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两万，但不造反

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高丽沟）

嘉庆八年，白莲教起义才刚刚平息。

这一年的夏天，一封很古怪的密信送达北京，落入了嘉庆皇帝的手中。

这密信，是告状的。

告状的人呢，叫连任率，福建龙岩人，他告的不是杀人案，也不是谋反案，而是向皇帝揭发了一起看上去并不惊天动地，也不怎么严重的案件，他告的是，有人在盛京（沈阳）高丽沟一带大规模的偷砍树木。

按照连任率的说法，他说自己在六月间亲眼看到，高丽沟一带聚集了两万多人，他们搭起六百多座窝棚用以居住，期间不仅砍伐树木，还弄了铁匠炉子制造工具，他们甚至还有大船，把树木砍下来之后装船运走。

按我们今天看来，这应该是一起盗伐加走私的案件，但在皇帝看来，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了。

此前，朝廷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已经打了整整八年，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沉重，而白莲教之所以会形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流民的聚堆结社，这个时候朝廷最怕的，就是某地突然出现大量的流民，聚众结伙，最终再形成一个类似白莲教的组织，现在盛京的山里出现了一个数以万计的人群，还能制造铁器，还有船，皇帝一下子就警觉了起来。

而且吧，盛京对清朝统治者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地方。

当时的盛京，大概就是今天以沈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这里不仅仅是行政区域，还是统治者心中的龙兴之地，是根本重地，带有特殊的政治意义。

从乾隆五年开始，朝廷就有禁令，限制关内的民人进入东北地区，因为朝廷就不喜欢大量的民人在那里聚集，占地。

但是，这禁令毕竟是纸面上的，执行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

我们说清承明制，但清朝没有采取明朝那么严苛的路引制度，人口流动谁也管不了，到十八世纪后半期，关内人口增加，土地压力扩大，贫民，伐木客，采人参的，以及各行各业的商人开始频繁的向东北流动，朝廷所谓的封禁区早就有大量灰色经济活动，木材尤其如此。

（偷伐树木）

这个高丽沟，在凤凰城外滨海一带，偷伐者通常是先进入到山里伐木，然后再把木头丢到河里，集中到高丽沟一带，经过岛屿和海路装船，最后销往山东，天津等地。

其实，盛京本设置有“卡伦”，就是清朝一种有边防和检查性质的哨卡，但是这些卡伦，一来它不是二十四小时的，作用有限，二来卡伦的官兵本身也不是很负责任，工作很松散，长期以来，偷伐者视卡伦如无物一般。

这也就是说，在连任率举报之前，偷伐树木就存在了。

早在乾隆五十六年，盛京将军琳宁就知道当地存在很多偷伐者，但他的处理办法很简单，谁偷伐，他就派官兵进山，把窝棚烧掉，把人赶走，事情就算办完。

这是严重的治标不治本，因为你赶走这一批，还会有下一批，官兵来了，他们就走，可官兵走了，他们还来。

十几年过去，原本只是小规模的偷伐逐渐变成了产业链，有负责盯梢的，有负责砍伐的，有负责运输的，官兵内部都有被腐蚀的，专门负责通风报信。

那面对这样的情况，嘉庆皇帝的处理还是非常谨慎的，他没有立刻命令大军进入高丽沟，而是找了一个在锦州驻防的副都统，叫做策拔克，让他秘密前往盛京，到了盛京之后，会同盛京将军晋昌，盛京工部侍郎巴宁阿一起研究到底怎么办。

皇帝还特别要求，必须低调，千万不能走漏风声，皇帝还说，这人肯定是要抓的，但你不可能两万人全都抓起来，所以只抓组织者，抓首犯，千万不能“多事株连”。

但策拔克到了盛京之后，盛京将军晋昌和侍郎巴宁阿一脸震惊，他们说从来就没听过高丽沟存在这么大规模的盗砍。

这把嘉庆皇帝给气完了，皇帝破口大骂：

《仁宗睿皇帝圣训》：卷之九十八：竟全未闻知，所司何事？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这个盛京将军你干什么吃的？

挨骂了，那就得赶紧行动起来，于是策拔克，晋昌，巴宁阿就在盛京将军府开始商量要怎么进山，怎么捉人，怎么安排兵力。

本来皇帝说这个事情要低调，不能透露半点风声，但哥仨保密工作做的非常一般，他们要进高丽沟抓人的事情很快被将军府一个叫做李景善的委官给听到了。

李景善和将军府佐领崔守兴关系很好，他就把这个事情跟崔守兴说了，崔守兴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高丽沟附近的守尉庚宁。

为什么要告诉庚宁呢？简单，官场上都是官官相护，互相兜底，高丽沟就是庚宁的辖区，一旦上头进来抓人，必然人赃并获，到时候自己也要承担责任，自己失察，工作严重失误，而且庚宁的很多手下就是这些偷伐者的内应，庚宁要是出事儿了，那庚宁也有上级啊，上级是不是也失察？这难保不会波及更多的盛京官员，所以他们才会像接力棒一样，把这个消息提前泄露给庚宁，让他早做准备。

得到消息之后，庚宁做出一个十分魔幻的决定，他要抢在策拔克等人来之前，先把犯罪现场给毁掉。

于是，他派出佐领额勒经额，骁骑校福庆等人火速前往高丽沟，可不是抓人，而是放火焚烧窝棚，这名义上是驱逐偷伐者，可实际上这却是在给高丽沟的大量的偷伐者们发信号，意思是朝廷来人查了，你们赶快跑。

