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上海街头，一群年轻人爱上了“捡垃圾”

深夜的上海是什么样？

可以是酒吧里闪耀的彩灯、餐馆里飘香的美食、人流涌动的机场车站，也可以是静谧的街头，一群年轻人在捡拾垃圾……

如今上海不少年轻人夜里游走在城市街巷，乐此不疲地捡拾居民丢弃的物件。

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们不再盲目消费，而是发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废弃物品中发掘实用价值。这既是对环保主义的诠释，也是惜物理念的写照。

以下是这群年轻人的故事：

文 | 马孔多

编辑 | 卓然

一句玩笑话改变了王兰的人生。

那天夜里，她跟朋友喝完酒，摇摇晃晃地走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这里原是当年的租界，洋房林立，现在被上海的年轻人唤作梧桐区。

就是在这样一条洋气、干净而又昂贵的街道，在一段马路牙子旁边，赫然出现一张书桌。

它拥有着红色漆面，简约却不失大气的木头纹路，但它坏掉了，抽屉恹恹地耷拉着，一只脚损坏，露出粗糙的木屑内里。

它被何人放置于此，不得而知，朋友开玩笑地跟王兰说，你刚搬家正好缺个书桌，捡走吧。王兰动了心思，捡走这张桌子，可以省下几百块。

现在，这张书桌被王兰放置在她的卧室。病恹恹的抽屉，晃悠悠的桌椅脚，却丝毫不影响平常使用。

事实上，在王兰租住的这套位于五角场的小公寓里，被她填满了“捡来”的各式物品。这些被人丢掉的“垃圾”，在王兰的“肯定”下，重新焕发生机。

图 | 王兰捡来的坏书桌

像王兰这样热衷于深夜街头寻宝的人，在国外被称为Stooper，这类行为叫做Stooping。中文意思是“弯腰”，放在中文语境里，可以更直白地叫做“捡宝”。

在Stooper（捡友）的眼中，这些躺在街头的物品，不是垃圾，而是资源，是宝贝。

如果你在周六零点的夜里，漫步安福路乌鲁木齐中路路口，很可能会看见王兰的身影。

她的个人街头寻宝游戏从这里开启，她会沿着这条路，拐到五原路，再沿着淮海中路，走到复兴中路，继而折返，沿着常熟路，走到长乐路，再打车回家。

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活动范围（抑或上海其他区域），在街头，在树下，在公园，在店铺门口，都会“长出”各种宝贝，诸如床垫、柜子、沙发、餐桌、冰柜、猫爬架等等。

根据上海市出台的相关管理条例，大件垃圾执行谁产生谁负责的原则。如果要处理这些大件，需要自己联系相关机构上门清运，费用在几百元左右，已经远超破旧家具本身价值。

处理它们反而要花钱，很多人干脆在深夜“一丢了之”，把处置成本转嫁给城市管理部门和环卫工人。

图 | 被丢弃的行李箱、凳子

他们可能没想到的是，丢弃的一些尚可使用的物品，被王兰这样的Stooper捡了去，重新出现在城市出租屋里，而不是进了城市垃圾集散场。

长久下来，王兰捡到过很多“宝贝”。桌子、椅子、小拖车、行李箱……她甚至还在七夕节、情人节捡到过各种泡泡玛特玩偶、玫瑰花、还有被礼物纸包装的整盒避孕套……

有次，她捡到了一枚卡地亚戒指，兴奋得整个晚上没睡着。天亮了拿去机构检测，结果是个赝品。

作为每年至少要搬一次家的沪漂，王兰的这个小爱好，为她节省了一些硬性开支。

她不需要购买大件儿家具，省下的这些钱虽然不多，但可以弥补水电、话费、地铁票等等这样一些生活开支。

有时候王兰会想到自己其实跟街边躺着的“垃圾”一样，没什么区别，平凡、普通，就连自己的名字，一百个女孩中至少有四五个叫这名字的。

或许正因为这样，王兰才会享受这种“天上掉馅饼”的生活小确幸，这也成为她在周末夜里放松自己的方式之一。

王兰心想，等到她要离开上海的那天，她或许会像它们曾经的主人那样，丢弃它们，让它们重新寻找归宿。

惠特曼在《草叶集》中写下：“我不怀疑，琐碎事物、昆虫、粗人、芦苇、被摒弃的废物，所包含的远远多于我所设想的”。

作家三毛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捡拾垃圾的人。美国激进派环保主义者罗宾·格林菲尔德经常上街捡拾城市垃圾，把自己一年产生的全部垃圾穿在身上……

在“垃圾”这个主题的背后，是一整套围绕废弃物、丢弃行为、旧物利用、惜物爱物的社会观念、实践反思，而年轻人的街头Stooping就是垃圾文化的民间形态。

当这个宏大的命题落在阿丘的身上，他并无过多的深思熟虑，在他看来，深夜去捡垃圾，这个行为本身就很酷。

阿丘是个行动型环保主义者。环保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彰显自己特立独行的立场。

33岁的阿丘经常说自己是个上海老登，留着长发，爱穿喇叭裤和夹拖。阿丘不爱拍照，朋友问他，酷酷的样子怎么不拍下来。

阿丘直言自己有镜头恐惧症，对这个小小的像人类眼睛一样的玻璃状东西，阿丘似乎有着天生的恐惧。

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让阿丘害怕的事物了。阿丘参加了社区志愿团队，每周都会穿上红马甲，去街道捡拾垃圾。红马甲加上喇叭裤，样子着实有些奇怪，也让社区居民批评质疑。

