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彭德怀、习仲勋等人面对的，并不只是一纸军区改组命令。此时西北大片地区尚未完全解放，地方武装情况复杂，部队补给线漫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改称西北军区，意味着解放西北进入新的阶段。
这个军区的辖区很大，涉及陕北、关中、陇东、三边、榆林等地，并逐步连接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以及伊克昭盟等区域。它既要承担作战任务，也要负责接管城市、整顿地方武装和保障交通。指挥部的几项核心职务，必须由既懂战争，又熟悉西北情况的人来担任。
司令员是彭德怀。
当时的彭德怀已经是人民军队中极具威望的统帅。西北野战军成立后，他长期在陕北主持作战，面对胡宗南部重兵压境，没有选择与敌军硬拼，而是依靠灵活机动牵制对手。
1947年，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等战斗接连展开，西北野战军以相对有限的兵力不断削弱敌军。1948年3月的宜川战役，又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彭德怀在陕北形成的指挥威信，正是西北军区成立后由他担任司令员的重要原因。
有人曾问他，西北战场最难的是什么。彭德怀回答得很简短：“兵少，敌强，路远。”这句话虽朴素，却点出了当时西北作战的真实处境。
政委是习仲勋。
习仲勋长期在西北从事革命工作，对陕甘宁边区的地方社会、群众基础和干部队伍都十分熟悉。与彭德怀侧重军事指挥不同，习仲勋更擅长把军队行动同地方建设结合起来。部队打到哪里，群众工作、政权建设和后勤保障就要跟到哪里，这正是西北解放能够持续推进的关键。
解放战争后期，西北不少地区仍处在旧政权与地方势力交错的状态。单靠军事进攻难以解决全部问题，如何争取地方人士、稳定社会秩序，同样考验军区领导能力。习仲勋在这一方面积累的经验，使他成为军区政治工作的核心人物。
政治部主任兼副政治委员是甘泗淇。
甘泗淇属于经验丰富的政治工作干部，曾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重要政工职务。抗战期间，他在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及晋绥军区从事政治工作，熟悉部队组织、宣传和干部管理。
西北军区成立时，部队来源多样，既有长期在陕北作战的老部队，也有从其他战场调来的力量，还有陆续改编的地方武装。怎样统一思想、整顿纪律、提高部队战斗力，不能只靠命令。甘泗淇主持政治部工作，承担的正是这项细密而重要的任务。
1955年授衔时，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个安排，既体现了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的资历，也说明政治工作在人民军队建设中占有重要位置。
参谋长是阎揆要。
参谋长不像司令员那样经常出现在战报中，却是军区机关运转不可缺少的人物。阎揆要长期从事军事指挥和参谋工作，熟悉作战计划、兵力调配、情报研判以及部队协同。西北地域广阔，部队分散，战事又常常跨越多个方向，参谋机关必须把分散的信息汇总起来，转化为能够执行的作战方案。
四个职位各有侧重。司令员定下作战方向，政委负责统一领导和组织动员，政治部主任抓部队政治建设，参谋长则保障指挥体系顺畅运行。它们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岗位，而是一套相互配合的军区领导机制。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军区的领导班子并非一成不变。张宗逊、赵寿山等人先后担任副司令员，韩练成也曾在军区担任参谋方面的重要职务。赵寿山原为国民党军将领，1947年进入解放区后，参与西北地区的解放工作；韩练成则在莱芜战役前后逐步脱离国民党阵营，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将领。
1949年下半年，随着西北战场形势迅速变化，军区机关和野战部队的指挥关系不断调整。彭德怀、习仲勋等人既要指挥作战，也要处理新解放地区的接管与建政。西安、兰州等城市相继解放后，军事机关的任务已不再只是打仗，而是转向军事、政权和社会秩序的全面衔接。
此后，彭德怀转赴新的岗位，习仲勋继续在西北承担重要领导工作，甘泗淇、阎揆要等人也分别在军队建设和国防事业中发挥作用。西北军区从战火中走来，其指挥部的四个核心职位，留下的正是人民军队由战争状态转入国家建设阶段的一次重要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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