可以说，这一段堪称大清版本的官场现形记，是全案最为黑色幽默的桥段，嘉庆帝要求保密，结果秘密像是击鼓传花一样光速泄露，庚宁作为守土有责的官员，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抓捕，而是放火。

那在这种官僚生态里，每个人算计的都是自己的乌纱帽，什么国家法度，什么龙兴之地，什么皇帝发怒啦，都抵不过五个字：

别牵扯到我。

所以，等到策拔克等人率领大军进驻高丽沟时，这里只剩下一片烧过的窝棚，余下什么都没有了。

（清仁宗）

当然这个泄密事件也很快被查了出来，庚宁等人也被处罚，但皇帝交代你的工作你干成这样，难免又要被痛骂一顿。

嘉庆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果然大怒，说我七月就给你们下达旨意了，你们到了八月十五还在研究怎么办，你们没有第一时间就控制高丽沟，导致地方涉案官弁在得知消息后，通风报信，放走要犯，你们简直是饭桶！

人逃走了，那还得接着抓，那么这些偷伐者逃到哪里去了呢？

非常不妙，他们逃入了獐子岛，即龙川府薪岛，这个地方和朝鲜接壤。

策拔克当然想要将功赎罪，准备派战船，派出大量官兵去搜捕，但皇帝认为，这么做就太冒失了，如果大批清军突然出现在中朝边境，会不会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所以皇帝的要求是，让策拔克和朝鲜方面的官员接触，大家合作一下，看看怎么能把这些人抓住。

那根据史料记载，最后清朝方面派出四艘战船，两百官兵，朝鲜方面则派了三百官兵帮助抓捕，最后终于把这群偷伐者的其中几个头目给捉住了。

案件是否就此结束？没有，因为皇帝还要来一波大清算。

首先倒霉的，是盛京的高层官员，前任盛京将军琳宁因为最早发现盗砍却处理不力，被追责。

现任盛京将军晋昌，副都统成林（晋昌的副手）因为长期失察，被革职，盛京工部侍郎巴宁阿也被降职。

泄密，受贿的基层官员，李景善，崔守兴，庚宁等人大多被绞死，余下被流放。

主要负责办案的策拔克也没能逃过处罚，因为他行动迟缓，走漏风声，被降为二等侍卫。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但高丽沟还有点事情没办，什么事情，因为偷伐者此前在山里留下了大量的木材，各种木植将近十三万件，这些木材要怎么办呢？

盛京官员跟皇帝打报告，说要不要把这些赃物全部烧掉？

（史料记载）

皇帝说：

《清仁宗实录》卷一百四十：而以有用之材木付之一炬，亦觉可惜。

皇帝的想法非常实在，这些木头虽然是赃物，但都是有用之材啊，烧掉了那太可惜了，干脆能用的就用掉，用不了的打折出售。

如果只从刑事案件来看，这个案子很简单，一群人偷伐树木，官兵玩忽职守或者沆瀣一气，被人告发，朝廷调查却被泄密，犯人逃跑，几经周折被抓回，最后涉事官员被处理。

康乾盛世留下来的国家机器，看起来依旧庞大，钦差能办案，战船能发动，官兵能搜捕，案发后能追责，但一个王朝真正开始衰败，不是因为法律突然消失了，也不是说官府突然不存在了，而是所有的制度表面上没有问题，但细看问题就大了，既然有卡伦，木头为什么还能运出去？皇帝三令五申，连续强调，为什么办案还会出问题？堂堂盛京最高级别的将领，又为什么“不知所司何事”？

当年，是嘉庆八年，这真是一个微妙的年份，往前看，是康乾盛世留下来的庞大遗产，往后看，则是越来越明显的嘉道中衰，高丽沟山林里那些被砍伐的树木，或许正好成了当时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帝国仍旧枝繁叶茂，但树木已经在不为人知的地方，开始被破坏了——

二十年后，同样的事情循环上演，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而且这一次，偷砍者砍的不再是盛京的普通官山，而是皇家陵寝的风水山。

事发在清东陵，顺治，康熙，乾隆等五位皇帝的陵寝都在此处，道光二年，热河都统庆惠在巡查时发现，东陵被盗，被砍伐的树木有一万五千余株，时间跨度长达七八年，而且大部分都是松树。

一万五千株是什么概念？按照当时的市价，一棵成材的松树少说也是几两银子，一万五千株就是数万两白银的损失，而且这次和上次一样，这些树不是被小毛贼零星偷走的，而是有组织，有预谋，有销路的大规模盗伐。

最主要的是，你在皇家陵寝搞破坏这么长时间，破坏程度如此严重，你让朝廷的脸面往哪儿搁？这是大不敬。

可他们为什么敢这么猖狂？敢在清朝的陵寝重地伐木？还是一样，负责守备的官兵早就被买通了。

朝廷办理这个案子的时候，道光皇帝还感叹：

《那文毅公奏议》卷五十五：贼犯盗砍风水山树，虽在青桩以外，实属大千法纪，况复聚众拒捕，殴伤官兵，藐法已极。

上次高丽沟的偷伐者还知道逃跑，这次偷伐清东陵树木的贼人，已经开始当众拘捕，殴打官兵了......

参考资料：

清实录·卷一百二十二

清实录·卷一百十六

清实录·卷一百十八

清实录·卷一百十九

清实录·卷一百二十三

大清一统志·盛京部分

清实录·卷一百二十一

清实录·卷一百四十

郑辉.中国古代林业政策和管理研究.北京林业大学,2013

苏萌萌.乾嘉道时期东北地区森林盗伐研究.黑龙江大学,2025

方华玲.嘉庆八年盛京高丽沟盗砍木植案研究.满族研究,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