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拿回自主权？李在明趁美国没注意，一举废掉韩国几十年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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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8月4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龙山总统府主持召开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10月2日，存续78年的韩国检察厅将正式被撤销。

很多人看到第一反应是“韩国司法终于改革了”，但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看，李在明本人从2021年起就是检察厅追杀的头号目标，2024年初还在釜山被人用刀刺穿颈部。

一个差点被检察厅送进监狱的人，现在亲手把检察厅拆了。这件事的性质，恐怕不是“司法进步”四个字能简单概括的。

要理解李在明为什么要拆检察厅，得先知道这个东西过去有多可怕。

韩国检察厅的权力结构，在全球司法体系里都算异类。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时，检察厅成为独立执法机构，第二年就被赋予了直接侦查权。

当时之所以这么设计，是因为韩国人对日本殖民时期的警察极度不信任——警察是殖民统治的帮凶，那查案的事就不能全交给警察。于是检察官被推上了刑事司法体系的核心位置。

但推上去之后，就没人能把它拉下来了。韩国检察官不仅独占公诉权，只有检察官能决定是否起诉，还拥有绝对的侦查权和侦查指挥权。

检察厅虽隶属法务部，但检察官办案完全独立，总统和法务部长官都不能干涉具体案件。更关键的是，韩国检察系统内部实行“检察同一体”原则，全国检察官必须对检察总长上命下从。

上级一句话，就可以随时叫停或移交一个案子。而对检察官的监督，几乎不存在——只有检察官才有权调查检察官。

这种权力结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检察厅可以自己发现案子、自己查案子、自己决定起诉谁、自己决定不起诉谁，整个过程不受外部制约。

在韩国政坛，这就是一把随时可以砍向任何人的刀。

韩国的“青瓦台魔咒”，指的是历任总统卸任后多难善终的现象。而这个魔咒的背后，检察厅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2009年，前总统卢武铉因涉嫌受贿接受大检察厅中央调查部调查。调查期间，检方持续向媒体释放真假参半的信息，对卢武铉及其家人进行人格层面的施压。

2009年5月23日，卢武铉在庆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的后山跳崖身亡。韩国法务部长官随后发表声明，称检方将结束对卢武铉涉嫌受贿的调查。

2017年，前总统朴槿惠因“亲信干政门”被弹劾后，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签发逮捕令。法院签发逮捕令后，朴槿惠随即被移送至首尔看守所。

检方认为她涉嫌滥用总统职权、受贿298亿韩元以及泄露机密等多项罪名。

2018年，前总统李明博因涉嫌收受贿赂、挪用公款等多项罪名被检方提请逮捕。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签发逮捕令，李明博成为继全斗焕、卢泰愚、朴槿惠之后，又一位被批捕的韩国前总统。

小编看来，韩国历任总统“出事”的比例确实偏高，但这未必是因为韩国政客天生犯罪率更高，而是因为检察厅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它可以对任何人发起调查，而几乎不受任何制约。

当这种能力被政治势力利用时，它就成了清算对手最顺手的工具。

李在明在任总统之前，他本人就是检察厅追杀的头号目标。从2021年开始，检方围绕大庄洞地产开发案、赞助金案等对他进行了数百次强制搜查。

最嚣张的时候，检方甚至在法庭上要求判处李在明两年监禁，试图彻底切断他的政治生命。

2024年1月2日，李在明在釜山加德岛视察新机场用地途中，遭到一名持凶器男子袭击，随后接受了手术和住院治疗。

韩国政府后来将这一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袭击者被判处15年监禁。

李在明没有走这条渐进路线。他利用执政党在国会的多数席位，直接推动立法。

2026年7月31日，韩国国会以175票赞成、2票反对、1票弃权的压倒性比例，通过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国民力量党从7月30日起发起冗长辩论试图阻挠，但未能阻止表决。代理检察总长具滋贤随后提交辞呈。

8月4日，李在明主持召开国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修正案。根据修正案，检察机关将不再拥有自行发现案件、直接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和收集证据等权限，仅负责提起和维持公诉，但可要求警方开展补充侦查。

检察厅将被撤销，新设拥有起诉权的公诉厅和拥有侦查权的重大犯罪调查厅。所有刑事案件原则上由警方、重大犯罪调查厅和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负责侦查。

这次改革之所以能在2026年落地，和李在明选的时间点有关系。

2026年，美国正深陷国内政治周期，外部又被中东和东欧局势牵扯精力。美国保守派智库和国会议员虽然对韩国检察改革发出了警示，认为削弱检察权可能破坏韩国司法独立，但白宫层面并没有采取直接的强硬行动。

韩国检察体系与美国的关系确实很深。这套制度源头可以追溯到战后美国军政当局的设计，检察官精英圈子里亲美力量深厚。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人才培养、情报共享和司法协作，在这个圈子里积累了相当的影响力。

在很多情况下，美国不需要在台面上对韩国总统发号施令——只要检察体系内部的亲美力量占优，这条隐蔽的沟通渠道就一直有效。

李在明把检察厅拆成几个互不统属的机构，客观上增加了外部势力单点渗透的成本。

但改革本身也埋着不少隐患。

新成立的重大犯罪调查厅还没开张，就已经面临缺人缺头的困境。法务部长官人选一换再换，第一任厅长的听证会还没排上。

编制方面，检察官只保留原有2292个编制的80%到85%，约3000名调查人员打算裁掉2000人，一线已经开始担忧案件越来越多、人手跟不上。

更值得关注的是权力转移的方向。侦查权从检察厅转移到警察系统和重大犯罪调查厅之后，谁来监督这些新的权力主体？警察系统的权力突然急剧膨胀，也更容易受到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

有分析人士指出，李在明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表示“警察权力膨胀问题需补充措施”。部分执政党人士主张，改革不能以检察厅解体结束，而应该把公诉厅和重调厅的权限也最小化。

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则直接批评这是“量身定制的防弹衣”，认为改革的目的就是帮李在明摆脱他自己身上的司法风险。

李在明身上还背着8起案件，其中6起正由法务部下属委员会核查。国民力量党的说法虽然带有政党立场，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10月2日之后，韩国检察厅将成为历史。起诉权和侦查权被分开，检察厅同时掌握“发现犯罪”和“决定是否追诉”两项权力的时代结束了。

从制度设计上看，这确实降低了检察系统被政治势力利用来定点打击特定人物的可能性。

检察厅是那把刀，而握刀的手，来自政治阵营的对抗。

如果韩国政坛“你死我活”的斗争逻辑不改变，即便检察厅被拆分，新的机构、新的工具仍可能被用来延续旧的政治清算。

李在明趁美国顾不上拆掉了检察厅，但拆掉一个机构容易，改变权力运行的逻辑很难。他给自己留的后路能不能走通，答案不在10月2日生效的那部法律里，在韩国政坛接下来的走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