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就联合国秘书长选举郑重表明态度。
要知道,现任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即将走到终点,但2027‑2031年新一任秘书长的遴选经过三轮安理会非正式摸底投票之后,局势非但没有变得明朗,反而愈发扑朔迷离。
据悉,中方已经和多名候选人面对面沟通,其中两名来自拉美地区的女性候选人进入优先考察视野,而另一名得到西方大力追捧的人选,中方则持审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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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选举的“难产”,恰恰是整个世界正在经历的撕裂与挣扎。
按照联合国宪章定下的规则,秘书长的产生分为两步走,首先由安理会给出正式推荐名单,再交给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组成的联大完成任命程序,历史上几乎没有出现联大直接否决安理会提名的情况。
而安理会这一关,才是真正的“独木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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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安理会理事国,候选人至少要拿到9张鼓励票,同时“不能遭到五大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否决”,只要五常当中有一国明确反对,哪怕其他国家全部支持,这名候选人也只能止步于此。
这一轮,轮到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因此主流候选人基本都出自这片大陆。
截止到2026年9月,安理会已经完成三轮非正式意向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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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投票结果流出之后,哥斯达黎加的蕾韦卡·格林斯潘拿到9票鼓励、5票不鼓励、1票无立场,暂时处在榜单第一位;来自圭亚那的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收获8张鼓励票,但不鼓励票数从之前的3票上涨到6票,压力明显增大。
曾经呼声很高的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这一轮仅仅收获1张鼓励票,后续选择退出角逐,告别这次竞选。
不过,需要明确的,中方自始至终没有公开点名表态支持任何一位候选人。
因此,2026年5月,王毅外长先后会见格林斯潘、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巴切莱特等多位参选者,聆听每个人阐述自己的竞选纲领,同时肯定他们对于多边主义、联合国事业的表态,但没有给出明确的背书。
至于原因,他们各有利弊!
格林斯潘是哥斯达黎加经济学家,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秘书长,还做过哥斯达黎加副总统。
论大型国际机构管理经验,几位候选人当中她算是相当亮眼的一位。
要知道,联合国当下一大痛点,就是全球发展赤字,大量发展中国家面临债务、贸易不公、经济复苏乏力的难题,贸发会议恰恰就是专门聚焦发展中国家经济诉求的平台,多年工作经历,让她非常熟悉南方国家面临的现实困境。
这也是外界普遍判断,她比较契合中方提出的能力标准的重要原因。
但她作为犹太裔拉美候选人,和以色列、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很可能会成为竞选路上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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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巴以冲突带来的人道灾难牵动全世界神经,如果未来秘书长在相关议题上无法做到一碗水端平,联合国的公信力会直接受损,这也是很多国家心里放不下的顾虑。
另一位重点考察对象罗德里格斯‑伯基特,是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
圭亚那属于加勒比小国,体量不大,但她拥有多年一线多边外交实战经历,长期在联合国会场摸爬滚打,非常熟悉安理会博弈规则,也得到加勒比共同体一众小国的力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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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气候正义、维护弱小国家权益这类议题上,她敢于站出来发声,很能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情。
可她的短板同样突出,缺少独立执掌大型全球性机构的实操经验,更多是作为外交官参与谈判,一旦坐到秘书长位置,要统筹整个联合国庞大体系,涉及人事、预算、跨部门协调,这份管理大考,外界尚不清楚她能不能交出合格答卷。
第三轮投票当中她的不鼓励票大幅上升,也侧面反映,部分国家对她还存有不少疑虑。
再看格罗西,技术官僚出身,常年深耕核安全领域,处理过伊朗核问题等棘手议题,美英法十分看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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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秘书长岗位,更多是平衡全球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要兼顾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多元诉求。
他过往不少公开表态高度跟随西方立场,很难让俄罗斯以及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放下戒备。
即便西方国家卖力为他造势,只要有五常大国持否定态度,他的竞选之路就很难走通。
而巴切莱特的退场也给所有人一个提示,当一名候选人在多轮摸底投票当中持续遭遇大量“不鼓励”,就算过往光环再多,也很难继续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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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谁,作为五常之一的中国,将始终秉持着公平公正的态度处理国际事务,在秘书长选举上依旧如此。
2026年5月王毅外长提出的四点硬性要求: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拥有过硬外交与综合协调能力;关键问题主持公道,重视发展中国家诉求;把握联合国改革方向,推动机构提质增效。
这四条标准拆开来看,每一条都戳中现在联合国正在遭遇的现实麻烦。
要知道,最近这些年,个别大国喜欢把联合国当成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工具,动不动拿人权当借口去插手别的国家内部事务,把自己的价值观强行包装成全人类标准。
如果未来秘书长变成某一方的传声筒,联合国就会彻底失去中立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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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如今摆在联合国面前的难题一抓一大把,部分地区战火持续燃烧,饥荒、难民危机不断发酵,气候灾害频繁来袭,全球债务危机压垮众多低收入国家,再叠加联合国自身深陷预算缺口泥潭。
新一任秘书长,既要斡旋大国之间尖锐矛盾,又要协调193个立场千差万别的国家,还要管好联合国庞大臃肿的内部机构。
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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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年,国际格局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一大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南方。但是在联合国的决策舞台上,话语权分配却没能跟上现实变化。
中方希望下一任秘书长可以真正把耳朵偏向广大中小国家,在谈判博弈当中看见弱者的处境,而不是一味向强权看齐。
这不单单是中国一个国家的期待,更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埋藏已久的共同愿望。
同时,中方也提出了推动联合国改革提质增效的要求。
运行八十多年,联合国这套体系已经积累不少沉疴,机构重复设置,流程繁琐,部分决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古特雷斯任期之内已经启动联合国改革倡议,但改革推进阻力重重,很多利益固化很难撼动。
下一任秘书长,既要守住联合国的初心,又要有魄力去做内部革新,让这个庞大组织摆脱低效内耗,真正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开会、发布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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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条件组合在一起,已经勾勒出我们心中理想秘书长画像,他不是某个大国的盟友,而是全世界共同的“调解员”与“实干家”。
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面对西方力挺的格罗西,中方会持审慎态度。
当然,审慎不等于直接一票否决,外交场上一切都存在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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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格林斯潘、罗德里格斯‑伯基特虽然被优先观察,也不等于已经锁定胜局,她们身上依旧存在需要化解的争议,五常之间还需要持续博弈谈判。
不过,至少这场秘书长拉锯战,已经证明,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道路上前进!
只有大国不去把国际组织当成工具,中小国家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家共同尊重宪章定下的规则,多边主义才不会沦为一句空洞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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