百年来几乎纹丝不动。这或许就是“没有发生彻底的社会革命”这句话最精确的含义——不是说这个社会完全静止不动，而是说那台负责把优势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机器，从来没有被真正拆掉过，它只是不断更换外壳而已。

《人生七年》所有参与者70年的人生轨迹，也形象化地显示出，现代英国社会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阶层固化的核心特征。虽然这种固化不再单纯表现为旧时代的贵族特权，而是转化为隐性的文化资本、教育资源割裂与房产财富积累，但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比，英国依然属于纵向流动性较低、出身对人生轨迹决定性较强的社会。

图解：《人生七年》的最后一集《70 UP》最近播出

法国则不同：1789年大革命不仅砍了国王的头，还废除了封建特权和地租义务，把教会和流亡贵族的大量土地强制拆分、分配给农民——这是一次真正触及土地所有权结构的社会革命。这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数据显示现代法国的社会流动情况好于英国，尽管两国都是老牌欧洲强国、都经历过帝国扩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8年发布的数据显示，英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50，法国约为0.41，丹麦约为0.20。弹性越高，阶层越固化。

也许枯燥的数据难以反映鲜活的生活。那么，真实的法国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我想到了阁阁。她在法国生活了近30年，已深度融入了法国社会。我打通了她的电话。

阁阁经常来英国工作和旅游，对英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她说，法国的社会流动情况，与英国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从教育层面来说，她说，法国的私校和英国的私校有很大的不同，法国的私校，教育质量并不是最好的，换句话说，法国的私校不像英国私校那样属于精英学校，她说，除了几个著名的私立天主教学校（比如巴黎16区的Franklin，或者是6区的Stanislas），法国的好学校都是公立学校，而且，法国不同于英国，公立学校没有英国那种凭考试成绩入学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都是就近入学。她还说，法国的大学（université）几乎都是公立的，学费每年就几百欧元，近似于免费，而所谓的“精英大学”（Grandes Écoles）也是如此，这是与英国大学动辄近万英镑的学费不同的。

阁阁表示，虽然法国确实有许多出身名门望族的政府官员，但相对于英国，法国从底层奋斗到顶层的故事比较多。她举了几个例子：前内政部长、现任司法部长热拉尔·达尔马宁（Gérald Darmanin）的母亲曾经是门房和清洁工，前司法部长埃里克·杜蓬-莫雷蒂（Éric Dupond-Moretti）的母亲也是清洁工，父亲则是金属工人，这两位都是底层平民通过教育成功逆袭的典型。巴黎现任女市长安娜·伊达尔戈（Anne Hidalgo）出生于西班牙，两岁时随父母移居法国，父亲是电工，母亲是裁缝，她通过公立教育系统成为劳动监察员，最终成为巴黎首位女市长。曾经在2020年巴黎市长选举中败给伊达尔戈的另一位女性拉奇达·达蒂（Rachida Dati）生于贫困移民家庭，父亲是摩洛哥籍泥瓦匠，母亲是阿尔及利亚人，从小住在廉租房，她曾做夜班护理工凑学费，先后出任过萨科齐内阁的司法部长和马克龙内阁的文化部长。现任总理塞巴斯提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也没有上过什么精英学校，毕业于普通公立大学，他的爷爷是屠户，姥爷是农民，爸爸是技工，妈妈是秘书。

停摆的社会电梯与阶级再生产的“万有引力”

推翻老精英阶层的社会革命，会带来很多后果，有的后果是正面的，有的后果是负面的，促进社会流动是这种社会革命的正面后果之一，但这个后果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效益递减现象，我称之为革命效益递减定律。所以，前面谈到的“越靠近社会革命/精英清零事件，社会流动性越高”的规律，还需要补上一个时间衰减的维度才完整：革命/清零本身只是把棋盘清空、重新洗牌，但只要经济和政治游戏继续运转，新的精英必然会开始在下一代人身上重新沉淀、固化自己的优势。

这种革命效益递减定律，已经出现在许多几百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曾经经历过激烈社会革命的国家中。

法国模式的本质，是试图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来强行重置社会结构。1789年的大革命不仅砍掉了路易十六的头颅，更是试图抹平贵族与平民的阶级鸿沟。短期内，这确实带来了天翻地覆的阶层洗牌。然而，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在1856年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就洞察到，大革命虽然摧毁了旧的贵族特权，却完整地继承并强化了旧制度的中央集权。

