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5年10月，河北邯郸前线，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部队压向晋冀鲁豫解放区。枪声尚未停歇，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却在指挥所里作出一个改变自身命运的决定：率部脱离内战，接受改编。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临阵倒戈。日本投降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国民党军队调集多个师进攻解放区。高树勋既是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又是旧西北军系统的重要将领，对蒋介石的排挤和内部倾轧早有不满。
邯郸战役中，国民党军进攻受挫。高树勋部处在进退两难之间，继续作战，部队很可能被消耗；服从蒋介石，又意味着参与内战。会议上，许多人沉默不语。高树勋只好点名询问范龙章。
范龙章站起来说：“高先生怎么决定，我就怎么干。”
一句话，打破了僵局。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部分配属部队起义，参加人数达万余人。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较早公开宣布起义的一次，对当时战局和舆论都产生了明显影响。
但部队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旧军队成分复杂，许多将领只是服从现实，有人赞成，也有人观望，甚至有人趁乱离开。高树勋起义后组建民主建国军，后来改称建国军，可这支部队始终面临整编、待遇和思想统一等问题，番号最终在1947年被撤销。
新八军副军长马润昌，早年任河北大名专区保安司令，是高树勋整合河北地方武装时的重要助手。他不赞成高树勋与共产党接近，对借干部整训、保护进步人士等做法多有抵触。起义时，他迫于现场气氛举手同意，随后设法返回国统区。
马润昌后来被安排为第三绥靖区少将参议，实际权力有限。淮海战役中被俘，送入战犯管理所，1961年获释，此后公开资料很少。
新八军参谋长王有度同样反对起义。会议结束后，他与马润昌一同离开，回到国统区后曾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第六补给区参谋长等职。1949年后被闲置，国民党退往台湾时随行，晚年情况不详。
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廖安邦，学历和参谋能力都较突出。他曾在东北讲武堂、陆军大学学习，长期担任高树勋的参谋助手。起义后，他一度要求离开，未获同意，甚至试图闯出指挥部，结果被控制。
形势既已改变，廖安邦还是选择留下，担任建国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部队撤销后，他转到华北军政大学工作，1955年调往河北地方，1968年在天津病逝。
范龙章的态度，则是起义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此人早年经历复杂，先后在多支部队任职，但1943年庞炳勋集团投日时，他拒绝孙殿英诱降，突围而出。邯郸会议上，他的明确表态让其他人有了依托。
起义后，范龙章任建国军第一军军长，1946年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接见。1947年1月，他升任建国军副总司令，部队撤销后从事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留在河南，1972年病逝于郑州。
新六师参谋长肖秉钧也是坚定支持者。高树勋曾因蒋介石排斥异己而苦闷，肖秉钧反问：“为什么不能走另一条路？”这句话虽短，却反映出部分旧军官的真实心态。他后来任建国军第一军副军长兼参谋长，转任华北军政大学教员，参与河北地方工作，1989年病逝于张家口。
暂二十九师参谋长陈明韶支持起义，后来任建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副军长。全国解放后因身体原因疗养，1956年病逝，终年55岁。暂二十九师师长尹瀛洲则不同，他曾率一个团脱离高树勋部，返回国统区，后来又在1949年12月于四川德阳起义。新中国成立后任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参事，1968年病逝。
河北民军总指挥乔明礼起初犹豫，权衡后选择留下，出任建国军第二军军长。部队撤销后转入地方工作，1965年在北京病逝。第八挺进纵队司令杨清植则当场拒绝参加起义，后来在北平从事情报工作，北平和平解放后南下，1963年在台湾病逝。
这些人的选择，说明邯郸起义并不是整齐划一的集体行动，而是一场在战争压力、政治分歧和个人判断交织下完成的转折。高树勋本人也曾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始终没有否认当年的决定。1951年，一名老部下对他说：“当年的决心下对了。”高树勋只是点头。此后，邓小平曾回忆，对高树勋后来受到的不公，自己一直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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