但阿丘依然坚持参加活动，他爱打扫，爱把垃圾归集一处，他有时候觉得这些放错位置的“可回收资源”，比一些人类还要靠谱。

图 | 社交平台上博主的分享

在夜里，阿丘和王兰一样，成为了“垃圾猎人”。阿丘与王兰不同之处在于，阿丘对大件家具不感兴趣，他捡回来，不是要让它们发挥家具的功能，而是把它们改造成一件件艺术品。

比如他会多攒几个被人丢弃的木头桌子，把桌腿全部拆卸下来，锯成相同长度，打上螺丝，拼接成一个安装在门口的狗栅栏；比如，他会把废旧的塑料花篮剪下来，用打火机慢慢烧，雕成一朵朵小花……

图 | 回收塑料小花

这些东西明明可以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即刻送达，阿丘却要坚持花上好几天慢慢“手搓”；明明可以买现成原材料，阿丘却要熬夜去街头拾荒寻找。

常人不可理解的行为，用阿丘的话来说，“这是酷酷的行为”。他要让居民丢弃的“废物”重新活过来，反向佐证它不是废物。

他的这一切行为，只为打通这句话的逻辑。

垃圾文化，又称废弃美学，是西方亚文化概念（Trash-culture），是指对废弃物艺术化改造，进而反思消费主义。从环保角度来评判，垃圾文化是回收-惜物-再生循环的生活文化。

在深夜街头捡拾宝贝的年轻人中，不乏有一些像阿丘这样的“垃圾文化”拥护者。

他们的人生信条是，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藏。拒绝盲目买买买，倡导通过改造给“废物”二次生命。

阿丘曾经在康定路捡到过一个木头台灯，经过改造，被他制成了相框。他放了一张去世的爷爷照片。那一瞬间，他那些存有爷爷印象的记忆仿佛又涌进脑海。

这份看似有趣的城市猎宝游戏，其实也绕不开现实里的各类风险与矛盾。街边堆放的废弃物本就是违规丢弃的垃圾，街头捡拾缺少明确规则界定。

来路不明的物件可能藏有卫生问题，破损的构件也会带来受伤风险。不少人追随网络热度参与其中，把捡拾旧物当作拍照打卡的素材，冲淡了循环利用原本的意义。

阿特刚做Stooper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

他刚进入圈子，认识了三五好友。他们建了个群，彼此分享一些“情报”。哪条路有个垫子，哪条路有个猫砂盆，哪条路有个旧凳子等等。

在这个新手群里，有个女孩追踪到群里一条床垫情报，刚好住得近，就立马先下手为强，喊上男朋友，把这条床垫捡回了家。

她本想把床垫拆开，给家里的宠物狗做个窝，没想到床垫里被前主人缝进去了一大笔现金，数了数，有五千多元。女孩大发横财，十分高兴，就在群里说了这件事，并群发了两百块钱红包，感谢大家提供的情报。

过了两三天，前主人找上门，问他们是不是拿走了床垫里的钱。这对情侣只说拿了床垫，拒绝承认拿了钱。为此，双方还动了手，闹进了医院。

这件事极大地冲击了阿特，这也让他认真思考，丢在街上的那些东西，归属权是不是也一并被前主人丢掉了？如果大大方方地捡走了这些东西，前主人找上门，这个东西到底算谁的？

图 | 被丢弃的搬运小拖车

还有些新手Stooper以此为名，去拿街边商铺门口的椅子凳子，他们默认为这些物品既然不在店内，那一定是店家丢弃在路边的。

可是，这些物品有明确且无可争议的归属。这类行为在阿特看来，不是Stooping，完全是盗窃行为。

街头垃圾来源复杂，这就产生另一类风险，即卫生与安全风险。像王兰、阿丘这样经验丰富的老手Stooper，他们都会戴一副手套，东西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清洗消毒。新手就会觉得这些步骤很麻烦。

也是在阿特那个群，有个新手，捡了一个花瓶。刚拿到手，发现瓶口裂了，不小心割破了手。阿特在群里让他立即去医院打针。

这些被丢弃的东西，从哪里来，从什么人手里丢掉，都是未知数，千万不可大意。阿特在外面“寻宝”，最担心的就是感染传染病病毒，因此他从来不会捡床垫、马桶等等这些贴身物品。

最让人矛盾的当然是观念问题了。在一部分人眼中，Stooping这样的城市猎宝游戏，是令人所不齿的。

捡来的东西，价值顶多一两百，在上海工作生活的年轻人哪个买不起？非要熬夜去捡垃圾？社交平台上打卡式跟风涌现，被人当作流量噱头，却淡化了环保内核。这也是不被大众所理解的原因之一。

阿特经常在朋友圈分享“战果”。于是，老家亲戚中传出了谣言，说他在上海混不下去，只能捡垃圾。阿特父母哭笑不得，让阿特以后发朋友圈屏蔽掉亲戚们。

尽管Stooping还是小众行为，Stooper们还是少数派，但这些行为本身却难能可贵。

Stooping的珍贵之处，不在于“捡垃圾”这个形式，而在于它唤醒人们重新审视废物的价值，它不禁让我们思考，这些遗落在街边、被人丢弃的废物，真的是一无是处吗？

我们不必否定年轻人的这股街头探索潮流，也不必盲目跟风追捧，却可以接纳行为背后所传递的惜物理念。

真正的环保主义，或许从来不是在街头捡拾各种垃圾废物，而是从每一个人的理性消费、垃圾规范处置开始。

当年轻人的这股街头热情，与社会治理、城市文化、行为秩序相互兼容，旧物才能重获新生的美好，废物才能拥有新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