历史的巨轮滚入20世纪，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更是进一步揭示了20世纪法国社会流动的残酷真相。在《国家精英》一书中，布迪厄指出，法国虽然在肉体和制度上消灭了血缘贵族，却通过以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和国家行政学院（ENA）为代表的精英教育制度，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贵族”（State Nobility）阶层。这种制度表面上是绝对的唯才是举（Meritocracy），但精英阶层通过隐蔽的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确保了他们的子女在残酷的考试竞争中占据相对的优势。法国的社会流动，在经历了流血的重置后，又重新固化为一种由教育系统背书的精英再生产。

令人沮丧，是不是？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237年的今天，类似英国的那种锁定阶层固化的“牛剑”体制，也在法国长了出来。法国现在被广泛诟病的以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为代表的“精英大学”，就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法国版的“牛剑俱乐部”。

所以，更精确的表述应该是：如果革命发生得越晚、越彻底，如果后来又叠加了结构性经济扩张这个放大器，那么，社会流动性数据就会越好；但这种效果会随时间衰减，除非有持续的结构性扩张或新一轮革命来维持它。

阁阁也承认，近十几年来，法国也出现了阶层固化现象。

我注意到，她在与我的聊天中，反复提到一个词：社会电梯（法语是ascenseur social）。她说，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期，法国的社会电梯运行还比较正常，但最近十几年来，法国却出现了“社会电梯故障”（panne de l'ascenseur social）。

根据她的分析，虽然法国的公立学校都是免费的，但水平差别比较大，好的公立学校基本上位于富人区和中产阶级居住区，例如，索邦大学所在的巴黎5区（拉丁区），是一个典型的知识精英和中产聚居区，那里的两家公立中学“路易大帝”（Louis Le Grand ）和“亨利四世”（Henri IV）是全法国最好的中学。她总结说，英国中小学教育的阶级区隔，是靠学费（穷人的孩子上不起私校），法国中小学教育的阶级区隔，是靠房价房租，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金钱区隔。

图解：位于巴黎5区的路易大帝中学

她说，法国公立学校的招生原则是就近入学，法国一些华人为了让孩子上好的公立学校会搬家，买房或者租房，但很少见到法国本地人家庭为了子女的教育而搬家。

英国没有与“社会电梯”完全对等的直译惯用语，甚至都没有类似的概念。英国有一个词“社会阶梯”（social ladder）。从“电梯”到“阶梯”的隐喻差异，恰恰折射出英法两国在历史传统、国家角色和深层社会心理上的巨大分歧。

在法国语境中，“社会电梯”不仅是一个社会学名词，更是法兰西共和国最核心的政治契约，这个词还隐喻着背后的国家责任。为什么法国人叫电梯，而英国人叫阶梯？英国社会在潜意识里一直默认“阶级”是一种自然存在的现实，阶梯是静态的，爬阶梯依靠的是个人的体力、野心和奋斗，社会只负责提供梯子；而电梯是一个机械装置，它的建造、供电、日常运转和维护，都需要一个庞大而有力的主导者，这个主导者就是国家。法国人骨子里认为，促进社会公平和阶层跨越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你进入电梯按下按钮，国家系统就理应把你送到相应的楼层。

但法国人近年来越来越频繁地谈论“社会电梯停摆”，这反映了当下法国社会的焦虑。大量数据和社会学研究表明，如今法国平民阶层的孩子越来越难进入顶尖学府，精英阶层通过文化资本和财富实现了自我固化。由于法国人对这台“电梯”抱有近乎宗教般的共和国信仰，一旦发现电梯坏了，民众产生的背叛感和愤怒感就极其强烈。这种幻灭感是近年来法国频繁爆发社会抗议（如黄马甲运动）的深层心理动因。

数据显示，此前渐进改良的英国模式和激进革命的法国模式，走到今天，其社会流动状况却越来越趋同。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8年发布的《破损的社会电梯？如何促进社会流动》报告中指出，在英国和法国，一个出生在底层20%收入家庭的孩子，需要经历整整6代人（大约150年）的时间，其家族收入才能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之下，在社会流动性较好的北欧国家如丹麦，这个过程只需要两代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的历史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在经历了多次共和与复辟的法国，还是在保持了保守主义传统的英国，财富的集中度在21世纪都呈现出向19世纪承袭制资本主义回归的趋势。

法国试图用暴力的革命之火烧毁旧秩序，英国则试图在旧秩序的藤蔓上嫁接新文明，但人类社会似乎拥有一种超越政治体制的“万有引力”。掌握资源的人，无论是凭借高贵的血统，还是凭借卓越的考试成绩，总是倾向于且有能力将优势传递给下一代。推翻旧精英的肉体，往往只是为新精英的崛起腾出了位置；而当新精英坐稳江山，新的壁垒便会悄然建起。

显然，社会流动绝对不可能通过一次流血革命或一部宪章便可一劳永逸地解决。

外包的暴力与两座监狱的隐喻

不过，法国大革命之后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动荡，经历了革命、反革命、复辟、反复辟，流血可不止一次。如今，法国的社会流动状况却仍然越来越与英国趋同。这是不是意味着：法国人的血都白流了？断头台的头都白砍了？近百年的折腾都是“瞎折腾”？

偏爱英国模式的人可能会说，英国没有推翻老精英阶层，但在随后的渐进改良过程中让国王成为虚君，让贵族成为摆设，让国家的政治制度成为融现代与传统为一体的君主立宪制，虽然老精英一直获利，虽然贫穷阶层大多难以实现阶级跃升，但在避免大规模流血的同时，社会仍然能够得以缓慢进步，经济却能够通过工业革命、海外扩张、帝国建设而实现大跃进，这种渐进改良模式远远优于“烙烧饼”式的法国模式。

其实，这一派的观点最早可以追溯到英国18世纪保守主义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他在1790年出版的《法国革命论》一书中指出：渐进改良保留了社会赖以运转的“隐性知识”和制度惯性，而激进革命试图用抽象理性一次性重新设计整个社会，这种理性的傲慢必然导向恐怖统治。伯克写这本书时，法国大革命才刚开始，雅各宾恐怖统治还没发生，伯克却几乎预言式地说中了后来法国的走向。

但我认为，所谓“英国选择了渐进改良，法国选择了激进革命”的说法是一个伪命题，历史既不是英雄也不是人民随意“选择”的，一个国家能否避免社会革命，取决于很多因素，如各种政治力量和社会势力之间的博弈最后谁是赢家、老精英阶层是残暴顽固还是顺应变化、国民性是温和还是暴戾、主流意识形态是激进主义占上风还是保守主义占上风等等，即使法国各派力量的博弈“不幸”导致了近一个世纪的流血和动荡，法国人的血也不能说是白流了。

首先，如果我们只从“代价”来评估，而不问“换来了什么”，这个判断会变得危险地单薄。法国革命的暴力，不只是为了把旧制度换成新制度，也是为了在象征层面上彻底否定旧制度的合法性。断头台的意义不只是物理上的杀戮，而是政治上的宣告：国王不是“天命”，贵族不是“天生高人一等”，教士不是“上帝在世的代理人”。这种象征性的否定，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两百多年的政治文化中一直在发挥作用，哪怕阶级结构重新固化，哪怕新的精英通过“精英大学”复制自己，但“平等”、“公民”、“共和国”这些词仍然具有强烈的道德张力，仍然可以被用来质疑统治阶层。这一点，英国是没有的。

其次，“英国模式没有流血”这个前提本身也站不住脚，英国只不过是把流血转移到了海外罢了。英国国内社会变化确实相对温和，但同一时期的英国是靠什么维持社会稳定和资本积累的？大西洋奴隶贸易、爱尔兰大饥荒（英国政府的政策性不作为导致上百万人死亡）、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期间出现过多次饥荒（仅丘吉尔时代，孟加拉大饥荒就饿死了几百万人）、鸦片战争、英国把囚犯集体流放到澳大利亚等等。英国的“渐进改良”很大程度上是把革命性暴力外包给了殖民地，本土精英因此不需要经历法国式的正面冲突。如果把大英帝国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这套“英国模式更文明、更温和”的叙事，就没有那么容易成立了。

我说了这么多，不是为了否定英国模式的稳定性，而是为了强调历史路径依赖的复杂性。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想起了我和阁阁等人一起参观的英国雷丁监狱。

即使在英国国内，即使在已无法“外包”的司法和监狱系统，秩序的维持也并非那么公正、温和。

雷丁监狱最著名的囚犯是王尔德，他不是普通囚犯，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精英、上层社会的宠儿和伦敦文化圈的明星，但他因为同性恋被判刑，最终死于贫困与流亡。英国的阶层固化不仅是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也是道德的，王尔德的坠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英国社会的道德秩序拒绝容纳他。

图解：曾经关押王尔德的囚室

从某种意义上，雷丁监狱也是英国模式的某种象征。

在英吉利海峡对岸，也有一个象征着法国模式的监狱——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占了巴士底狱，从而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这一天后来被定为法国国庆日，亦称巴士底日。巴士底狱被攻占，象征着旧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摧毁，也象征着法国政治文化从此走上了一条与英国完全不同的道路。

雷丁监狱的墙还在，巴士底狱的墙早已不在，但英法两国的阶层结构却都以各自的方式从狱墙里长了出来。

巴士底狱象征着激进断裂的破坏力，雷丁监狱象征着渐进秩序的窒息感；法国人200多年前就可以实地攻占巴士底狱，英国人如今仍然只能涂鸦般地想象逃逸雷丁监狱。

附本文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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